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半月时间里，66岁的女保安陈淑芬遭遇了三次性侵。侵犯她的，是她所在保安队的队长。作为几乎没有反抗能力的老年女性，她像一只猎物那样走进一层层的陷阱。
陷阱
2月24日，夜间9点，长沙枫雅名苑小区，有业主要从平日上锁的消防通道开车外出，执勤的王师傅找不到钥匙。总钥匙串平时都放在监控室，监控室的胡明诚告诉他，钥匙很早就被保安队长于免拿走了。没人知道他拿走钥匙做什么。
王师傅询问于免，这才把车放了出去。
很小的事。今年53岁的于免在这个小区工作了10多年，比他的直系领导，物业项目经理吴怀秋待的时间还久，他没有义务去向一个普通保安解释什么。但是这一天的他，在同事的眼里还是有点反常。
拿走钥匙之前，于免和胡明诚吵了一架，他不允许平日负责监控室的胡明诚在晚饭之后继续在监控室工作，两个人各不相让，都拍了桌子。“这个人一定是要干坏事去了，不是去打牌，就是去搞女人。”胡明诚说。
随后，于免被目击到在小区三四栋打牌，和他一起打牌的人后来说，“那天晚上他输了400块钱”。至于“搞女人”，则是流传在枫雅名苑员工宿舍里的“闲谈”，不止一个人看过他在公共场合拍保洁阿姨的屁股。但奇怪的是，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坐实的“受害者”。
和同事吵架之前，于免给枫雅名苑唯一的女保安陈淑芬打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在下午4点12分，响了12秒，陈淑芬“不想接”。好不容易一个月里被排到休息，能住在女儿家里，今年66岁的她，当时正在带孙子。下午5点55分，电话又响了，于免催陈淑芬，明天是她的白班（7点上到19点），要她今晚必须到小区。
女儿没在家，接连的电话引起了女婿的疑心。“打这么多干嘛，人有点傻吧。”在他看来，于免的要求没有根据——家里有车，对于第一次来城里上班的丈母娘，他一直包接包送。陈淑芬也没有迟到过一次，甚至在同事的眼里，她总是早到的。“我也来撒了（我也生气了），明天的班，我不会迟到啦，我又不是第一回上班。”陈淑芬说。
但她仍然服从了保安队长的安排。和家人吃完晚饭，女婿把陈淑芬送到了枫雅名苑。洗漱完，她在于免隔壁的员工宿舍入睡。睡觉之前，她特意反锁了门，在门的后面抵了一把木凳子。
凌晨1点，有人见到于免离开打牌的地方回到宿舍。他并没有睡觉。凌晨2点左右，陈淑芬从梦里惊醒，发现一个男人在自己身旁躺下，她“吓得魂都掉了”。不知道于免用什么办法，走进了门被反锁且抵了凳子的宿舍。当晚，他对陈淑芬实施了性侵。
那天是元宵节，为了防止火灾事故，监控室的胡明诚和执勤的王师傅都要巡逻。烟花和鞭炮一直在响，一两点才安静下来。两个人沿着巡逻路线，绕电梯、楼道、地面、地库走了两圈，员工宿舍不在巡逻范围内。“救命啊！抓贼啦！”这是陈淑芬那个瞬间能想到的、最能喊出口的求救语，她“一路喊一路哭”，但没有回音。
4月，陈淑芬提起衣服的一角，露出她左侧肋骨处长达几厘米的，棕色的瘢痕，是元宵节那晚后，在伤口上新翻长出来的肉。于免的指甲很长，在反抗的过程中，指甲掐进了陈淑芬的肉里。这样的伤口，在肋骨附近，还有好多。
那不是她第一次被于免性侵。对于66岁的陈淑芬而言，噩梦早就已经开始。
1月6日，她和老伴刘建华在女儿刘芸的介绍下入职枫雅名苑小区当保安，这是他们在城市中的第一份工作。两夫妻住在同一个宿舍，几乎是一个不可能有犯罪空间的条件。但是，陈淑芬与刘建华的工作时间和地点“巧合”且完美地被错开了。
2024年2月的排班表显示，陈淑芬一整月都上白班（早上7点-晚上7点），刘建华都上夜班（晚上7点-早上7点），陈淑芬在大门附近的东门岗，刘建华在地下车库前的铁道岗。两夫妻在同一个宿舍里，过错开的“舍友”生活。
这份表格的制定者就是于免，安排保安的排班是他作为保安队长权力的一部分。
元宵节那天，原本陈淑芬应该和丈夫孩子一起，在老家为亲戚吊丧。但当女儿刘芸打电话给于免为父亲母亲请假的时候，他只批了父亲的假，留下了母亲继续上班。刘芸记得当时他给出的理由是，“同时两个人休，搞不赢咧”。
