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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中国为什么出现严重的大师荒，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一时半刻恐怕谁也说不清楚。吴冠中先生曾说，要成为艺术家的条件太复杂了，除了要功力，要学术经验，他还要痛苦，没有痛苦，不容易培养人。吴冠中先生是痛苦的，他曾说，“苦，永远缠绕着我，渗入心田”；季羡林先生是痛苦的，他被负载着沉重道德义务的婚姻困扰了一辈子。钱钟书先生在写作《管锥编》时也是痛苦的，当时正值文革后期，被赶出家门的他栖身在北师大学生宿舍一间陋室里，钱先生是把《管锥编》当做自己的学术遗嘱来写的。时下许多学术红人自然也有他们的痛苦，比如电影《手机》里的那位费默教授，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恐怕谁都不会忘记他的哀鸣：“20多年都(和老婆)睡在一张床上，确实有点审美疲劳”。
我的理解是，吴冠中先生所说的痛苦是一种无可名状的彷徨苦闷，它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是一种因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答案而寝食难安的煎熬，它是一种生存状态，大师们理智上厌恶它，潜意识里却享受它。如果我的理解有几分道理，那么当今中国大师后继乏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我们太多的人已经不会质疑了，我们不是觉得现实生活中各种问题的答案在中央红头文件里，就是觉得答案在西方典籍的教条中，要么就是在天理人情的老套中，总之不再需要我们自己上天入地、苦心孤诣地去探索、去深思了。当费默这类学术红人的最大痛苦是“审美疲劳”时，当他们的解决痛苦之道是背着老婆搞婚外情时，你还能指望他们成为学术大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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