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上海朋友给我发来那段传播很广的视频，在公园，保安禁止一个人读外国诗歌，“中国上下五千年文化，为什么不读中国诗？”
他希望我能写一下。“看到这个新闻，比看到100个贪官都难受。”
我能理解他。这样的上海，肯定让人伤心。前两天还看到一个类似的“片段”，在上海，有人和外国朋友一起在电梯里聊天，有人恨恨地看着她，还骂了一句“汉奸”。
这只是一张截图，我认为未必是真的。或许，即便是真的，也一定是偶发事件。我相信在上海的电梯里，仍然有人可以讲外语（尽管我已经好几年都没去过上海了）。
这两个“小事”，都关乎到某种“上海精神的隐忧”。
人们对这样的事反弹极大，说明很多人还是认可那个“积极与外国交往，融入世界的上海”，而不是一个排外的、狭隘的，甚至“土气”的上海。
禁止别人读外国诗的保安，成为某种象征符号：本土优先，妄自尊大。阶层地位很低，所以更愿意生活在某种幻觉中。
我觉得他有点可怜。实际上，他有点像年轻时候的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上海，尽管我那时迷恋外国诗，到上海还是能感觉到自己的老土。我生出一种排斥感，那种精细的、礼貌的、优雅的东西，是多么讨厌——我那时还不懂使用小资这个词。
幸运的是，我从这种“乡村至上”的情景中走出来了。昨天傍晚，我和朋友乘坐轮渡，看到了另一个视角的曼哈顿，让我对这个世界都市有了一种整体印象。
我不由发自内心赞叹，真是伟大的城市。
不过它真正伟大的，还不在于这种都市外貌，而是它的内部肌理：那种日常的、乱糟糟的又充满活力的东西。
过去几天，我和朋友一起去曼哈顿的韩国城吃了韩国料理，去中国城吃了粤菜，到法拉盛吃川菜——在纽约，当然还有日本城、印度和尼泊尔社区，人群可以以任何自己喜欢的方式呈现。
有人在时代广场做街头采访，第一个问题是Where are you from，答案真是五花八门。这里不但很少“纽约人”，甚至也没有多少地道美国人。当我们说“老纽约”的时候，只不过是多住了几年而已。
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曾经也成为世界上排名前列的都市，关于“上海滩”的种种想象，都以此为时代背景。在农业社会，上海毫不起眼，但是在都市时代，它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地方。
重要的是外贸，是金融，但是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人。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来，都可以在这里流动、创造，拥有安全感。这就是上海成为上海的原因。
但是，这样的上海，似乎正在变得模糊。
我知道，很多外国人离开了。几年前，我去上海的时候，甚至看到有成熟的“日本街区”，有很多日料，现在似乎不合时宜了。日式风情的咖啡馆，据说也倒闭了很多。
其实不止是外国人。我有很多“上海故事”。
一个女孩，曾经是金领。封控的时候，她卖掉了自己在上海的房产，改为租房居住。这样，她就变成随时可以离开的状态。
在洛杉矶见到一位读者朋友，他封控后“走到这里”。他有着帅气的造型和文身，此前在上海在证券行业上班。现在，他上午学英语、健身，下午开Uber，获得了某种新生。
我在上海的一位好友，几年前的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们在上海某个餐厅，还在讨论一个读书人的“上海共识”，不久前给我发消息，已经带着自己的藏书去了加拿大。他在上海的卧室床头，曾经堆着很多书。
这当然也是上海繁荣的标志：卖掉上海的房子，可以换成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房子，这证明上海已经到了一个高度。但是，一个城市如果有太多“离散”，终究不是什么好消息。
让他们担忧的，并不是那个保安，而是保安代表的那种逻辑：一个人掌握权力，就可以随意干预他人的生活。过去几年，有些保安在封控的时候，就品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他们现在还在回味那种快乐。
上海必须证明，保安的那种权力感是一种幻觉。只有这样，才算真正从封控走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