情况是复杂的，“保安队长”的身份为于免带来的甜头，日益加剧着权力结构中其他人受到的侵蚀。
有一位保安的孩子上高中，每个月只有2号才有比较长的月假，他想把自己的4天假期集中在 2 号。有一次当他尝试去沟通，于免拒绝说：“你为什么不早点讲？这个月没你的休息。”可是在给他买了两包烟后，假期被批准了。
这是常态，不止一个同事反映，自己在排班和假期上受到了于免的“吃拿卡要”——他的工资2700元，普通保安2300元，但是他使用自己很小的一点权力，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免费肉、米、油、烟等等。已经离职的保安说他“太贪”，“如果不送东西，（他）就会为难你”。
第一次进城市工作的陈淑芬和刘建华很默契地没有给他送礼。“坐在这里本来只有几十块钱一天，送东西，半斤四两的他也看不上，一送多了我自己也划不来。凭什么？凭什么要送东西给他？”陈淑芬说。
更可能的是，彼时的他们是木讷的，没有想要违反什么规则，也没有想到要利用什么规则，他们只当把老家的土地搬到了长沙这个小区的水泥地上进行耕种，盼着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天能够有所收成。当农民几十年，他们精于忍耐。
“我爸不准洗热水，不准用空调，不准用洗衣机。”女儿刘芸愤怒地说，这些事情她后来才知道。和这些一起被滞后知晓的，还有于免在一家人眼皮子底下实施的、对母亲多达三次的性侵。
这支由8个人组成的安保队伍里，气氛早就不好了，很闷，一种雷雨天到来前那种特有的沉闷。项目经理吴怀秋发现，于免从去年年底开始，变得特别颓废，事也不好好做，天天在宿舍里喝酒。“老于这次不出事，早晚都会出事。”他说。
陈淑芬入职一周后，她收到了一个命令，于免要求她去贴消防标签。
事后，有保安指出，按照规定，坐岗亭的保安不需要负责贴标签，但陈淑芬不知情。这种不合规的指派，与于免平时的“吃拿卡要”相比，并不引人关注。但胡明诚知道，在陈淑芬之前，有一个接近60岁的女保安也曾经被于免带去贴过消防标签。那件事情发生在2022年夏天，为了让那位女保安去贴标签，于免特地来找当时正在休假的胡明诚去顶了她将近一天的白班。
女儿刘芸也知道母亲被要求贴标签这件事。那段时间她刚好去宿舍给母亲送了一些吃的，因为陈淑芬不识字，标签上的字都还是他们一家人帮忙写好的。一整个小区的标签纸和贴条，厚厚一摞，装了几大袋。
当时，于免带着陈淑芬贴了一栋楼的消防标签，先到顶层，然后一层层往下贴。贴了一栋之后，于免要求陈淑芬在15分钟内把饭吃完，然后去接铁道岗罗师傅的班。“我妈（因为不会说普通话也听不懂他的方言）没去接罗师傅的岗，罗师傅骂于免，于免就骂我妈。”刘芸说。
“我听错了，我以为他让我继续贴，（于免）那脸一下子就垮下来了，好赫人（好吓人）。”陈淑芬说。很阴沉，这是她第一次因为于免而感觉到害怕。
1月13日，于免说要带她去贴地下车库。第一次下车库，陈淑芬很驯顺地跟着他，一直往里走。走到车库中部水泵房的门口，她不敢走了，“我怕，里面乌漆嘛黑。”陈淑芬说。可是于免先走进去，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伸出手一把将她拽进了水泵房。
那是一个偏僻的密闭空间。枫雅名苑有保安曾经跟着工程师进去过一次水泵房，里面很吵，水泵声，电流声混合在一起，轰轰地响。而且去水泵房需要专门的钥匙，业主和普通保安都无权进入，只有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每个月都要去检查消防设施的保安队长于免，才有水泵房的钥匙。
陈淑芬清晰地记得，那天，她曾很大声地求救，但就算是在白天，也没有人来。那个空间在她的形容里，是冷、伸手看不清五指的黑暗、嘈杂的噪音，还有酒。她记得自己闻到了于免身上浓重的酒味。
