陆铭（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邯郸一名初中学生被三名同学杀害一案引发舆论震惊，当前，该案正在侦办过程中。据媒体报道，本案中的三名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都是留守儿童，这再一次把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暴露在公众面前。
留守儿童，是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和地区之间的跨地区人口流动当中形成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由于留守儿童数量庞大，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长期以来，各方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花了很大力气，但是效果有限。这也与各方对一些问题成因的认识分歧有关。
可以说，解决留守儿童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越来越紧迫，这不仅关涉到一个数量庞大群体的前途，也是中国建设人力资源大国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提出，做好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救助。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越来越紧迫
根据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发布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2020年，中国0~17岁的留守儿童中，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的人数分别达到4177万和2516万。
从成因角度来说，留守儿童问题的背景是城市化和区域经济的集聚发展，带来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以及从一些相对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集中。但是，我们长期以来所实施的公共服务政策，特别是子女教育的政策安排上，主要还是依据一个孩子是否拥有本地户籍来决定其是不是能够公平地、顺利地入学。
在实践当中，随着外来人口规模的增加，一些孩子迫切需要在当地入学，在一些地方相关部门也做了大量的努力。总体上看，在一些小城市，流动人口的孩子入学基本无障碍，但是在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目前实施的子女入学政策，主要是以外来人口，也就是留守儿童父母的积分为主要标准，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很多年轻的父母在大城市打工，但是他们的子女却无法在当地顺利地入学，所以只能留守在老家，有时是留守在老家的农村，有时候是在老家的县城。其中，也有一部分留守儿童处于缺乏成年人照看的状态，在学习成绩、身心健康等等方面，面临着比较窘迫的境况。
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可以说相当紧迫。首先，这是一个几千万级数量的孩子的教育和成长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孩子的学龄时期，如果家庭长期处在分居状态，孩子缺乏家长的陪伴，那么孩子的成长会受到很多负面的影响，包括学习成绩、身心健康、营养状况等。
当前，中国正在建设人力资源大国，从国家的角度而言，随着人口数量红利的消失，人力资源的质量越来越重要，因此，解决好留守儿童教育、成长问题，与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质量密切相关。因为，等到留守儿童长大后，一方面他们的人力资源水平可能无法顺应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可能由于其小时候成长环境较差，而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社会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的阶段，服务业就业的占比远远超过了制造业，而服务业需要人与人之间面对面地打交道，需要通过加强人在城市里的生活经验，来提高他们在城市的就业机会以及收入水平。从服务需求者的角度来讲，如果服务的供给者在城市里能有长期稳定的就业、居住和经验，那么其所能够得到的服务的质量也会随之提升。
笔者与魏东霞做的一个研究显示，对于一个从农村进城的人口来说，他越早进城，他就越有机会在城市里获得服务业就业岗位，并且收入更高。换句话说，如果留守儿童问题能够尽早解决，就可以让孩子尽早进城，来顺应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这有利于提高个体的就业机会和收入。
总而言之，留守儿童的成长首先当然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话题。可以说，解决这一问题越来越紧迫。
两种解决思路之辩
一直以来，关于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鼓励父母回老家，另外一种思路就是笔者一直坚持认为的，要让留守儿童随着父母在其就业和居住的地方，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鼓励父母回老家的办法，其代价就是相关父母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同时，也会导致他们当下所在城市服务就业人群的供给不足，会带来服务价格的上升，对于城市发展也是不利的。
相应的经验研究表明，曾有一段时间，为了控制个别城市人口，实际上抬高了户籍的门槛和外来人口子女入学的门槛，甚至关闭了一些专门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提供教育的小学，结果就导致要么是一些孩子回老家，成了留守儿童，而父母继续留在城市（控制人口的目的并未实现）；要么是少部分的父母跟孩子一起回了老家，但是，其结果就是一些城市服务人群供给不足，随之服务价格上涨。
因此，鼓励父母回老家的思路，表面上看起来有利于促进家庭团聚，但实际上可实现度很低，因为市场经济规律就是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而鼓励父母回老家的做法，不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这种思路的效果并不理想。
另一种思路就是，让留守儿童能够逐渐地跟随父母到他们就业的地方去读书，这是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方案。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需要在人口流入地大量新建学校来增加学位。在这个过程中，近些年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就是外来人口较多的大城市，由于出生率的下降，有一些学校已经开始出现招不满学生的情况，因此，现在就是大幅度降低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门槛的最好时机，这既能够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进城问题，又不至于让闲置的学校出现资源浪费。
当然，即便这样做，也不能够立刻实现所有留守儿童都随父母随迁入学的目标。因此，在这过程中，需要加强对留守在老家的这部分孩子的关爱，对他们提供尽可能的关怀和照顾。同时，有部分留守儿童在幼年时期随父母到外地生活和读书，甚至就出生在当地，但到了一定阶段，又重新回到老家读书，对这部分孩子而言，他们对老家的教育体系不熟悉，因此，也要对他们的教育提供帮扶。政府也需要有目的地组织学校和老师，让留守儿童平稳渡过回老家的适应过程。除了政府力量之外，还要动员一些社会力量和资金，加入对留守儿童的关爱行动之中。
有学者观察到，一些留守儿童回老家以后，会遭受到一些校园霸凌，学习成绩出现下滑，这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有很多回老家的留守儿童，他们回到老家却不会老家的方言，会被认为是外来的孩子，所以他们处在一种在父母就业地是外来孩子，回到老家也是外来孩子的两难状态中。
推动随迁子女平等入学可以实现多赢
需要看到，在人口流入地，如果能够促进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入学，那么就可以有效地促进家庭团聚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根据笔者了解的情况，去年在浙江、江苏，除了杭州、南京和苏州中心城区以外的其他地区，都已经全面放开落户，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把自己的小孩从老家接过来，一方面落户，一方面让他们在当地入学。这就有力地回应了社会上的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当前城镇化已经没有动力了。实际上，只要我们在体制上能够做进一步的改革，城镇化就可以释放体制红利，未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镇化还有可以进一步推进的空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推动随迁子女平等入学，还可以有效地促进有效投资和消费。从投资端来讲，在人口流入地，为解决外来人口随迁子女而新建的学校，本身就是一种有可持续需求的投入。相反，在人口流出的地区，接下来会出现大量的学校闲置，因为学生数量会越来越少，此时再按传统思维在老家进行教育投入，则会出现大量的资源浪费。
从消费层面看，梁文泉曾经有研究发现，当孩子留在老家时，在城市工作的父母就需要大量汇款回老家，而由于家庭团聚所形成的消费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所以把钱汇回老家，实际上会导致整个家庭的消费受到制约。监测数据表明，我国流动人口月消费主要集中于1000\~1999元的水平，整体上消费偏低。因此，促进家庭团聚还可以通过发挥消费的规模效应，来提高家庭的福利。
不仅如此，解决留守儿童入学、进城问题，也会让流动人口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一方面是收入可以持续地增长，另一方面还可以更有效地被城市的社会保障所覆盖。如此，他们就可以大胆地增加自己的消费，尤其是对一些耐用消费品，比如家用电器等进行消费。随着流动人口在城市安居乐业，会极大地释放消费潜力，这是宏观上的消费促进和微观上的家庭福利提升两个目标双赢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