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你如何真的确定，灵魂找到自己的样貌和身体。
3月31日是国际跨性别现身日（International Transgender Day of Visibility），Visibility也可以翻译为“可见”，这一纪念日呼吁人们看到跨性别者的处境。
跨性别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性别认同与其出生时的生理性别不同。根据联合国开发署2012年调查报告，在亚太地区，对自己性别不认同人群大约有千分之三。按照这个比例推算，中国大约有400万跨性别者——差不多是整个山西太原市的人口。但我们几乎看不到这个群体的存在。
在这些人中，很多正处于青春期，面对与自己认知不符的性征的快速发育，他们会产生巨大的焦虑、痛苦。在学校老师点名，让女生站起来，然后让男生举手，有的孩子既不站起来，也不举手。TA不知道该如何定义自己的性别。他们还会遭遇校园霸凌，最终很多人被迫休学。
根据《2021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在7625名受访者中，71.7%的跨性别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状态，69.8%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状态。
2017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整形外科医生潘柏林，成立了国内首个“跨性别综合门诊”。在这里，跨性别者被称为“来诊者”，而不是患者。潘柏林说，他们身上没有任何需要强制纠正的病变，他们的身体是正常的；他们的焦虑来自于对自己身体的不接纳。
门诊中，跨性别者会与医生、家人一起探索自己对自己身体的认知——面部、喉结、胸部、皮肤、生殖系统，他们寻找自己的焦虑来源，并接受专业的治疗。
在潘柏林看来，性别认知并不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而是由一种又一种具体的感受组成，一个人对自己的某个身体部分或某种性别特征的持续的不满意，是最直观的指标，“感受是最不会欺骗自己的”。而医生的角色，也并非帮助来诊者决定自己的性别，而是更像心理咨询师，他们提问、倾听，并与来诊者一起探索人和自己身体的关系。
接诊七年来，潘柏林和他的团队经历了不少来诊者家属的反对、质疑和举报。很多人问他，潘医生你有孩子吗？你孩子要变你怎么想？
必须承认的是，跨性别者是一个边缘化的群体，跨性别门诊也是一个边缘化的专业。从这里走出去的来诊者，即便与自己的身体达成和解，也会面临更多社会层面的困难。很多人把性别重置手术那天当做自己新的生日，他们在这里重新“出生”，也开始迎接新的挑战。
对于跨性别这个主题，人们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更重要的是事实。在这篇文章里，潘柏林讲述的是真实案例和科学研究结果。
他讲到，不被周围人接纳的未成年跨性别者，对外界的忍耐力会降低，路人对一位男跨女的跨性别者叫一声“小伙子”，就会让 TA冲动打人。而家长有时就是给孩子带来伤害的人。面对潘柏林的提问，性别重要还是性命重要？一位家长毫不犹豫地说，性别重要。
另一个重要事实是，跨性别门诊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来看的。来诊者需要在精神科拿到“易性症”的诊断，医生还要多次确认其焦虑状态。而且在这个门诊里，也没有痊愈一说。焦虑缓解了，更接纳自己了，就是好结果。
以下是正面连接与潘柏林医生的对话：
“你觉得孩子的性命重要还是性别重要？”
正面连接：跨性别者是如何形成的？
潘柏林 ：到目前为止科学界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论，有些学者认为是先天的，有些学者认为也有后天环境参与的部分，但从诸多科学家挖掘的过程来看，更多人愿意相信先天因素的成分更大一些。