陈淑芬从水泵房里出来的时候，于免已经走了。一个不识字、听不太懂普通话、不会坐公交地铁的老太太，很难拥有概括复杂感受的能力。唯一可以用以回溯她内心处境的细节是，那天，她知道自己的老伴就在小区值班，近到从地下车库走出去就能和他见面，但她没有去。
她悄悄回了宿舍，坐着，第一次想到了“死”。“我是真的好气勒，想死在这里算了，但是我崽女都不在身边，我死了，他们连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安慰自己之后，陈淑芬为了完成工作，带着伤口，贴完了当时手里剩下的消防标签。这是她入职第8天，第一次被性侵。
沉默
1月13日，在水泵房被性侵；1月20日，她上夜班，老伴上白班，白天被入室性侵；2月25日，老伴不在长沙，凌晨被入室性侵。一次比一次更暴力，累积了3次。于免威胁她，“要是说出去，就掐死你”。
保安队所属的育天物业公司董事长黄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于免和陈淑芬的关系，是“一个巴掌拍不响”。随后，在4月的内部会议里，有朋友偷偷告诉刘芸，黄长对着相关员工把这件事情澄清为，“前两次是（陈淑芬）自愿的”。
陈述这些的时候，刘芸愤怒到脸上青筋微鼓。
本来是一个好心的决定。刘芸在育天物业公司的另一个项目担任项目经理，因为父亲在近年生了一场大病刚刚治愈，几个孩子想把父母接来长沙，一家人之间方便照应，就安置在育天物业公司负责的枫雅名苑小区当保安。
但在事后不断的追索和回想中，刘芸才逐渐意识到，从进入枫雅名苑开始，母亲就活在一种隐形“监控”里。
母亲没有机会当面向家人吐露自己的遭遇。每个月休息的四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在女儿家，女婿和两个孙子都在，她不好开口。甚至因为孙子经常要用她的手机玩“儿歌点点”，她自行删除了很多于免发给她的黄色图片。
唯一的缝隙是，刘芸有空会去看望父母，给他们带点水果，饺子之类的小东西。
但是每次刘芸去，于免都会出现，即便他一开始并不在宿舍，也会在很短的几分钟之内赶来。“我有时候想跟我爸爸妈妈聊聊天干嘛的，哪怕我把门关了，他都会推门进去。”知道性侵事实后，刘芸才回忆起其中的恐怖。不仅如此，于免还会私下对陈淑芬说：“陈姐，为什么你女儿来不喊我？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她有努力透出一些异样。
入职之后不久，她就开始问刘芸要“门搭子”，类似于防盗链的一种五金配件，她说的是，“怕贼”。1月11日，刘芸买了两个门搭子，拍照片发给母亲确认。后来，父亲把其中一个安装在了门外，本应装在门内的另一个，由于螺丝钉不适配，没法安装。1月13日之后，母亲的态度变得急迫起来，她向刘芸索要第二个门搭子上的螺丝钉，问女儿要不到就问儿子要，自己要不到就让刘建华继续要。
“你妈好多名堂。”刘建华对女儿说。刘芸记得，自己当时站在了父亲的这一边。“我跟我爸爸认为，她可能是因为钱财之类的要装门搭子，所以我们就给她装到外面了，他之前的锁就是很普通的那种防盗门的锁。”
没有人知道一眼看上去就有明显老态的陈淑芬，会在66岁遭遇性侵。她想把搭子装在门里面，这样门就无法从外面打开，她才能感到安全。
那段时间，她经常和刘建华拌嘴。刘建华在屋子里洗脚的时候，于免走了进来。陈淑芬质问他：“你为什么把他招惹进来？”在刘建华的视角里，于免只是有些东西放在这个房间，进来拿东西很正常。陈淑芬就说，想把屋子里所有别人的东西都甩出去。
还有刀的事情，宿舍床头有一张桌子，上面放了一张砧板，他们平时在上面切菜切水果。因为担心刀放在那里会有危险，刘建华就把刀收了起来。陈淑芬看到了，责怪他：“为什么你要动我这把刀？”这些情绪，被蒙在鼓里的刘建华不能理解。
没有机会开口，她也不好意思开口。“怕丑。”这是回忆这件事情的过程里，除了“害怕”之外，她说得最多的一个词。
她是农村里最常见的那种女性，只在年轻的时候留过长发，刘芸没有见过她穿一次裙子。以前她给母亲买过一条长度到膝盖的短裤，夏天穿着凉快点儿，但是穿了一次之后没有再穿过。这些女性在生育完后，就沉默着成为了母亲，成为了奶奶和外婆。
