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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li L. Yang (@Dali_Yang) March 7, 2024
一、华尔街日报：中国御用历史学家们不停的改写帝国历史
华尔街日报记者王春翰 (Chun Han Wong) 近日发布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现在编纂清朝历史的努力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原因就在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要求“历史必须遵从自己的愿景”(demands it be bent to his vision)。
文章截图
文章表示，“几十年来，中国学者一直在党的要求下努力起草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正史编纂。 北京投入了数千名研究人员和数百万美元来完成这项任务，起草了100多卷、数千万字的草稿。 ” 然而，“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推动下，强硬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了这部早该出版十多年的史诗巨著迟迟未能出版，凸显出共产党正在加强对历史叙述的控制来为自己服务”。
由于中国现在领土疆界的合法性主要继承自清朝，这导致了清朝历史对中国当局十分重要。比如，2013年中国和菲律宾发生海上领土冲突，中国当局就要求在历史书中加入海洋部分的叙述，使得“历史与中国官方立场一致”。
作者引用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党内人士对清史草稿提出了广泛批评，称其与官方观点相差太远，并要求进行修改，以更好地将历史与习近平对未来的愿景结合起来”。另外，一位熟悉项目的人士表示，“批评集中在政治问题上，包括声称该草案‘不代表人民’。”
习近平利用国家对过去的关注，强化了他所谓的“正确历史观”，旨在巩固他的民族复兴和专制统治的“中国梦”。实际上，这意味着宣扬民族主义叙事，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实现不可阻挡的崛起，同时消除与官方准则相抵触的其他历史观点。
图片来源：新浪微哦；拍摄地点：嘉兴 ，中国梦
这份清史编著工作从2002年开始。作者引用熟悉项目人士的话表示，“习近平一扫2012年上台前普遍存在的相对宽容的知识分子氛围，让历史学家措手不及。”最终，这份清史草稿在经过多次修改之后在2018年完成，最后供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旗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共同审查，然而依然没有通过。
官方的130万字评估报告称，“清史草稿应该强调清朝统治者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淡化西方对清朝政治改革的影响，同时强调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
西方清史学家、达特茅斯学院教授柯娇燕 (Pamela Kyle Crossley) 表示，中国当局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征服。只有渴望成为中国人的人们彼此幸福的统一"。
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学家和清史专家欧立德（Mark C. Elliott）则称，他曾与一些编纂者会面。"虽然该项目始终是为政治服务的学术项目，但曾经学术仍然是第一位的。” 然而，"现在政治是第一位的，他们所写的章节对历史学家来说毫无用处"。
二、洛伊研究所：东南亚的“一带一路”项目未兑现的融资额达500亿美金
澳州洛伊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虽然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基础设施的融资方。然而，中国当局的承诺和实际行动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没有兑现的融资项目金额超过500亿美金，其中一半已经停工，缩水或者彻底放弃。
报告截图
比如，在越南的燃煤电厂南定1号电厂 (Nam Dinh 1) 由中国提供融资并且建造。结果越南当局出台了《2021-2030 年国家电力发展计划》，强调越南要向可再生能源和液化天然气转型。因此，该项目为了配合这一能源规划，要在12个月内改为天然气发电厂，否则将被叫停。
而一些重要的大型项目也进展不顺利。比如印尼雅万铁路和缅甸金边机场，由于成本上涨，以及与当地土地所有者的司法纠纷和劳工问题等导致延期和预算超支。
报告表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有许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几乎只专注于为雄心勃勃的大型项目提供融资，但是这些项目往往容易出现问题和延误。此外，其他原因还包括合作国家政局不稳、利益相关方协商不力以及化石燃料项目日益搁浅等问题。
最后，报告称“中国正在吸取经验教训，从大型项目转向小型项目，并更加注重风险管理、项目准备、财务尽职调查以及更高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三、艾瑞卡·切诺维斯：非暴力抗争的未来
中国民主季刊在本月编译并发表了哈佛大学教授艾瑞卡·切诺维斯 (Erica Chenoweth) 的文章，解释了公民抗争近10年成功率下降的原因，经验教训和未来该如何行动。文章译者为言晓义，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获台湾梁实秋文学翻译奖。
报告截图
首先，作者表示非暴力抗争的规模正在扩大。1900年-2019年期间共有628场目标最大化的民众运动 (即试图推翻现任国家领导人，或试图通过分离或驱逐外国军事占领或殖民势力来实现领土独立的运动)。尽管解放运动通常被描绘为武装叛乱，但这些运动只有不到一半(303宗)涉及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其他325宗运动则是主要依赖非暴力的民间抗争。鉴于严峻的环境，越来越多的人转向非暴力的公民抵抗而不是暴力，在过去50年里，这一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
图片来自报告
其次，作者总结了五点原因导致非暴力抗争的扩大。第一，“可能是因为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非暴力抗争是一种正当且成功的变革途径。” 第二，新的信息技术使得了解以前不会见诸报端的事件变得更加容易。随着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报纸网站、社交媒体、私人聊天室等在线途径获取新闻。
第三，暴力市场正在枯竭。这一点在外国对武装组织的支持方面最能见微知著，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类支持急剧减少。 第四，在战后时代，社会开始更广泛地重视与期待公平、人权保护和避免不必要的暴力。 第五，从更令人忧心的方面说，如今人们可能有了新的抗争的动机。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民主政府出现了动摇并演变成威权主义。
然而，非暴力抗争的成功率却在下降。过去10年里，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低于其历史对应的水平。从1960年代到2010年左右，革命性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一直保持在40%以上，1990年代甚至达到了65%。然而，所有革命的成功率自那时以来一直在下降。自2010年以来，仅有不到34%的非暴力革命和8%的暴力革命取得了成功。
尽管政府在镇压对其权威的挑战方面更上一层楼，但非暴力抗争仍然以4比1的比例超过暴力抗争。这是因为武装对抗的成功率变得越来越低，一直在延续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下降趋势。尽管如此，但过去的10年也见证了公民抵抗成功率的急剧下降，扭转了以往60年总体上升的趋势。因此，过去的10年呈现出一个令人不安的悖论：正值公民抵抗成为挑战政权最常见的途径时，它却开始变得不那么奏效了——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
对于成功率下降的原因，艾瑞卡·切诺维斯给出的解释是是运动自身性质的变化。第一，在参与度方面，公民抵抗运动的规模平均来说，相较于过去有所缩小。第二，当代运动倾向于过度依赖大规模游行，而忽视了其他可以更有力地瓦解政权稳定的手段，如大罢工和大规模的公民抗命。第三，这可能与运动过分强调公众示威和游行有关：近年来的运动越来越依赖于数字化组织，特别是通过社交媒体。第四，非暴力运动越来越倾向于接受或容忍诉诸暴力的边缘群体。
然而，艾瑞卡·切诺维斯依然认为非暴力抗争仍有前途。由于疫情已经影响了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这些信息现在可能比危机前更能引起广泛共鸣。因此，尽管最近全球范围内的非暴力抗议活动遭受了挫折，但2020年并不代表成功的非暴力抗争的终结。相反，疫情的大流行为世界各地的运动提供了一个急需的重启机会，并且许多运动已经明智地利用了这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