目前的医学手段对跨性别者进行全面的体检，都没有发现他们的身体上有任何的异常，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不会把TA叫病人。这也是性少数群体的一种。
不是病人，TA为什么要来医院看病呢？因为对自己的性别不认同，TA经常会处在一种焦虑抑郁状态当中，这种焦虑抑郁严重了，可能影响TA的生活、学习、工作、建立家庭，甚至可能还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极端的结果。要一辈子住在一个不喜欢的身体里，肯定是比较绝望的。跨性别群体的自杀率也远高于普通人。整体来说，他们的现状是不太乐观的。
跨性别医疗的目的是帮助他们缓解这些焦虑，帮助他们接纳自己，过一个正常的一种生活，回到正常的人生轨迹。
正面连接：在过往问诊经历中有多少是未成年人？
潘柏林 ：拿去年为例，跨性别来诊人数大概在800例左右，未成年人差不多占到1/10，不到100人。
青少年比较复杂，当他们处在青春期，看到自己性征快速发育的时候，焦虑会特别严重。有家长反馈，说孩子以前学习特别好，出现性别焦虑以后一点也学不进去，成绩一落千丈，在学校也不说话，行为举止奇怪到让周围人都怀疑TA有问题。
比如老师上课点名，让女生都站起来，然后又让男生举手，TA既不站起来，也不举手，大家就很迷惑，这个人怎么回事？类似这样的现象还挺多。上厕所也是很难的问题，他们到底去哪个厕所？有男生再打扮得女生一点，同学就觉得TA是个娘娘腔或者变态什么的，很容易就被孤立起来，甚至遭到霸凌。对他们来说上学是一件困难的事，很多人就选择在家休学。
周围人对孩子的不接纳，也让孩子对外界的忍耐力越来越低。前段时间发生一件事，有个家长来我的门诊，说好不容易挂上的号。我说你都这么不容易挂上号了，怎么孩子没来？他说别提了，本来是和孩子一起来的，刚出火车站，迎面走来一个问路的，跟孩子说了一句：“小伙子，知道厕所在哪吗？”TA一听到“小伙子”，火一下就上来了，把人给打了一顿，直接被警察关进去拘留了。
其实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能见到情绪不稳定的未成年人。有时候这些家长已经很耐心，很愿意帮助他们了，两个人在诊室我听起来很普通的一两句对话，孩子都有可能觉得刺激到自己，有的现场拍桌子，吵得特别激烈。不知道哪句话就会触发他们的情绪。
正面连接：您一般怎么跟家长普及跨性别这件事？
潘柏林 ：我会先给他一张材料，上面言简意赅地写着几个最主要的观点，我再给他解释一遍：
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性别，男的和女的，为什么会这样区分？是因为人在出生的时候医生会看一下他的生殖器，有哪一套生殖器，就把他归为哪个性别，对于没有发育异常的人来说，就完全可以区分他的生理性别。
但随着人们对人心理状况的挖掘，我们发现人的心理状况有很多元化的表现，这种多元化也表现在对性的认知，可以归纳为主要的三个方面——性认同，性表达，性倾向。性认同，指的是我认同自己是什么样的性别，我是个男孩，我就认同自己是个男孩；性表达，就是我用什么方式表达出我的性别，我是男孩，我会留短发，穿男装，留胡子等等；性倾向，就是我喜欢什么性别，我是男孩，我是个异性恋，就喜欢女性。对于社会大多数人是这个样子，他们代表了性多数群体。
那么社会很大，我们发现，无论任何种族，任何国度，任何时间段，三个方面当中都会有少数群体存在，比如说性倾向，有些人可能喜欢同性，或者是两种都喜欢，就是所谓的同性恋和双性恋。这个可能是普通大众都听说过的概念，但另外两个概念就很少接触了。
那么其中“性认同”这一方面，我是男孩，但我并不完全认同自己是个男孩，甚至有时候还认同自己是个女孩，那么这部分人就叫跨性别。
正面连接：家长的接受度怎样？
潘柏林 ：没有一个家长是很容易就接受这件事的。之前我跟一位家长沟通很长时间，他依旧不能接受孩子进行任何跨性别改变，孩子虽然不说，但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最后我就凝练成一个问题问家长：“你觉得孩子的性命重要还是性别重要？”家长毫不犹豫地说，“性别重要！”转身就离开诊室。他们再也没来过。
