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hink Again: The Internet – By Evgeny Morozov |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互联网再思考

他们说互联网会开创一个自由的、政治积极和永久和平的新时代，他们错了。

来源：《外交政策》2010年第三期
作者：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
译者：@Ytblf
校对：Andy Cheng（@adianch2010），Jingqiang Du

“互联网是一股向善的力量”？不!

互联网发展初期，我们对它寄予厚望。正如初恋一样，我们试图相信迷人的新发现会改变整个世界。互联网曾一度被誉为一个能够增进宽容、打破民族主义、使这个星球成为联系紧密的地球村的革命性工具。1994年，以埃斯特.戴森（Esther Dyson）和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为首的一群数字狂热者出版了一份以“知识时代的大宪章（A Magna Carta for the Knowledge Age）”为副标题的声明，该声明预言“以共同兴趣而非地理位置为联系纽带的‘电子街坊’”必将崛起。1997年，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Lab）的知名负责人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Nicholas Negroponte）的预言令人瞩目：互联网终将打破国与国之间的界限，从而开创一个世界和平新时代。

是的。众所周知，互联网出现快20年了，毫无疑问它是具有变革意义的。网上货物和服务的数量已经多得令人咋舌。跨国交流比以往更加便捷：高昂的国际长途账单已经被廉价的Skype服务所取代，而借助于Google Translate服务读者可以浏览西班牙语、简体中文、马耳他语以及其他40多种语言的网页。但是正如前几代人的失望经历——电报和广播都没有像狂热鼓吹者所预言的那样带来世界性变革——一样，我们并没有看到互联网推动的和平、仁爱及自由在全球的崛起。

并且将来也很可能看不到。依托于互联网的许多跨国网络极可能恶化而非改善了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例如，在最近一次旨在禁止濒危动物非法交易的聚会上，互联网被特别提及并被视为日益猖獗的受保护物种全球交易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当前的互联网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塞尔维亚反同性恋权利的激进分子转而通过Facebook相互组织；沙特阿拉伯社会保守派在网上建立了类似于美德促进与邪恶预防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Virtue and the Prevention of Vice）之类的组织。如此看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曾在她那受到大肆宣扬的关于互联网和人权的演讲中大力赞颂“自由互联”，实在多此一举。（译注：美德促进与邪恶预防委员会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政府部门，职责是通过“宗教警察”来确保伊斯兰教法在国内的贯彻执行，目前约有3500名成员。）

一个网络化的世界本质上并非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这太令人悲伤了。

Twitter将撼动独裁者？错！

Twitter并不能推翻政府，人民可以。并且，迄今我们所了解到的是，社交网站对于独裁体制内部的活动人士而言有利有弊。当前快速蔓延的网络抗议的鼓吹者认为，诸如Twitter、Tlickr和You Tube之类的网络服务使过去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信息更加易于流通——尤其是那些关于警察、法庭滥用权力的令人恐怖的照片、视频和证据。想一想那些缅甸异议者，他们将记录警察镇压抗议者暴行的手机图片进行广泛传播，或者俄罗斯持反对意见的博客写手，他们建立了类似于维基百科（Wikipedia）的网站Shpik.info，允许每个人上传所谓“民主敌人”的照片、姓名以及联系资料，这些“民主敌人”包括法官、警察甚至部分政治家，他们串通一气压制自由言论。去年，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令人瞩目地宣称，在Twitter时代卢旺达大屠杀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更多的信息流通是否真正转化为更强的纠错力量呢？未必。虐待人权的照片在社交网站广泛传播，在这种压力之下，无论是伊朗还是缅甸都没有出现政权崩溃的情形。事实上，伊朗当局与那些标榜绿党的反对者一样热衷于利用互联网。去年德黑兰抗议之后，伊朗政府设立了一个网站，专门发布抗议者的照片，促使公众说出这些不守规矩的抗议者的姓名。通过抗议者及其西方同情者在Flickr和You Tube上传的照片，伊朗秘密警察掌握了大量有关抗议者的罪证。无论是Twitter还是Facebook都无法提供革命成功所需的安全保障，他们甚至会成为对独裁者有利的预警系统。如果1989年东德民众可以在Twitter上发布他们的感想，天知道斯塔西（Stasi，即东德国家安全部——译注）会如何对异议者进行镇压？

