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将于11月1日正式启动。普查将对全市280万-300万栋建筑的抗震级别以及建筑内的人群进行全面梳理,得到比较准确的北京人口数。在这过程中还将启动户口整顿工作,京籍超生人口以及持劳改释放证、复员转业证、迁移证等未落户人群将给予落户。
超生子女不能落户的问题一直是我国普遍存在的一个畸形社会问题,明明是父母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责任和后果却要由孩子来承担。而且,这样的后果往往是终生性的,没有户口,上学、就业、结婚,等等,处处受到掣肘。持黑户,上黑学,打黑工,结黑婚,如果生了孩子,下一代还是黑户!“人人生而平等”,成了世世代代制度性不平等。
所以,当我们听到京籍超生人口将在人口普查中得以落户的消息,真是五味俱全、百感交集,不知道自己的情绪该悲,还是喜?难道说,无辜的儿童,他们的权利需要在几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中才能回归,而不是应该无条件地上户口?
还有,人们免不了要担心,普查数据会不会成为有关行政部门进行超生处罚的依据?虽然市统计局表示,普查资料将严格保密,不用于普查以外的目的。对泄露或向他人提供普查对象资料的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但这是对个人而言呢,还是对不同的政府部门而言?
大凡有中国内地生活经验的人们都知道,部门打架甚至部门法律打架的事情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现象,此部门的“不追究”,到了彼部门,就可能成为“引蛇出洞”的工具,他们可以援引有利于部门利益的不同法律,对超生对象征收巨额“社会抚养费”,到那时,伤害的还是孩子及其家庭,甚至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家庭对孩子的培养能力减弱。
像这样“父母有错(甚至很多时候父母没有任何错误)、社会生病、无辜孩子受伤吃药”的现象,岂止是超生孩子不能落户一项?比如父母流动到非户籍所在地打工,孩子无处上学无处高考,时时处处的户籍隔离与歧视,几乎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也超过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乃至那些最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
杨支柱先生在谈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的时候,谈到一个我们全社会不能不正视的问题:整个20世纪80年代农村生育率高达2.3,这意味着农民普遍都有两到三个孩子,独生子女在80后农民工中是很罕见的。富士康80后男性农民工集中自杀问题,凸显的与其说是独生子女问题,还不如说是“超生子女”问题。这些超生儿子不但承载了父母、祖父母的过多、过高期望,而且满怀着对家庭、家族的歉疚。为了自己的出生,家里被罚得倾家荡产,耕牛被牵走,房屋被扒掉,母亲冒着生命危险东躲西藏土法接生,姐姐因为家徒四壁无力上学,他能不歉疚吗?父母好不容易挣钱交了罚款,送自己读了高中、中专甚至大学,可是加班加点就能挣那么点钱,自己租房成家都困难(买房就更别提了),拿什么报答父母、补偿姐姐?所以“超生子女”承受的心理压力,可能比独生子女还大。
我们再不能把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推给无辜的孩子了,这是我们大人世界无能的表现,也是落后的“株连”观念在当今社会的流毒余孽,应该彻底清除相关的思想观念、法律法规,还孩子一片清静明朗的天!(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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