这是律师朱丹第一次经手老年女性被性侵的案件。他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桃色故事，事件的受害者是一名“老年女性体力劳动者”，一位普通的乡下老太太。朱丹为她录视频陈述情况的时候，中间掐断了四五次，他需要停下来，去为她解释各种词汇的含义，比如，什么叫做“你的姓名”。接受采访的时候，一句话就问完的问题，需要刘芸用至少五句话向她描述问题的意思。
“真的丢脸不起，丢脸不起的，孙子都那么高了。”在被问到当时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不说出来的时候，陈淑芬回答。
她的耻感在她和女儿的聊天记录里能找到痕迹。在水泵房第一次被性侵后，1月13 日，一整天，她没有给刘芸发一条微信消息。直到14日晚上，在岗亭里上夜班，没有前言后语地，发给了刘芸一个孙子唱歌的小视频。13日之后的几天，也是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她又发了4个孙子的视频到刘芸的微信。这些视频对她来说，仿佛是一种短效“止痛药”，能通过反复观看让自己忍下去。
她也试过去威胁于免，说要揭露他，可是被反问，难道你不怕丑吗？对方比自己，还要更清楚老年女性的软肋，他利用了她的软肋。
第一次性侵结束后，她在监控室找到他，发出了第一次警告：“你不要再骚扰我，你不要再来，你再来的话，我就去告你。”在她的回忆里，于免不以为然，有一句话的大意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是我们的私人关系。”这句话直接点爆了她。“我何不生气（我怎么可能不生气）？我和你什么关系啰？我认得都不认得你！你个矮子（于免的外号）！”
事情继续恶化。1月20日，陈淑芬上完晚班在宿舍睡觉，于免直接开门躺在了她的床上，对她进行了第二次性侵。她记得自己的手被掐出清晰的手指印，还有因为穿着薄衣服睡觉而更严重的伤口。于免再次威胁她，要是说出去，就把她杀了。
直到她终于开口和女儿说，“不想在这里做了，想回老家”。刘芸只能想到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想带她去医院看看，但是能方便说出来的理由只有：“坐那儿一身痛，坐得腰痛。”
她和刘建华也说不想做了，给的理由更接近真相一点，“不想看见那个矮子”。“不想看就不看嘛……在这里上班两口子在一起，不管是做饭吃还是搞什么，都有个伴，热闹一点。”她得到的回复是这个。
更重要的是，那段时间，刘芸收到育天公司的调岗通知，她就快要去枫雅名苑当项目经理，当于免的直系上司。陈淑芬觉得好像有盼头了，女儿快来了，女儿一定会保护自己。
不能说，又走不掉，在等待的僵局里，第三次性侵来得比女儿要早。她努力去够砧板上的刀，“想砍死他”，可是“够不到”，她伸手掐他的脖子，已经掐到了，“想掐死他”，但是没有用。酒后的于免面部通红，一身的蛮劲。她彻底崩溃，说一定会告他，“搞死他”。事后，她“坐在地板上哭”，“我真的哭，哭得要死勒”，她被气得吐了几口血。
那个晚上，她再也没有合过眼。心中所存的侥幸一个个全都落空了——第一次被性侵，她退让，想着不跟着他去任何地方也许就好了，但是于免来到了她的房间。等待女儿过来保护自己，但就算是消息已经出来了，他还是猖狂地又一次下手。肯定还会有下一次。“这样也是丑，那样也是丑。”她心想。
2月25日上午，项目经理吴怀秋出来，整理铺在小区台阶两边的蛇皮袋。他走下来的时候，陈淑芬正在东门岗亭上白班。不知道鼓了多大勇气，陈淑芬喊出来：“吴经理，吴经理。”她喊了两声，但声音太小了，他听不见。
吴怀秋沿着台阶，一路抖动蛇皮袋上的雨水，一路往上走，从最上面的一个台阶消失了。
她再一次陷入沉默。
点头
保安队内，同时酝酿着另一场风暴。而这场风暴，极其偶然地，成为了这桩隐秘性侵案的出口。
