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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CDT关注】WOMEN我们|艾未未、AirDrop和三封邮件:一个同性恋政治犯的成长史
作者:Chris
发表日期:2025.1.1
来源:WOMEN我们
主题归类:苹果公司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本文作者 Chris 是一名苹果iOS开发程序员。2022年10月的四通桥事件后,Chris 在成都地铁里用隔空投送(AirDrop)传播抗议标语,遭拘留15天。他在文章中分享了拘留期间如何遭到警方暴力殴打以及针对同性恋者的歧视。获释后,他被社区网格员骚扰,被迫搬迁,最终和相爱多年的伴侣一同逃离了中国。

本文发表于独立媒体“WOMEN我们”的substack。Chris 写道,他的政治觉醒发生在高中时代,“那时候还能上谷歌和其他的国外网站,我看到了八九六四天安门发生的事情,感到难以置信。政府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欺骗民众?这个悬在心里很久的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 同一时期,他通过互联网了解到艺术家艾未未统计汶川地震中因房屋质量问题死亡的学生人数,继而通过艾未未的文章了解到刘晓波。Chris 写道,在学校里的政治表达令他被同学视为异类。

除 Chris 外,成都、上海、广州等多地均有人用 AirDrop 传播四通桥相关抗议标语。2022年11月,在 Chris 获释后不久,苹果公司开始限制中国用户使用 AirDrop,不允许针对陌生人永久开启 AirDrop 功能,而是每10分钟自动关闭。中国是第一个被苹果施加相关限制的国家,苹果12月开始给全球用户施加同样的限制

目前 Chris 和伴侣生活在美国。Chris 持续追踪苹果公司的自我审查和技术阉割。2024年11月,他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的一场线下活动中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CDT节选分享 Chris 的文章如下:

2022年,我29岁,在成都一家互联网公司做IT工作。那是我和邱桐在一起的第八年,他是媒体编辑。一轮让我恼火的封控结束后,我被允许回到办公室上班。10月13日中午,邱桐给我发信息,“北京有人‘冲塔’(游戏术语,其词义逐渐引申为冒着重大风险反对当权者)。”会议一个接一个,下午3点我终于回到工位细究他发的信息。彭载舟标语的每一个字我都深深赞同。同事们也在讨论这件事,我又激动又担忧,彭载舟怎么样了?我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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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两天,我和邱桐出门遛我们的小狗皮卡的时候,讨论了很多声援的方式,最后决定用AirDrop。从一个iOS软件开发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相对安全有效的方式。我很懊悔,因为工作错过了彭载舟号召发起抗议的日子。直到中共二十大开幕第二天,也就是17日,我踩进上班的地铁,点亮手机屏幕,才想起来自己的计划。

顾不上多想,我走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那里没有摄像头。地铁上人挤人,我把放电脑的书包背到胸前,手机伸进包里,眼神往下瞟,顺着AirDrop识别到的苹果设备快速挨个点过去。地铁转线的楼梯也在监控盲区,虽然人会少一些,但我也尽量在发。这样上班下班路上发了两天,我给三百多人发了四通桥标语,有一半的人选择了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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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地铁里用AirDrop传的图片之一。

工作照样忙碌。我所在的公司开发教培App,行业腾飞那几年,加班是家常便饭。公司几乎占据了一整栋41层的写字楼,我们研发组在38楼。同事们都很年轻,互相之间关系不错,我们还有一个私下的聊天吹水约饭群。20日晚上快八点钟,我帮同事解决了一个代码问题后准备下班。写字楼方方正正,中央是电梯,最外一圈是玻璃门围成的会议室,中间是一排一排的工位。我坐回工位收拾东西,突然抬头,看到至少七个黑衣中年人朝我走过来。

“你是张堃是吧?”

“是的。”我有些惊慌地回答。

“我们是公安局的。”一个人快速地给我晃了一眼他的警察证。

右边的男声紧接着出现:“手机密码是好多(多少)?”

我本能转向右侧,几乎是同时,后方出现一只手,猛地打在我的右脸上,顺势将我的头压向左侧。男声重复了问题:“密码是好多?”我没立马回答。我不记得数字,只记得密码手势,正在对应回想的时候,一直按在我右脸上的手移开了,更用力地扇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晕眩中我看见同事们望向我这边。 “莫不老实,赶紧说密码!”身后打我的人警告我。

得到密码后,一只手很快调出我在地铁传播的标语照片,递到我面前:“知道为什么了吗?”我回过神来点头答应,只觉得他们小题大做。我按照要求交出了所有电子设备,双手被束到身后拷起来,两个警察押着我进了电梯。我经过沉默的同事们,脑袋里一半空白一半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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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被捕那晚邱桐希望我看到的新闻。2019年5月,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漏洞调查小组警告苹果公司其 AirDrop 存在安全漏洞,原因是 SHA-256 加密过于老旧。后该漏洞被中国执法部门使用,以溯源AirDrop投递设备的手机号及邮箱信息。截至目前,苹果仍未针对此漏洞做出任何修复。