即便部分胜利确实是借助Twitter和Facebook取得的，人们也不会寄望于同样手段的再次凑效。举一个数字乌托邦主义者乐于接受的典型例子：2008年初，一位33岁的哥伦比亚工程师发起的Facebook小组掀起了哥伦比亚大规模抗议的高潮，共计200万人走上首都波哥大街头抗议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 of Colombia）的暴行，该组织信奉马克思主义。（纽约时报一篇关于此次抗议的文章赞颂道：“在Facebook的帮助下，公共抗议被引入哥伦比亚——一个缺乏大规模抗争史的国家。”）然而去年九月，当同样的“数字革命”试图组织针对委内瑞拉领导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支持者胡戈.查韦斯（Hugo Chávez）的抗议游行时，他们遭遇了挫折。

Google捍卫互联网自由？仅在实用之时。

如果世界人权界必须选出它所钟意的财富500强企业（Fortune 500 company），作为互联网搜索行业无可置疑领导者以及在全球制图、社交网络等一系列领域引领潮流的Google将是一位首要竞争者。由于不满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要求，Google最近决定将其中文搜索引擎移至香港，并承诺对使用Gmail的中国异议者的身份不遗余力地加以保护。西方世界许多人表示赞赏，认为Google践行了其“不作恶”（don't be evil）的企业理念。

请记住，像任何企业一样，Google是受利润而非某些崇高目标驱使的：其进入中国并非为了传播互联网自由福音，而是要在这个世界最大的网络市场销售广告。在拒绝之前，其对搜索结果的审查已经持续了四年。然而，如果Google产品能够在中国消费者中拓展更为宽广的销路，是否有人会怀疑其作出挑战北京的决定将更为困难？

Google有时确实是在按原则办事。今年三月初，Google高管与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联合举办了一次活动，邀请中东的博客写手们到华盛顿参加一系列访谈，话题涉及“数字传媒在社会运动中的力量”以及“政党与选举2.0”等。去年夏天，Google奋力保护格鲁吉亚博客写手Cyxymu。当时，Cyxymu发现自己受到猛烈的网络攻击——据信这些攻击来自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们对Cyxymu在博客中反映2008年俄格战争的情况表示不满——而Google确保Cyxymu位于其服务器上的博客持续在线。这次事件后，Google的公共政策博客甚至将Google吹捧为“‘数字难民’代言人”。

但是很明显，Google作为互联网自由捍卫者的声誉是含混不清的。例如，它依照泰国法律——该法律严禁对君主政体进行诋毁——设置的网络过滤系统尤其缺乏透明度，招致泰国网民的批评。在印度，Google迫于政府压力将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内容从其当地社交网站Orkut上移除，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批评人士指责Google在自我审查方面过于热心了，因为其担心失去印度这个庞大市场。根本来说，Google在捍卫互联网自由方面采实用主义立场，其行动准则往往以个案为基础。期望Google成为新时代的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有点天真，甚至可能是危险的。（译注：自由欧洲电台于1950年建立，最初由美国国会出资，运作于欧洲、亚洲和中东，以28种语言每周广播超过1000小时，办台宗旨：通过广播事实、信息和观点提升民主价值观和制度。相关资料见此。官方网站：http://www.rferl.org/）