2023年，项目经理吴怀秋就想过要换掉于免，但怎么都“换不掉”。
他说，于免这两年不负责任，开会讲的事情都不去落实，甚至从去年年底开始，天天在宿舍里喝酒。但当吴怀秋把情况上报给公司的时候，得到的反馈是，“暂时不动”。至于为何不能动，他也没法解释，只说，可能公司有公司的考虑。
在性侵案发前半年，于免的妻子曾和小区食堂做饭的阿姨打架，闹到了派出所，导致于免和食堂阿姨都被开除。但有员工证实，事后不久，于免又回到了保安队，且仍然担任队长。
该公司董事长黄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才53岁，在公司做了10年了，找到一个53岁的人不容易”。
从公司层面表现出来的对于免的纵容，使得保安队内部的紧张气氛日益加剧。胡明诚是队内唯一敢跟于免互相拍桌子的人，从他2022年夏天入职以来，双方吵了无数场架。直到今年2月25日的午后，矛盾到达即将爆发的临界点。
同一天，凌晨遭遇第三次性侵的陈淑芬感受到自己心里再也“背不住了（承受不住了）”。刘芸说，“我妈已经崩溃了当时”。
她的崩溃似乎终于吓到了于免。当天晚上，他试图给她送去涂抹伤口的膏药，但她拿起膏药就往他身上扔，一边咒骂一边说：“我不要你的！”上午10点左右，于免在微信上发红包给她，她直到红包过期都没有领取。临近中午，他买了橘子想送给她两个，在东门岗亭，陈淑芬把橘子朝他砸去。她还举起手机对着地上滚落的橘子录视频，像在凝视一种极其肮脏的东西。
求助吴怀秋的努力落空后，陈淑芬在长达半天的时间里都没有继续求救。
她认生，语言不通，丈夫和孩子都不在身边，不知道自己可以相信谁。直到当天下午，胡明诚执笔写下一封长达三页的举报信，在其中详细叙述了于免的所作所为，由王师傅出面去找其他保安签字。陈淑芬不识字，当这三页纸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只知道，这是用来“搞于免的”。
原来不仅只有自己在恨他。漫长的忍耐后，陈淑芬第一次感到自己能够“有人撑腰”。一直以来于免用来加剧她保持沉默的权力结构，在这次意外的汇合里破碎了。
她对王师傅说，昨天夜里，宿舍里进了贼。王师傅问，是哪个？她说，是矮子。
下午6点，胡明诚在监控室接到王师傅打来的电话，他听见王师傅在电话那头说：“联名信不用写了，陈淑芬被于免强奸了。”
胡明诚的直觉告诉他，陈淑芬肯定没有说谎。大家每天聚在一起在食堂吃饭，他留意到陈淑芬身上发生的变化。刚来上班的时候，她还常常和他们打招呼，到后来，她变得不再高兴，吃饭板着个脸。胡明诚曾对王师傅说，“这个老太太有点怪，怎么不做声呢？”当王师傅带着陈淑芬来到监控室的时候，胡明诚发觉她浑身发抖，讲话结结巴巴，一直说“怕”。
陈淑芬的丈夫刘建华说过一嘴，胡明诚是个好人。胡明诚会在陈淑芬上晚班的时候跟她说，如果有什么事，可以找他帮忙。出于“同情受害者”，他顶住压力跟我们见面。哪怕捱到了深夜，也还是要陪所有记者把采访做完，因为“不愿失信于人”。
当天傍晚，在陈淑芬的丈夫和儿女都不在身边的情况下，胡明诚决定和王师傅一起，带她去派出所报案。面对瑟缩的老人，他安慰她：“21世纪了，是法治社会，你不要怕。”但陈淑芬没有讲出实情。66岁，她第一次去警察局，甚至害怕警察抓捕的会是她自己。旁边的胡明诚急坏了，急到在报案的时候，受到警察的警告：“你不要说，让她自己说，你在诱导她。”
当时问话的是个年轻的男警察，她好不容易开口告诉对方，于免把她的下体抓烂了，对方要她拍个照，但她不好意思拍，最后，只说被脱了裤子，被按在床上，没有说出后续的情况。
联名信的出现，让庇护于免的隐形条件产生裂缝，然而耻感依然围困着老人，这正是于免的隐秘武器。
在报警期间，于免和他的妻子先后来到派出所。在陈淑芬记忆里，于免走进询问室后，第一时间就朝她跪下，磕了三个头，求她：“陈姐，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喊你娘要得不？你不要说了。”陈淑芬气极了，直接当着所有人骂他，说：“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儿子，我就一脚把你踹到河里淹死。”