几乎90%的家长都会问，潘医生，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改变我孩子的思想，让TA接受自己的生理性别？
医学上有一种定义叫做“扭转治疗”，就相当于矫正跨性别者的性认同。这里就有一个科学问题，性认同到底能不能矫正？这个问题等同于性倾向能不能矫正——我是个同性恋，能不能通过一些方式把我改变成一个异性恋？如果有人觉得不好理解，再反过来，我是一个异性恋，有没有方法能纠正我变成一个同性恋？
医学上已经做过一些尝试，扭转治疗目前的结论是，不仅没办法帮助跨性别的孩子，反而会加重孩子的焦虑。
扭转治疗的手段往往很残酷，都是很不人道的方式。有些孩子可能会因此走极端，有些孩子则因为实在受不了这种方式，谎称自己变过来了，再想办法出逃。很多文献已经证实过这件事，不仅不管用，经常还适得其反。所以我们不会推荐扭转治疗这种方式。
如果哪天孩子有转变了，绝对不是扭转治疗造成的。可能是TA在不断探索过程中，在进行跨性别医疗的体验中，再一次找到自己的方向。或者说转变以后面临的各种困难，让TA觉得没有办法承受，还不如隐藏自己的性认同。只有这种情况下TA才有可能变过来，但我们目前的经历中极少有这样的例子。
首先我们得尊重科学，不能用传统刻板的印象拒绝这件事，既然存在，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考虑，用一种多元化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事情，别把它想成没救了，或者是很糟糕的事情。
正面连接：跨性别门诊开诊七年了，您观察到的来诊者有哪些变化？
潘柏林 ：这几年我发现来诊者对医疗的需求越来越具体了，甚至有一些我们之前都没想过的项目。有男跨女（生理性别男性，性别认同为女性）觉得自己身材五大三粗，太爷们儿了，想让肩变窄一点，然后就去网上搜索，发现日本某个诊所里有锁骨缩短的手术，特别兴奋地来找我们，问能不能做？我们仔细看了一下，首先这肯定不是常规项目，但也不是不行，只不过会带来一些风险，比如做完之后肩关节的活动会受限，梳头等举高的动作会做不利索。我们也理解TA的诉求，所以也会在未来做些研究，看看到底有没有更合适的方式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从某种程度上看，跨性别医疗也是跟着跨性别群体的诉求而发展的。
潘柏林的诊室
对自己不满意，就能来看诊吗？
正面连接：跨性别门诊对来诊者设立门槛吗？
潘柏林 ：首先第一步要去精神科诊断，在精神科有了易性症的病例之后，下一步再到我们这来。我们门诊只面对跨性别者的性别焦虑，之外都不属于我们的就诊范围当中。
之前有一个女同性恋过来问诊，说自己的胸太大了，对象不是很喜欢，想要切掉。TA并不是自己对某个方面有不认同，这样我会明确拒绝，这不属于易性症或者跨性别诊疗范围。
再就是那些没有做足够探索的来诊者，没有想清楚对这个手术的效果和风险，对手术之后的改变和压力，应对策略也没有想清楚，甚至家庭宣教也没有做到位，一般来说我们会让TA再探索一段时间。
还有人看网上有人做了手术，想着我做个男生压力太大了，换成女生会不会压力小点，根本就不是对自己身体不认同。如果对方想转变的动机不符合易性症诊疗标准的话，我们肯定会拒绝。
正面连接：对未成年人的诊疗有哪些不同之处？
潘柏林 ：对于16岁以下的跨性别者我们能选择的方式很少。
首先手术肯定是选择不了的，一是他们的心智也许还不成熟，对自己的判断也不一定完全准确，不好说这种焦虑是不是由青春期的心理特点造成的。而手术是完全不可逆的过程，我们不能让Ta长大之后有后悔的可能。
那么内分泌治疗能不能做？内分泌治疗也有两种，对于16岁以下的激素治疗，我们会选择一种完全可逆的方式，叫做青春期阻断治疗，相当于把TA的青春期发育按下了暂停键，不仅可以避免因性征发育带来的焦虑，也能利用这段时间让自己的心智再成熟一些，考虑问题再全面一些，然后再做一个判断。
这样相对来说至少出错率会低一点，等你判断清楚了，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以后，我们再看你答案是什么，给你一个更肯定的技术治疗。
