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诺
又是父亲节，将满三十三岁的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想一想，蜗牛真是幸福的，虽然生活单调一点，慢悠一点，可是毕竟不用为房子愁，一只蜗牛一套房，与生俱来；想起耶稣，他更是伟大的，他曾对门徒们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而我，毕竟是个凡人，在耶稣与蜗牛之间挣扎着，一面渴望像耶稣那样为真理可以不顾一切，一面同样渴望安定温馨的家庭。
现实中，和所有中国父母一样为了孩子的读书问题而纠结，四年前付个首期，按揭商品房，总总原因并未能办理落户，现在也不能自住，又因做了房奴而压力之下气喘吁吁，神经衰弱而敏感，如靠天吃饭的农人，天气变幻，稍有疏忽就会颗粒无收之感。做一点小小的服装生意来养家糊口与供房，旺季尚能稍微安心，淡季一来就要承受如坐针毡的压力，如暴风中的船长，自身的安危事小，一家老小的幸福事大……
“父亲”一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古今中外最深刻的一个词汇，在基督信仰里基督徒称上帝为“天父”，天主教里的人间最受尊敬的人是“教皇”，“教皇”一词的词根本意是“爸爸”，而天主教会的“神父”直接就是“父亲”这个单词来称呼，一面体现神父如父的慈祥，一面就是神父如父的权威。传统文化浓郁的中国父权亦是相当的分量，国有君，家有父，在一个家庭里总是父权居首，同时父亲的责任也是最大的。
做“父亲”以来，总是觉得有些战战兢兢。或许与生父的早逝有关吧，少年早孤的我没有生父的引导而自长大，做了父亲总有仓促之感。生父离开我已经十九年余，仿佛就在昨天一样，深夜反省自己的时候，自己如同那个丧父少年，转眼之间却要学习抚养孩子。
在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中国，能有两个孩子算是莫大的幸福，这幸福的代价却是二等公民的待遇。前两天有个朋友也是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大的男孩到了入学年龄，去报读公校，遭到拒绝，原因就是超生。先生女儿后生儿子就不算超生，先生儿子后生女儿就变成了超生，多么可笑的逻辑。生儿育女性别天定，岂能限制人为干预。一国之下，民族、地区差异居然能制定在天赋人权上居然需要计划并歧视主体人群的法律法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疑是句变相空谈。
天下无道久也，与超生的杨教授一样被逼选择做这违法之人。顺天道能不服这乱罚之法。静观三十三个春秋里，确实和超生有缘。从头说起，我生于1977年，生我的时候，还可以生二胎，不过要到我四岁才行，父母老实听话，等我四岁再要二胎，可惜我四岁时已经不准生二胎了，父母被忽悠了，大环境之下只能逆来顺受。
可谁能知道上帝的安排呢，我六岁那年的一个鹅毛大雪的早晨，三姨在我家门口发现一个弃婴，她家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不想收养，就留下来给我家养，那是一个女婴才出生五天，她的亲身父母留有字条也是担心养她违背计划生育而丢弃她的。如果我家不收养她，她将被福利院收养，父母心慈，鼓起勇气留下她来做我的妹妹。其中付出的代价有1983年为妹妹上户口缴纳罚款五百元；母亲险些丢失工作，找了许多关系才保住饭碗，受了最轻的责罚工资三年不提；父亲农村基层干部也险些不保，只因算是“收养”（若是亲生谁出面也帮不了）；而对于当时是孩子的我，最大的感慨算是，每到儿童节，原来母亲单位我发的的那份礼物没有了……
几年后，阴差阳错，生父居然做起了计生工作，一个违此法的人，居然能担当此工作，而提拔他的干部也是个超生家庭的父亲，这真是中国特色的怪现状。稍微懂事就听父亲讲述“摸夜螺蛳”（晚上去查抓超生或者计划外怀孕的孕妇），大白天去处理超生家庭不缴纳罚款的事情，当时的处理手段相当的咋舌，强卖尚未出栏的生猪、卖掉口粮、卖掉家具，更有甚者蹬瓦拆房、株连邻舍与亲戚等等，还逼出过气死、自杀之类的人命案，在和谐的今天讲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是那些事情真实的发生过。
我记得，中学时语文老师叫我们写命题作文，“记一件最难忘的事”。我就如实写了有一次跟随父亲他们的工作组抓超生的所见所闻，我用上了鬼子进村般的词汇来形容。被语文老师课堂上严肃批评了一次，私下里他常勉励我，表扬了我的“良心作文”数次，寄希望于将来能有批评这些事情的自由。十多年来，从少年到壮年，我一直在等待那一天，而语文老师却是看不见了，1997年11月的一天，他在督促学生早操队形的时候，被三个逆反期的学生误以为是学生而重拳击伤头部，颅内出血不治身亡……