紧接着，他妻子也来了。陈淑芬说，在派出所，他妻子从包里翻出像爆米花一样的东西到处撒，说要死在这里。女人用很脏的话骂她，说陈淑芬年纪这么大了，还勾引别人老公，扬言要打死她。家人不在身边，胡明诚和王师傅也不能进来，她独自面对这对夫妻，更加不敢讲话。“吓傻了，吓得不敢说。”
胡明诚记得，那天于免的妻子被三位警察架住，倒着才拖出询问室。
晚上10点10分，在老家吊丧的儿子刘志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她说刚从派出所报完案出来，认不得路，不知道自己要去睡在哪里。在这通仅持续了61秒的电话里，母亲首次向儿女揭开她伤痕的一角。刘志记得她说，“于免这个畜生，昨天晚上进了我的房间”。
胡明诚和王师傅是在派出所门口的桥洞下找到她的，天色昏黑，长沙下大雨，老太太全身都湿透了。那天，由于陈淑芬的隐瞒，派出所按所能掌握的信息将这起案件定性为猥亵。
她开不了口，再次往回紧缩。这是排除职场这个条件后，老年女性性侵案常常出现的死结，没有子女的介入，性侵她们几乎不会被发现，而只要不被发现就不产生任何代价。
第二天，刘志早饭都没吃，带着姐姐、妹妹和父亲赶回长沙。为了瞒住父亲，刘志让妹妹刘芸单独去找母亲询问情况。而陈淑芬没有开口，母女面对面，长时间地枯坐。
刘芸耐心安慰她，不是她的错，但话都说尽了，陈淑芬就是沉默。直到她说：“妈妈，我们整个家族里面女孩子占多数，本身女性是一个很弱势的群体，你懂弱势是什么意思不？受欺负的都是女的。对于你来说，确实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但你看，这个小区里面这么多小孩子，不管是年轻的老的，如果大家受到了这种侵犯都不说，这个畜生是不是会更加肆无忌惮？他也受不到任何的制裁，只惯着他一味地嚣张。”
老太太不识字，根本分辨不了“强奸”和“猥亵”，因为报案需要签名，在公安局，她才第一次学会了画自己的名字。女儿这番话，撬动了她心里最底部的情感。“我要是不讲出来，害了我都是小事，还要害别人。要讲出来，丑死了都要讲出来。”
最关键的问题，刘芸措辞了好久，问她：“那个人有没有做爸爸对你做过的事情？”
陈淑芬点头。一个半月里所有怪异的碎片，在此刻凝聚起来。
刘芸终于知道在母亲身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白发迅速爬上她的头顶，腰背突然变得佝偻。“我能够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反反复复在折磨她。之前她最喜欢跟我们讲，人低头了火焰就低，要我们抬头挺胸。她从来不会塌腰驼背走路。但（那段时间）我特意提醒我妈妈，你脖子这里挺不直还是怎么的？她说，有这么回事吗？完全没意识地就塌了。”
为了瞒住父亲，兄妹谎称于免只是对母亲“动手动脚”。他们不敢告诉他真相。仅仅是听说于免“摸了”“抱了”母亲，年近七旬的父亲就“炸了”，差点冲出去杀人。
没有家人能在这件事情里保持理智，哪怕是自称最为冷静的刘志，也被愤怒支配。得知实情后，他前往枫雅名苑小区的保安队宿舍，使劲地踹于免的门。门没踹开，他从父母所在的房间翻窗出去，进入了于免的房间。后来他庆幸房间里没人，否则他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
在重新去报案的路上，刘志和刘芸偶遇于免夫妇，刘志克制住自己，走近他，用手指敲了两下于免的手臂，对他说，“你做好准备，把屁股洗干净，3到10年的刑期。”
他听到于免深深地叹了口气。
惊颤
2月27日，陈淑芬重新报案后，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将于免案立为刑事案件。当天下午，警察出动，抓捕于免。