互联网增强政府责任心？未必！

大西洋两岸的许多互联网狂热者——这些人在（网络诞生）之前对政策辩论兴味索然——热切地承担起监督政府的使命，废寝忘食地对公共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并上传到网络数据库中。从英国的国会数据服务网站TheyWorkforYou.com到肯尼亚的Mzalendo.com网站再到类似MAPLight.org之类的附属于美国阳光基金会（Sunlight Foundation）的众多网络项目，大量新兴独立网站已经开始对议会运作进行监督，有些甚至提供议员投票记录与其竞选承诺之间的比对。（译注：1、TheyWorkforYou.com是英国慈善机构“英国公民在线民主”子项目mySociety下的一个网站，该网站内容来自英国上议院、下议院、苏格兰议会及北爱尔兰议会的议事记录，以及其他公开资料如议员个人利益登记、选举结果、维基词条、投票记录等，旨在为选民提供“本地议员数字档案”，该网站在2008年英国每日电讯报评选的101个最有用网站中位列第41位。更详细资料见这里。2、Mzalendo.com由肯尼亚活动人士、律师Ory Okolloh建立，目的在于通过对法案、演讲、议员等内容进行系统记录，来提升政府责任心。相关资料见这里。3、MAPLight.org是美国一家非盈利无党派研究机构，通过向公众发布政治家接受捐款情况、投票记录、对立法的态度等来探究金钱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相关资料见这里。）

但是这些努力有没有带来更加良好和诚实的政治呢？迄今为止，结果非常含混。即使思想最为僵化的政客也开始意识到根深蒂固的政治制度痼疾——而非技术手段的缺乏——是提升政治开放度和参与度最大的障碍。技术手段并非必然能够从封闭体制中打探出更多信息；准确地说，它仅仅扩大了可见信息的受众面。在决定公开哪些信息方面，政府仍然掌握很大的话语权。迄今，甚至自夸“行政公开”程度最高的奥巴马政府（Obama administration）也因仅公开牲畜存栏量而对更为敏感的油气开采租约等资料隐瞒不报，而招致一些要求提升行政透明度组织的批评。

即便最为详尽的资料得以公开，也并非必然带来政策的革新，正如劳伦斯.莱辛（Lawrence Lessig）在去年新共和杂志（New Republic）封面文章（该文章见这里）中所精辟指出的那样。要在信息、透明度与政府责任之间建立有意义的关联，不仅仅要求对数据资料进行加工处理，更要求构建良性的民主制度以及高效的制衡机制。互联网在这方面有所助益，但十分有限：经常受到忽视的并非更多的信息，而是政治意愿。

互联网促进了政治参与？有待确定。

互联网确实为人们的思想观点提供了新的交流方式，但我们仍然无法得知这是否会推动对民主的全球呼吁及实践。（这些新方式）在一些人看来是公民参与的复兴，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一种“懒惰取巧行为”（slacktivism），这是一个新的受到追捧的贬义词，用于描述那些似乎日益繁荣的肤浅的、边缘的、不确定的网络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有时牺牲了现实生活中更加富有成效的政治参与。并且，那些受到赞许的据说以增进公民参与为目标的网络行动，如爱沙尼亚计划在2011年举行的短信投票，则倍受另一些人（包括我自己）的质疑：（与网络投票的便捷相比，——译注）每两年或四年亲自去投票点投票的不便是否确实会使那些自由闲散的公民逃避政治决策进程。

有关互联网如何影响政治参与的讨论，与早先关于有线电视如何对社会及政治产生影响的争论相呼应。当时博客远未诞生，专家学者就下面的问题争论不休：电视是否会将选民变成消极的、不关心政治的娱乐狂，一旦赋予更多选择，他们将沉迷于007（James Bond）电影，而每晚的新闻广播也将让位于《幸福时光》（Happy Days）（译注：1974-1984年间由ABC电视网在美国放映的一部系列情景喜剧）的重播；或者是否会使选民政治参与热情过高，强迫自己不间断地关注美国有线-卫星公共事务频道（C-SPAN，Cable-Satellite Public Affairs Network）。当时争论的论点现在依然如故：美国式民主正日益变成仅限于电视及投票站的狭小的政治交易市场，沉迷于娱乐的大众被排除在外，而新闻迷们在持续加快、瞬息万变的新闻周期中费力地搜寻者自己的关注点。互联网是快速成形中的有线电视；关注或避开政治话语从来没有变得如此容易。