这之前的数年前，生父因病过世在他的计生工作岗位上，在整个八十年代他和他的同事一起间接杀了多少人只有天知道，每每想起这些残忍的事情，那个爱我超越一切的父亲，十六岁参军，十七岁入党的党员，一直听组织的话，虽有自责还是在这个历史性的杀人潮中做了组织的帮凶，直到离世。
“假如”父亲仍然活着，我又升不上高中，我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因为父亲早就说过，读完了书没有出路就找关系招我进去计生办，也许是父亲的早逝被人唾骂惊醒了我的麻木，也许是冥冥中上帝的旨意不让我在此大罪上沉沦有份而导演了后来的人生。历史没有“假如”，我考上了大学，离开了那个山谷里的小县城而进入西安这样的连接古今的大城市。
四年的努力下来，我几乎可以留在那个古城，说来可笑，当时与城中独生子女女孩交往，我们谈起了独生子女后代到底跟谁姓的问题，我亦算独生子女，两个独生子女的孩子到底随父姓还是母姓，这也是我们当年交往的一个坎，女方明确说生男要随女方姓。我记得当年我就打起太极，说生儿子不要高兴太早这样的事情，基本国策百年不变，谁敢保证代代给你儿子，百年之内有五代，总有一代是女儿。虽然那段与独生子女的交往不了了之，细细想来，男方延续数千年的姓氏，因为只要生了女儿就断了，这不是封建意识作怪，这是客观存在的，虽不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但是姓氏作为中华文明的血脉载体，岂能因一朝一法而任意阉割呢？虽然儿女在父母眼中都是宝贝，可那也得有儿也有女才有豁然，这这方面我宁愿作个保守主义者。
毕业之后，从北京到广州，一直投身社会，渐渐听到更多的反对那法之声，从天赋生育权到社会老龄化倒金字塔等等多角度的舆论疾呼下，似乎看到稍有人道的进步，不再逼迫大肚子堕胎和暴力执法等，可本质上的法律并没有松动，而落入了精英生育、富人生育、港澳生育、海外生育等等特权才能享有法外开恩。在抚养成本高得惊人的今天，许多计划内的生育已经放弃了，目前对于超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户口的处罚惊人，越是大城市越贵，谁也弄不清楚这社会抚养费到底怎么核算的。以前多是超生游击队的丑化农民的自觉生育，今天北京终于出了个超生的杨教授，螳螂奋臂般的壮烈，成为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公共事件……
最近几年来读了数遍《圣经》，才知道天赋人权等普世价值皆缘于基督信仰，那真是上帝奇妙的恩典，《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节的一句话常常在耳边警醒，那是使徒彼得与约翰告诫那些社会上掌权之人的话：“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
我和我的朋友一样，顺其自然，先有儿子后有女儿，女儿的户口还没有上，再过一两年我同样会遇见他的孩子那样的教育问题。我知道自己做了两个孩子父亲的那一天起，就成了“违法之人”，需要默默承受相应的代价，成了草民中的再二等公民。我相信，在这冰冷的年代里，我身体力行的站在鸡蛋一边，像杨先生那样，追求天赋人权是不分民族、信仰、地域等的。
孩子是无辜的，那执政掌权者造成的新的不平等造就出来的公民差异，将来埋单的是他们自己！
父亲节的夜里，我似乎隐约听见来自姬轩辕、孔丘、毛公的哭泣声，他们虽是历史上的伟人，其实他们曾经和我现在一样也是“父亲”。人生如白驹过隙，不过是一现之间，人生的良师益友可效法的很多，然而《圣经》说：“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这雷鸣电闪的夜晚，想起早逝的父亲和慈爱的天父，不再沉默，接受良心的拷问，记下这关于超生的带血记忆，遥遥地向北京的杨支柱，因为生二胎问题受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处分和解聘的他致敬！
我们用良心一起呐喊，计划生育早该休了……
2010-6-21 02:27于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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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原文：
章以诺:父亲节谈谈超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