青春期阻断治疗我们建议不要超过两年，只阻断16岁以前，比如从14岁做到16岁，当然也不是说绝对，如果你没有考虑清楚，再长一点也可以，但如果超过了青春期发育时间的话，再用这个就没有更大意义了。
而对于18岁以上的，符合内分泌治疗指征的跨性别者，会考虑应用更加肯定的激素治疗。
正面连接：性别重置手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做？
潘柏林 ：重置手术是慎重中最慎重的一步，在我们国家有很严苛的门槛，年龄限制在不低于18岁，还要父母知情同意，出具无犯罪证明，易性症诊断证明，必须是未婚、离婚状态。再加上我们对是否做性别重置手术有一个很漫长的评估过程，如果你把其他改善接纳度的方法都尝试过了，还是极端焦虑，并且对改变后面临的生活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也能独立去面对，我们才可以考虑给你做。
当然，严格的出发点也是不希望有人后悔。因为严苛的规定，很多跨性别者其实是很无奈的，结果导致很多人跑去泰国做了。但我从医生角度看，还是觉得定这么高的门槛有它积极的一面，因为一旦后悔，对于人生是毁灭性的。
前几年美国和英国新闻都有报道过，有人做了性别重置手术之后后悔了，甚至还把医疗机构告上了法庭，仔细看一下，这几例都是未成年人。
父母知情这一环节，有些很多跨性别者会觉得不近人情，觉得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决定在其他人手里，但我们是比较理解国家这一规定的底层逻辑的。首先，孩子认为性别转变是TA个人的事，但实际上对父母来说，他们得承受孩子从一个儿子变成一个女儿，或者反过来，这是一件冲击力很大的事情。这件事和父母也是有关的，不单纯就是一个人的事。第二，我们应该把家庭宣教放在前面，我们希望父母能更理解这件事，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但如果没有这一步，你越过父母去变了，很可能一辈父母就跟你断绝关系了，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如果你现在很难跟父母沟通，我可以通过我们的医疗服务帮助你，去让父母了解这个事情，让他们更多站在你的角度上帮助你，岂不更好吗？
正面连接：在未成年的诊疗中有没有比较遗憾的案例？
潘柏林 ：去年有一个男跨女的孩子来问诊，孩子15岁，还没到使用激素的年龄。父亲跟我们的意愿是一样的，说能不能用其他方式缓解焦虑，再耐心等一等，到了16岁再用激素治疗。
最后我们劝孩子，让TA先用一段时间青春期阻断治疗，当时已经联系好内分泌科的医生，准备启动治疗了。孩子也能听明白，只是轻轻问了一句，是不是真的不能先启动激素治疗了？我还是按照流程回答了TA，孩子没有任何抗争，接着就去做检查了。
直到两天后，孩子的父亲给我打电话，说很遗憾孩子不能过去治疗了，因为孩子一天前自杀了。
我当时很震惊，马上又给他打过去，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整个团队都很难受。同时我也感到奇怪，因为孩子好像并没有那么激烈的反馈。孩子已经15岁了，就差几个月时间。
回头我们也开始反思，有些人群往往一天都不能等，任何决策肯定都是不完美的，到底怎样才合适，或者说我们要不要做那么严格的年龄规定？能不能针对这些情况，大家多学科讨论一下，根据实际情况再来定，是不是这样会更清楚。
潘柏林正在接诊
人和自己的身体的紧张关系
正面连接：跨性别治疗有没有痊愈一说？
潘柏林 ：跨性别治疗的目的是改善自我接纳，减少性别焦虑，跟疾病痊愈概念不一样。我们是改善TA的自我接纳度，而不是改变身体的任何病理状态。我们只能说最大程度帮助TA缓解焦虑，但是也有可能有些人的焦虑是一直都缓解不了的。
我们得理解，它跟治疗高血压是不一样的，如果血压超过140/90，就必须得用降压药把它降到正常水平，这个是完全由医生决定你的治疗方案。
但跨性别不是这样子，我们会在探索的基础上，跟据来诊者自己的体验，一起商量帮助他们的方法。在探索过程中，医生扮演着一个协助的角色，告诉你有哪些选项，什么是非医疗的，什么是医疗的，效果能达到什么程度，风险是什么……到最后还是你自己决定要不要用这个方式。
因为他们身上没有任何需要强制纠正的病变，他们的身体是正常的。