我被带到了成都市轨道交通公安局。首先是裸体检查,我在走廊一个堆满杂物的房间里,被要求脱光衣物。房门始终敞开,警察进进出出,看着我正对背对做下蹲等各种动作。检查结束后,我被带到走廊更深处的一个审讯室。

我坐在黄色木质高凳上,正前方是一张桌子、一台屏幕背对我的电脑和三把椅子。我顺从地按照一个警察的要求写下手机密码、iCloud密码和QQ密码。他拿着我的手机时,我看到那时大概八点半,屏幕上停泊着邱桐正在给我来电的画面。

我由另外三个警察审讯,他们要我一遍一遍地重复四通桥的口号,大声朝我高吼“这些都是违法犯罪”。他们问我传播图片的时间和缘由时,我都尽我所能提起精神配合他们的提问,直到他们开始问这些图片是从哪里来的。

我坚称是我自己翻墙保存下来的,对他们更细节的问询咬定说“我忘了”。第一轮口供录完快12点了,一个警察问我,“知道自己在犯罪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被一个咆哮着破门而入的警察打断了,他用最高的音量指着我大骂撒谎。他们发现了这些图片的真实来源,问我和邱桐是什么关系。我只好承认:“他是我的男友。”他们更加暴跳如雷,“没把你们同性恋抓起来就不错了,怎么还敢做这些违法乱纪的事情!”

[…]

我和邱桐被不同的警车送回了警局,我们同时下车。我担心他再和警察起冲突,希望他知道自保,要服从他们,我趁着机会告诉他,“不要乱说话”。这句话又激起了警察们的愤怒,我被立刻带走。对我和邱桐的审讯在两个相邻的房间,内容和第一轮一样。由于双手始终背铐着,双腿也不能着地,中间太多次难以忍受的酸痛让我不停地挣扎身体。第二轮审讯持续到了21日的早上九点,这时我几乎已经失去了对身体的知觉。

每个搭话的警察都很不理解我为什么做这件事。他们认为我肯定不是为了自己,但想不出到底是为了什么,反复用四川话说“(四通桥事件)关你屁事?”有几个警察告诉我,我会被判三到五年。我对一个办案的何警官坦承,我不怕坐牢,只希望邱桐被释放,有人能照顾我们的小狗。

审讯室右边顶部有一扇高窗,天光变得晦暗时,我确认到邱桐被讯问的隔壁房间门开着,厕所则在需要经过那个房间的更深处。我向讯问我的警察要求上厕所,拖着僵硬的脚步走出门,远远看到邱桐直直坐着的侧影。一瞬间,我脑海中闪过无数个坏念头。我害怕这是最后一面,害怕来不及再和他说话。我朝着那个房间大声喊了一句:“我爱你!”

“莫不老实!”警察用那套我已经听过很多遍的恐吓话语警告我。从厕所回来后,我再也没看到邱桐,房间门被掩上了。晚上,做完核酸回来,我被告知稍后邱桐会被释放,同时他们警告我不要出声。大约11点,我在车上看到邱桐被他们释放了——我再也不怕什么了。

没过一会儿,一个年轻的警察过来和我说:”我不知道你和何警官是什么关系,但是现在他要求给你改成了行政拘留15天,进去之后就老实点。”并要求我出去之后辞职,如果不辞职,成都市高新区公安局会再派出警力去我就职的公司,追查和我有类似思想的人。我不得不答应,签字认罪。

漫长的十五天

他们都用“习主席”称呼他,他们向我表现出一种不真实的感叹,赞叹习主席是一位忙于国是、无暇自顾的老人。他要求我写检讨,写满一页纸,仔细阅读检查后要我对着摄像头朗读出来。

进拘留所那天,我见到了让我锒铛入狱的报案人。我了解iOS系统,要通过AirDrop定位到我的信息,一定是需要接收人的手机的。报案人是个女生,白色上衣黑色裙子,被警察通知来签字。她只要一回头,就能看到她举报的人就在房间里,但她没有。

拘留所有严格的防疫规定,车辆进入的时候要消毒,警察和我都需要穿好头套、脚套、手套以及酒精喷洒过的油纸外套才能进去。但进去之后,我被引导到一个散发着垃圾桶气味的箱子里挑选囚服。囚服套在我还算干净的衣服外面,穿好后带上手铐去办理手续。我得知我属于“敏感型”犯人,被分配到105室。

领取和放好物品后已经到中午。尽管外套和裤子都换成了满是臭味的囚服,军绿色的薄被也因为肮脏变成了黑色,通铺拥挤到要侧睡才能容下所有犯人,午休也只有二十多分钟,但那却是我在拘留所中最为熟睡的时刻。

下午,我被一个狱警叫了出去。办公室只有他一个人,前半部分是谈话,他要我承认,我从大学毕业至今能安稳工作、工资上涨,都要归功于习主席的领导。这位狱警和过去几天审讯我的警察相同,他们都用“习主席”称呼他,他们向我表现出一种不真实的感叹,赞叹习主席是一位忙于国是、无暇自顾的老人。他要求我写检讨,写满一页纸,仔细阅读检查后要我对着摄像头朗读出来。

