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独立媒体“低音”发表文章《成蕾专访：从央视记者到“间谍”，她用书写追问高墙》。澳大利亚籍记者成蕾曾任 CGTN 财经主播，2020年8月在央视被国安带走，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获刑两年 11 个月，2023年10月获释返澳。中文回忆录《如果墙能说话》出版之际，她在墨尔本家中接受独立媒体“低音”专访，谈及当年为何从澳洲到中国做记者、如何回应“为喉舌服务”的批评、1114天的羁押经历，以及重返记者岗位后仍在追问的问题。
据成蕾讲述，案由是 2020 年“两会”期间，她把政府工作报告中的 GDP 目标发给了彭博社记者范若伊，比报道禁令解除早了七分钟，而央视的外籍员工并不需要接受保密培训。而国安对她的跟踪始于当年四月，正是澳洲提出独立调查新冠源头的几天之后，她和朋友们因此怀疑，自己成了“人质外交”的筹码。
被捕之后，她既被国内舆论描绘成潜伏二十年的“间谍”，也被海外评论指为替喉舌服务、咎由自取。专访回溯了她的来路：10 岁移民澳洲，因父亲担心亚裔难以在新闻界立足而改读商科；2002 年进入央视英文频道，后转投 CNBC；2012 年重返央视，亲历“党媒姓党”之下行业气氛的变化。面对批评，她并不回避，但坚持自己“没有说过假话”，相信在体制内仍能发挥一些作用。
在回忆录中，成蕾如实记录了羁押中的身体经验：带着经痛被捕，三年不被允许穿胸罩。她也写下女警官偶尔流露的善意，写下“光盘行动”在看守所演变为削减囚粮的荒诞，还有她与隔壁囚室靠敲击墙壁传话的时刻。
获释三年，成蕾仍是中方不愿提及的名字：2024 年李强访澳，她出席记者会，两名中国使馆人员站在她两侧挡住镜头。但她没有停止做记者，如今正走进墨尔本华人社区，了解他们对本地政治的看法。对想去中国发展的年轻华人，她的提醒是想清楚要为所谓的成功放弃什么。而关于外媒如何保护在中国的信源、仍被关押的人将面临什么，她还没有答案，但会继续追问。
以下是专访内容节选：
在倡导改革的年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财经新闻报的是中国对外开放，中国消费者与世界接触，进出口产业与全球共轨。中国的巨变与经济实力吸引外资来华，外媒在中国开设办公室，中国犹如是仍未开发的故事天堂，吸引一代代外国记者前往。成蕾也是被这一面的中国所吸引。在央视工作一年半后，成蕾以驻华记者的身份，加入美国 CNBC 在中国开设的亚洲频道，专攻财经新闻。“我很喜欢采访那些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因为他们敢说。”
但红线也一直存在。成蕾经历过摄像机被扣留，被保安推搡，被不理解外媒的股民攻击，也知道哪些内容不能上电视，“比如宗教，任何跟宗教有关的东西都不能说，因为这些我都有过教训。”尽管如此，成蕾与当时众多外媒和中国学者一样，对中国的改革势头感到乐观。2012 年，与 CNBC 的合同结束后，成蕾接过央视 CCTV-9 递来的橄榄枝，选择重回当初给了她机会进入新闻行业的老东家。
2013 年，《纽约时报》报道，一份名为“九号文件”的备忘录中，中共高层指出，共产党面临中国社会中的七大危险，当中包括西方新闻理念。同年，习近平提出“讲好中国故事”，该口号如今被视为是习近平时代大外宣布局的开端。
而回到央视的成蕾，慢慢察觉到行业内的转变。“不是说从 2012 年起，一旦知道习上台了，然后就马上变化，这一切都是慢慢变化的。”财经新闻的核心是讲数据背后人的故事，但成蕾留意到，习近平上台后，以往敢言的企业家和官员都变沉默了，“因为都在看着习大大，然后就觉得，谁都啥都不敢说了。”
体制内的转变更是悄然无声。她回到央视后，和台里提出，要多用国际嘉宾，不能只是那几位政治立场无误但英文磕磕巴巴的中国老教授。“我尽量的在培训身边的那些年轻的记者们，然后也是在给大家想各种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的节目更好看。一开始我觉得（台里）还是比较愿意接受我的各种的意见的。但是到后来就开始越来越差，领导也换了，然后呢，这个政治的气氛都变了。”
成蕾觉得，2016 年美国大选后，特朗普上台，中美两国的媒体走向极端。但 2016 年还有另外一个大事件，在影响中国新闻行业：在走访《人民日报》、新华社与中央电视台后，习近平提出“党媒姓党”的口号。同一年，CCTV-9 改版为 CGTN（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中国环球电视网），这一更名不仅是一个电视台呼号的变更，后来更被视为是中国国家级媒体深化对外宣传的标志性事件。
“大家批评我没有问题，”在被问到有关她为中国喉舌工作的批评时，成蕾如此回答。“但我觉得也不是我自己说它是喉舌，然后我就一定要宣传它，因为我自己恰恰觉得我在体制里能够起到一些作用。所以我可以扪心自问地说，我没有说过假话，也没有去做过那种又红又专的报道。”
成蕾在书中常提及的另一个细节，是穿胸罩。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与看守所期间，女性关押人员不能穿胸罩，因为胸罩里有钢丝，被视为是危险物品。成蕾在大使馆的争取下，才拿到一件胸衣，如获珍宝。等到离开看守所，成蕾三年来第一次穿上胸罩。她在书中记载了当时的兴奋，指胸罩让她终于感受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
成蕾的回忆录中描写了各式各样的国安，有恪守陈规、暴躁的国安，有费尽心思、想从精神上折磨她的官员。但在书写女性国安人员时，她记载了同为女性才能观察到的一面：在她生日或过节时，若当天遇上女性国安看守，她的饭菜会更加丰富。成蕾的同室狱友不能写信给家人，负责她的女警官会帮狱友打电话，给她的家人念狱友的书信。
“我觉得人其实应该都是平等的吧，但是因为我们毕竟受过上千年的这种理念的灌输，”成蕾说。“人性都是可以善良的，只不过是我可能作为妈妈，所以可能有一些同样也是做妈妈的这些女警官就会更加的同情一些，说明这个体制并没有完全的把人的这个人性（磨灭掉）。”
但书中也不乏国安系统里令人不安的细节，包括长达十几小时的审问、无理由阻止关押人士与律师见面、强迫签署认罪书、24 小时无停止监控等。令人发怵的是国安系统对党国意识形态的无理的绝对服从。2020 年，官方在全国开展以节约食物为目标的“光盘行动”，而这政策落实到看守所时，就变成大量减少在押人员的食物——只要囚犯们可以吃的食物少了，他们就没有办法浪费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