他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开始策划逃跑，先是从枫雅名苑正门出去后右转，拐入一片安置小区内部，随后走进一家超市的正门，取走提前寄存的行李。刘志在正门蹲守了一会儿，没见他出来，赶紧绕到后门去，才截住了他。
陈淑芬的恐惧终于得以退散。第一次报警后，于免回到宿舍，对大家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此后一天多时间里一直游荡在外。陈淑芬害怕他真的找来杀了她。
4月3日，陈淑芬收到公安机关消息，称“犯罪嫌疑人已被决定逮捕”。代理此案的朱丹律师解释，“批捕就意味着检察院认可公安在侦查阶段提交的证据确凿，已经可以认定基本事实”。
刘芸把消息念给母亲听。她说，妈妈，你放心，于免被抓了。老人听闻，没有流露太多表情，只说了一句：“那就好。”
但是事情并没有在最高点结束，而是迅速下坠。于免的性侵罪行被坐实的同时，作为受害者的陈淑芬和家人，开始为他们的勇敢付出代价。
这桩发生在职场的性侵案被揭露后，育天公司的领导们从始至终没有对受害者给予过一句慰问。在刘芸第一时间打给公司的电话里，副总经理谢伟说，“这是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
陈淑芬的丈夫刘建华被卷入，有天他收到短信，“由于公司优化人员，现对你做辞退处理”。陈淑芬本人被“冷处理”，公司默认她已不再是内部员工。育天公司董事长黄长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根本不存在辞退，因为超过60岁法定年龄了，不是正常用工，只是临时工，签订的都是劳务合同。这种临时工过来干一个月、半年就走的情况，是行业业态，普遍现象。”
作为受害者女儿的刘芸，先是被通知调岗到离家30里外的小区工作，后又因拒绝调配未能按时到岗而被彻底开除。公司下发的《到岗通知书》上写着，“视为你主动离职”。
在被辞退三天后，刘芸再次收到公司发来的《工作联系函》，称刘芸“利用职务便利，将我司财物非法占为己有，金额达10万元以上……涉嫌触犯职务侵占罪”。跟刘芸同在育天公司担任项目经理的吴怀秋听闻这个消息，笑出了声：“那不可能。一个项目一年才多少钱？你才搞了几年？你贪污10万，那公司是个傻子，看不出来？”
在16年的律师生涯中，朱丹从来没有经手过这样的案件，受害人已经受害，还被开除，家属甚至被反控职务犯罪。
他的气愤，一路渗透到他为刘芸代笔的，给公司的回复信中：“在性侵案件发生以后，我作为受害人家属，屡次被你司恶意针对。首先是无缘无故地要求我休长假，然后又莫名其妙地要求我进行调岗，再然后停缴我的社保，最后发来《工作联系函》对我进行恐吓。在此，我郑重告知你司：我不会屈服于这些鬼蜮伎俩之下。”
原本，他是以受害人的代理人身份参与到性侵的刑事案件中去，但育天公司的行为促使他调转矛头，开始追究用人单位的民事责任。“这是职场性骚扰。作为单位来讲，你没有预防，没有保护，反而在这个事情发生后还助长风气，迫害当事人。我追究的是这个责任。”
法律规定了这方面的责任。《民法典》第1010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2020 年妇女节，湖南省正式施行了《湖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进一步维护职场女性的合法权益。
但是对朱丹和陈淑芬一家人来说，目前最困难的地方是，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单位应尽的预防和保护责任做出一些细化的、详细的规定，只是强调它应该有这方面的措施。“到了一个空白地带，漏洞说不上来，但是至少是空白。”朱丹回答。
随着律师和媒体的介入，育天公司内部的氛围越来越紧张，一开始由良知驱使着接受采访的知情者们，挨个切断了和记者的联系。4月召开紧急会议时，所有参会的员工都被没收了手机。只有几个好心的同事，在会议结束后给刘芸打来电话，告知她，黄长说她母亲前两次是自愿的。