正面连接：探索是指什么？
潘柏林 ：这个“探索”是指：我们会给TA一套题，让TA在一定时间段内反复确认自己的答案，看对方性别不认同的程度和广度，到底不认同多长时间了，带来了多大的焦虑。比如，TA对身上每一个性征，接纳程度怎么样；如果进行改变，对改变后的样子，要承受的社会压力有没有足够的理解。
探索具体做多长时间，我们会根据初次面诊的情况做一个判断，比如说来诊者已经过了青春期，对这个问题看得也很明白，或者已经体验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确定这个治疗是适合TA的，这个探索时间就可以很短。
目前我们做的一个特别大的科研课题，叫做“自我探索课”。就是研究一套课，让你更清楚更准确的对自己有一个判断。这套题不会要求来诊者在一天内完成，我们需要TA在一段时间内反复验证题的答案。
感受是最不会欺骗自己的，你是不是为某个方面持续焦虑，这个是最直观的。心理学上对焦虑有个很成熟量表，但它是评估整体的焦虑状态，而我们会直接问来诊者对具体对某个方面的不接纳程度，0分是完全不接纳，10分是完全接纳，大概评一个分。三个月后再评一下，如果持续都是很低分，对方又有改变的愿望，我们就可以给TA一些医疗建议。
比如一个人不喜欢自己的喉结，今天不喜欢，过了一个星期，一年，还是不喜欢，而且这种不接纳是越来越严重的，以及，TA对喉结去除手术各方面的风险都了解得很清楚，那我们就认为TA对这件事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
另一方面，还有社会对你的看法，你行使社会功能的难度，比如上厕所去哪，变过来以后原来认识的人怎么看你，都是需要考虑的社会压力。这个标准完全看来诊者自己的判断，每个人所处的环境都不一样，我们只能告诉TA需要考虑哪些问题，真正决定的过程还得自己完成。
跨性别治疗“治”的是什么？
正面连接：您是如何了解到跨性别这个群体的就医需求的？
潘柏林 ：2005年，我还是个年轻的整形外科医生，第一次在医院接触到了所谓的变性手术，我就找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献，那时候跨性别群体还有个很古老的名字，叫做“易性癖”。（后更名为“易性症”，指渴望以与自己的指派性别或称生理性别不同的另一种性别生活并为人所接受的心理现象。）
当时我是住院医生，做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者提到过激素治疗，我在同行中问了一圈没有人知道。从那时候我就意识到，针对这一类人群的医疗，肯定不止一个手术那么简单，他们需要一个全方位的诊疗，包括心理、内分泌、嗓音转变、家庭宣教、辅助生育，等等。手术只是其中一个手段，它还涉及很多需求。
打比方说，男跨女的手术，我们现在能做的是阴茎阴囊切除，再给TA做一个阴道，阴蒂和阴唇也都做出来。但是不是TA就能完全接纳自己了？可能对大多数跨性别者来说可以，因为外观看起来已经很像了，也可以去派出所改身份证性别了。但也有人不满足，TA说我没有子宫，生不了孩子，也有人会说，我的前列腺还在。这是特别深层的男性器官，对于女性外观没有任何影响，但TA就会觉得这个东西还在，自己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女人。当然，切除前列腺不是我们的常规项目，一般来说没有必要。
还有，比如男跨女做性别重置手术之后下腹疼，医生一看是个女性，就想会不会有妇科疾病的问题，但这个时候TA是不愿意告诉医生自己是个变过来的人，所以对跨性别女性来说，常规医疗也是一种考验。如果常规医疗也在我们团队进行，他们就会舒服很多，不用解释太多。
也有男跨女对自己的身高不满意，一米八几，觉得太高了，我们会给TA做心理疏导，或者指导对方通过服装搭配，充分利用你的身高，看起来更女性化一些。我们也有专门负责形象气质设计的医生，就像设计师一样。
我们定义我们的医疗项目叫“性别工程”，这是一项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工程。
正面连接：您的团队是如何组建起来的？