互联网正在扼杀境外报道？仅当我们允许时。

你不会从大多数西方新闻机构那里听到这个问题，这些媒体正在金融危机中奋力挣扎并关闭驻外机构，但在获取更多世界新闻方面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快捷。像Google News这样的新闻聚合服务可能正在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商业模式陷于瓦解，迫使它们对驻外记者这种成本尤其高昂的新闻报道方式进行实质性削减；但这类聚合服务也为数千家边缘性的、特定国别的新闻机构提供了舞台，使他们的声音为全球观众所知。如果不是因为Google News，多少人会去光顾AllAfrica.com网站或者亚洲时报在线（the Asia Times Online）呢？

在谴责互联网摧毁老式境外报道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肯定网络在提升全球事务研究质量方面所发挥的无可置疑的积极作用，这些研究当前尚属于新闻业的边缘业务。实时的事实查证、多渠道对新闻事件进行持续跟进的能力以及可以自由获取的详尽的报纸存档，这些在15年前都是无法想象的。

境外报道变迁方面真正的危险在于充满智慧、令人尊敬的权威媒体的缺席。互联网有可能成为消息灵通的新闻迷们的天堂，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令人晕头转向的新闻垃圾场。甚至相当老练的读者也可能无法弄清环球时报（the Global Times）与大纪元时报（the Epoch Times）的区别。两者都是日报，但不同的是，前者是由中国共产党出资创办的民族主义报纸，后者则由中国异议群体法轮功出版发行。

互联网使我们走得更近？不！

地理因素依然重要。在其1997年的畅销书《距离的消失》（The Death of Distance）中，时任《经济学人》高级编辑的弗朗西斯.凯恩克罗斯（Frances Cairncross）预言，互联网引发的通讯革命将“增进了解，助长宽容，并最终促进全球和平。”然而，宣告距离的消失为时尚早。

即使在网络世界，对消费品及信息的需求依然众口难调，并且依据地点对消费需求进行判断仍然相当可靠。如发表于《国际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一项2006年的研究发现，对某些数码产品——如音乐、游戏及色情资料——来说，网站与美国的物理距离每增加1%，来自美国的访问量就会下降3.25%。

不独用户的消费偏好，政府及企业的行为——除成本及版权因素外，还往往受到政治议程的驱动——也可能意味着单一互联网时代的终结。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能不顾地理位置自由访问相同网站的时代日益消逝，即使在“自由”世界也是如此。试图阻止国外用户访问特定网站内容的行为日渐增多，而这些行为主要由企业及其法律顾问进行。如BBC的创新性产品iPlayer上对英国人开放的电子内容日益拒绝来自德国的访问。挪威人可以在线免费阅读50，000种正版书籍，这得益于该国的Bookshelfinitiative服务，该服务只有在挪威境内才可获得——每年90万美元的版费由政府支付，而这一补贴并不针对外界。

此外，许多著名的互联网先驱者——Google、Twitter、Facebook——是美国公司，他国政府日益担忧这些公司变成美国的政治代理人。中国、古巴、伊朗甚至土耳其的政治家们正在广泛讨论“信息主权”（information sovereignty）——一个对下述现象的委婉说法：拒绝西方互联网公司的服务，代之以本土的、更加受限然而更易控制的网络产品，从而将万维网（the World Wide Web）进一步分裂为众多的国家网络。网络割据时代向我们招手！

二十年来，互联网既未推翻独裁者，也未消除国界。当然，它也没有引领我们进入到一个以理性和数据为决策驱动的后政治时代。它加速并放大了世界上现存的各种影响力量，往往使政治变得更加不易控制、不可预见。互联网看起来越来越像真实世界夸张的电子版本，现实中的希望和危险它一样不少。而早期互联网狂热者所预言的网络乌托邦看起来更加虚无缥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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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译者频道—热点专题—互联网和政治”、“外交政策”、“译者@Ytblf”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