谣言是一条人为制造出来的污浊河流，灌进了陈淑芬和刘芸的生活。身为女儿的刘芸出离愤怒，少见地骂脏话，说如果见到黄长，就想过去扇死他。她焦虑地接听和拨打电话，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对着话筒大声地说：“我跟你讲，任何人侮辱我可以，不要说我的父母。你连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上来一顿喷粪，你这什么意思？”
在连轴转的接受采访和取证过程中，刘芸时常顾不上吃饭，会因低血糖而发生晕眩。哥哥姐姐试图劝她，也要保护好自己，别把自己也搭进去。但她固执地咬着一条条线索前进，要去坐实于免犯罪过程中的蓄谋和恶意，取得新发现的时候，她会整夜无法入眠。有一次坐车，因为没有规律吃饭和长期的疲惫，她在下车后背过身去，扶着一棵树呕吐。
她问自己，如果不让父母来到长沙生活，是不是妈妈就能从悲剧中得以幸免？
4月15日傍晚，我们见到了陈淑芬，为避开人流，采访在乡间的小路边开启。行道上爬满尘土和野草，她脱下外套铺在地上，想让别人坐得干净些，而她自己则是无所谓。她一直都把自己放在最后面，用扁担挑着麻，和丈夫一起，把哪怕是最小的女儿也送上了大学。
她矮小，有些佝偻，脸上长有皱纹，从事保安工作，几乎是一个“完美受害人”。剥去了常见性侵新闻里被重点讨论的“年轻”“性感”这些外置条件，发生在陈淑芬身上的一切显示，性侵的本质是暴力，是强者对弱者的暴力。
吴怀秋说，于免并不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开会的时候吼他一句，他就不作声了。他身高只有1米5左右，被保安队同事起了一个绰号，叫“矮子”。但是当老年、女性、体力劳动者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足以让陈淑芬在权力结构里保持缄默，使他敢于对她进行连续三次性侵。
事情过去近两个月，陈淑芬仍然不敢直接说于免的名字。讲述经历的两个半小时里，她反复发生四五次惊颤，往往是肩背突然耸起，浑身僵住两三秒，然后才慢慢舒缓下来。她流着眼泪，想要讲述，她说伤口好痛，小便的时候也好痛。仿佛把痛苦说出来，记忆里的痛感才会离她远一些。“不能和别人说，不能和子女说。”她说。“平时我没哭出来，心里天天哭嘞。”重复了好几次。
作为儿子，刘志在母亲接受采访的时候，会选择主动回避。而刘芸，可能是整件事情里最悔恨的人，对于母亲的痛苦，她会产生一种类似于被锐器刺痛才会出现的退避反应。她难以直面母亲肋骨处的伤痕，也在母亲回忆被侵犯的具体细节途中要求打住。在采访里她第一次知道，原来母亲在每次被侵犯后都想过一死了之，想到子女才忍了回去。那几秒，她像个小孩子一样脆弱地哭了。
他们并非不愿了解，而是不敢了解，日夜在自责中苦熬。采访结束的那天夜里，送母亲回家后，刘芸瘫坐在车后座上，她轻声说：“好的，是知道了真相，不好的，也是知道了真相。”一直想保护母亲，不想让她受到二次伤害，但所有的一切，似乎把陈淑芬变成了一座新的孤岛。
她瞥见过那种从母亲身体里溢出的痛苦。
第二次报警之后，有一天大家一起在家吃早饭，刘芸看到母亲给父亲把筷子、碗都准备得好好的，连饭也都盛好，只等他过来吃。这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父亲什么也不知道。他觉得开心，但也意识到了反常，对陈淑芬说：“我又不是耐不活（做不了）。”陈淑芬没有说话。
是刘芸接了，她说：“妈妈对你好还要不得啊。”这件事情，她记得好清楚。
这些没有留在身体上的伤口永远无法真正复原。它们会愈合，会结痂，但还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应采访对象要求，除朱丹、黄长、谢伟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