潘柏林 ：2015-2016年我就开始琢磨这个事情了，逐渐想我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还需要其他专业来参与，有一个多学科协作的团队。迫在眉睫的是内分泌科，负责激素治疗这部分。很偶然的机会，我在医院的音乐社团活动上和一个内分泌科的医生聊起这件事，他对这个专业很感兴趣，很快他就成了团队重要的成员。后来我又找了一个心理方面的医生，最早团队只有我们三个人。整个过程是从2016年到2018年。
因为性别重置手术它不只是一个手术，包含很多项目，从头到脚都有。我们北医三院整形外科的特点就是专业化，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专业。我们就找了几个专业医生，有做会阴的，有专门做胸的，也有专门做面部的，我们加在一起，队伍就比较壮大。现在我们团队核心整形科医生越来越多了，年轻的医生对这个也挺感兴趣。
到现在核心成员大概有7个人，再加上周边的（其他科室的）医生得有十几个人，已经达到一个MDT的基本配置——MDT的意思就是分步骤多手段进行协作医疗。
正面连接：跨性别医疗都有哪些治疗手段？
潘柏林 ：我们有一个顺序，先从没有风险和代价的非医疗手段开始，比如通过跟理解的人倾诉，减轻点压力，或者多关注学习和工作，转移注意力，冲淡这方面的关注。再或者通过改变外观：衣装、化妆、头发等等，打扮成认同的性别的样子。
如果这些方式能帮助到来诊者，那当然是最好的，没有任何医疗介入，也就没有任何风险。如果这样不行，我们再考虑用医疗的方式。
医疗的方式分为激素、手术、嗓音治疗等等。
激素治疗对于男变女有几个效果，第一个就是胸部可以发育，其次皮肤会变细腻，体毛减少，性欲和勃起频率降低，睾丸体积也会下降，肌肉线条变柔和，体脂重新分部，从一个男性身材逐渐变成女性身材。激素在女变男的效果就是让月经停止，肌肉变强壮，体毛增多等等。
那么手术部分比如男变女，就可以做面部女性化手术——割双眼皮，下颌角变窄，人中变短，嘴角上提，嘴唇变得饱满等等；其次是喉结，这也是男性的特征之一，可以考虑做喉结缩小手术；再往下是胸部，如果对方希望有胸，就可以做隆胸手术；最后是下体，把阴茎、睾丸、阴囊切掉，做个阴道出来。
女变男的手术一般很少涉及到面部，通常是做乳腺切除，乳沟乳晕缩小，然后是下体，把子宫、卵巢、阴道去除，再做一个阴茎。这些都是成熟的手术项目，除了手术和激素之外，还有激光脱毛、嫩肤、美白等医美项目。
所有的项目都根据对方不接纳自己的方面来选择，而不是都必须做，也没有一个特别的先后顺序。
正面连接：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成功案例？
潘柏林 ：大部分人做完治疗后精神面貌肯定都会比以前有明显改善。有一位女跨男做完手术以后，找了个女朋友，两个人都算是做了下体切除手术，然后TA也提早做了冻卵，自己找了途径，真要了孩子，一家三口生活很和谐。我们都很替TA高兴。
这样的例子不少，最终通过手术，顺利改变了身份，找到合适的工作，实现了他们这个群体中所谓的“过关”，以一种全新的身份面貌来融入这个社会，跟过去彻底说再见了。很多人会把手术那天作为自己的生日或者纪念日。
正面连接：近几年，关于心理性别为女性的跨性别者是否应该去女卫生间、能否参与女性体育赛事，网络上有很多争论。您对此怎么看？
潘柏林 ：这其实超越了我们医疗的范畴了，确实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从我个人观点来看，如果原来是一个男性，通过医疗变成一个女性后，去参加女性的体育项目，甚至说不一定进行了医疗，只是更改了性别信息去参加这个项目，确实可能会有一些不公平的存在。但如果不让这个群体去参加，从社会的角度好像又剥夺了他们获得这些赛事资格的权利。所以如何去界定，是一个需要很深入探讨的问题，恐怕不是我们做医疗的人能够决断的问题。
如果在一个很松的地方，TA只要说我认为我是女性，我就能进女厕所，确实会有风险，肯定也不太合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多设立第三性别厕所，这是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了。但没有这么好的条件的情况下，确实也很难办。