最后他拿出一件红色囚服,让我换下身上穿的蓝色囚服,那是普通犯人穿的,但我是“敏感犯人”。他严令我不能和其他犯人谈论我被关进来的原因,被发现会被延长拘留或者有其他的处罚。他带着我回到牢房里,告诉其他犯人们,不要给我安排夜里的值班,我的座位是固定在摄像头下方的,其他人不要和我抢位置。他离开后,其他人开始问我是不是关系户。

很明显,我得到了特殊的对待。狱警安排被拘留者每天夜里执勤,2-3小时一轮,两人一组,一前一后站在门口和最里面看着其他人睡觉,防止自杀或违纪行为。两边通铺只能挤下二十五六个人,但房间里最多的时候要睡三十五六个人,所以水泥地上还要睡近十个人,水泥地上污水横流,我能稳定地睡在通铺上不可谓不是一种“特权”了。

但睡在摄像头底下也不好受。房间的左上角和最深处的右上角装有两个摄像头,每个摄像头旁边都配备了一个亮度极高、整夜亮着的大灯。那盏永不关闭的大灯让我无法入睡。十月底的成都夜里只有十多度,我的卫衣抵御不了从牢门大缝灌进来的冷风,很快我就重感冒了。从流鼻涕、鼻塞、剧烈的头痛、眼睛痛,发展到用嘴呼吸的每一口都能感受到喉咙伴随凛冽的刺痛。

[…]

被拘捕一周年时,我已经住进自如租房里。2023年10月22日上午十点,我接到自如管理员打来的电话,说网格员要求我一周内搬走,因为我是政府的重点人员,政府让他们把我赶走。我联系网格员,希望面对面解决问题,但对方态度十分蛮横,只是告知我他没那么大的权力,做决定的不是他,接着直接挂断了电话。管理员同情我,答应了帮我问社区,我这种重点人员搬去哪里才不会被驱逐。得到的答案是:不确定,哪里有网格员,哪里就存在再次驱逐我的可能。

我在成都生活了12年,但我在这里再也没有容身之处了。和自如签的半年期租约提前结束了,是他们违约,但求他们把搬离日期延长一个月的却是我。那是相当漫长和沉默的十几天,漫无边际的不安全感笼罩着我和邱桐。我们无法安稳入睡,无法正常生活。我甚至理解了在中国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报复社会。最终,邱桐主动提议出国寻求庇护,我没有异议。

我妈知道我又要失去住所和工作后,态度发生了直观的转变。她打电话给拘留我的警察,但对方推诿责任。她说,她要背着炸药包去炸了警局,从警察那里讨一个结果,为什么始终不肯放过她儿子……冷静过后,她终于答应了我的出国提议,叫我能出去就出去吧。

[…]

在准备签证材料的过程中,我给库克写了三封邮件。在我被释放后不久,2022年11月10日,苹果发布了一项仅限中国大陆的iOS紧急更新,关闭了AirDrop默认对所有人开放的功能。我感到失望和愤怒。

库克在2014年以苹果CEO的身份公开出柜,我至今能流畅背出他在公开信里写的一段话:“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位活动家,但我意识到自己受惠于其他人的牺牲。因此,如果听说苹果公司CEO是一名同性恋者,可以帮助一些人更加坦然地接受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或者给一些饱受孤独之苦的同性恋者带来一丝慰藉,或者能激励人们坚持他们的平等观念,那么我牺牲一点个人隐私还是非常值得的。”

这鼓舞了当时孤独的我,去食堂打水的步伐都更轻快些了。换掉高中的索尼手机后,我马上改用了苹果,在毕业之后也成为了一个iOS开发者。但苹果的妥协让我觉得,他们可以为了利益把中国人的隐私不当隐私,把中国人的人权不当人权。苹果手机自带的彩虹壁纸注明旨在支持LGBTQ人群,这句话在中国大陆简体中文版系统里也被删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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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自带的墙纸描述中删除了“LGBTQ+”的字眼。

三封邮件的标题都是一样的——“请坚守你的正义”。我对库克写到,我和他一样,我们都在自卑中长大,我们都是性少数群体,我喜欢苹果,我是苹果的用户,也是苹果的开发者,更是AirDrop事件的当事人和受害者。我有这么多和他的公司重合的立场,我宁愿他关掉在中国的服务,我也不希望苹果是这样的苹果。

我想向他传递这样一份责任:有人因为他们对AirDrop安全性的不重视而受难,而如果没有那项仅限中国大陆的AirDrop紧急更新,也许我们就能早一点结束这场清零,也就不会有这么多悲剧发生。没有回复。苹果也没有回应南加州大学的留学生王涵,他在旧金山湾区苹果公司总部前绝食一周,抗议他们配合中国政府进行言论审查,压制白纸运动的示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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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登机通道里走得飞快,不想再出任何意外。飞机加速离开跑道,我熟悉的关于中国的一切也离我越来越远,我也才能真正安定下来想未来。我感到很迷茫,我的人生已经被彻底改变了。“白纸运动”一周年当天,美国时间11月27日,我们抵达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