跨性别门诊多学科讨论案例现场
“很多人问，潘医生你有孩子吗？你孩子要变你怎么想？”
正面连接：跨性别门诊的医生和其他科室医生有什么不同之处？
潘柏林 ：其实我们跨性别门诊的医生每个人几乎都是一个心理咨询师，要照顾对方的情绪，用语也得相当小心，都会事先学习一套语言标准，有些话是绝对不能说的。比如“变态”，“变性人”，“XX癖”，“疾病”，这些还是比较容易想到的。如果你看到一个来诊者的身份证是男性，就说“小伙子坐下来“，这也是不友好的。
除了医学专业的知识，我们还必须要对跨性别群体和跨性别医疗有足够的了解，一个定义叫“多元文化胜任力”，就是你你能理解性多元文化，能够准确的跟跨性别者沟通、准确用语，包括给他们出治疗方案。我们会有相应的培训，一般来说一年有一次研讨会，会有国内外的感兴趣的医生过来参会，另外我们的社群也每年都会组织一次线上的培训会。
目前还没有官方的跨性别医疗的资质认证，这需要一些过程，我们希望它逐渐变得更加体面一些。跨性别医疗项目本身还是一个新鲜的东西，医学院里没有这个专业，教材里也没有，甚至现在协会的设置当中也没有。
但现在已经逐渐在做这方面工作了，去年成立了第一个性别医学的行业协会。2022年出版的《易性症多学科诊疗专家共识》，这是国内第一个有关跨性别诊疗的规范性文件，上面有整个诊疗流程，怎么去探索，激素该怎么治疗，手术该怎么做等等。
国际上还有个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叫WPATH，1979年就成立了。这个协会定期出一份指南，规格比《专家共识》要高，是建立在循证医学基础上做的，刚才提到的一些流程，就是依据这套指南。最新出的指南是2023年的第八版。
正面连接：作为跨性别门诊的医生，您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哪里？
潘柏林 ：近五六年，跨性别者的来诊人数每年以60%的速度在增长，去年我们接诊的跨性别患者大约1500人次，人数大概是800多位。其实两年前门诊就已经非常饱和了，一个医生肯本看不完，后来就发展成4个医生，依然还是很满，很难挂到号。
现在跨性别门诊有4位医生，一周有5个半天的接诊时间，分布在周一、周二、周四和周五。每个半天最多时候接诊二十多位，少的时候也有十二、三位，即便是时间比较充裕的情况，平均每个来诊者只有15-20分钟，是不够的。如果家长和孩子一起来的，一讲就要一个小时，才大概能讲明白。
接诊造成的压力我还是能承受的，毕竟这么多年了，有心理准备了。我的焦虑更多在于发展方面，我们经营这样一个边缘化，不是所有大众都能认可的专业。我们在一条别人都不走的路上，在摸着石头过河。
很多人问，潘医生你有孩子吗？你孩子要变你怎么想？甚至有一些还挺不好听的，觉得潘医生自己也有问题。这些我都经历过。有的同行也不理解，你有这么多赚钱的专业可以选，为什么就做这个？团队其他医生，其实同样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
有时我甚至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团队要不要定期的也做一些心理咨询，缓解一下工作中带来的压力，有点类似每个心理医生都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师。
正面连接：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将“易性症”去病化，如果国内也如此，跨性别门诊是否存在被取消的可能？
潘柏林 ：我觉得不会，你看我们美容门诊，也不是看病人对吧？有这方面医疗需求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们提供医疗帮助。美容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变得更好看，倒不如是为了更接纳自己，跨性别者也一样，我们都是用医疗技术手段，在帮助这些需要的人去更好地接纳自己。
潘柏林和跨性别门诊的医生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