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王阳明说过：撼山中贼易，撼心中贼难。对于传统统治者来说，他们最恐惧的，当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如果任由这些人自由思想，比不好统治。所以，统治者都喜欢统一思想。所以到了20世纪乃至当代，统治者们还是崇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思想。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结果。不过，这传统也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几经打劫，才完全趴下的。
中国知识分子首先面临的空前劫难，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深得法家“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的教诲，统一全国之后，收天下兵器，铸造铜人；但在始皇眼中，书也是兵器，所以下令广收天下书，并效仿鲁、齐等国的博士官制度，设博士70名；博士之下，又有诸生2000余人。这些博士约相当于1950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有点找不着北，在给始皇拍马屁的时候拍出火星来了：博士长官仆射周青臣，说秦始皇乃千古第一帝；博士淳于越说，应该效仿三代的分封制，这样才能统治长久；等等。秦始皇判断不出谁的马屁好，就把马屁下移给丞相李斯，李斯就把这马屁加以点评：“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秦始皇听了，龙颜大怒，决心焚书坑儒。“焚书”者，除《秦记》以外的史官记载都烧掉；除博士职掌所藏图书之外，民间所藏《诗》《书》及百家书者，一律送交地方长官烧毁（当然，医药、卜筮、种树等“理工农科”书不在焚烧之列）；令下30天不烧的，要剃阴阳头，下劳改农场（处黥刑及4年筑城的“城旦”劳役）；有敢谈论诗书的，处“弃市”死刑；以古非今者，灭族。“坑儒”者，因一个叫卢生、一个叫侯生的，背后议论秦始皇集权专断，不重用知识分子，“博士虽有70人，却备而不用”等等；有人举报，就下令追查，结果发现说坏话的人还不少，一下子弄了个反动集团，共计460人。秦始皇就把他们都给活埋了。
这一焚一坑，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老实多了。
秦始皇焚书，焚的是《诗》《书》等百家之语，仅留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方面，后世还颇有相通之处。譬如在论及“知识分子改造”时，一般都认为工程技术人员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所谓的文科最差，说穿了就是人文知识分子身上的批判性！
焚书坑儒也就罢乐，问题是秦始皇还开了一个最坏的传统，因为李斯出的一个馊主意：以吏为师！就是说当官的有权扭曲、阉割思想，甚至有权支配思想者的小命。先秦知识分子可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他们可以“处士横议”，所谓的处士横议，说穿了就是言论自由。齐国设立“稷下先生”，其特点就是士持其“道”对政治加以“议论”，他们是“王者师”，可以以“道”压“势”。但“以吏为师”，就把 “道”纳入了权力体系之中，这传统导致中国一种特殊的现象：官阶越大，在思想界越有发言权。此传统沿袭至今，就变成了官员们“做好知识分子的引导、培养、管理”的习惯思维，知识分子不能有超越官员的自由思想，否则从政治上、经济上甚至肉体上予以格杀。
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第二次劫难，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这一劫，打断的是知识分子的膝盖。秦始皇干活不利索，没有把儒“坑”完，所以，汉武帝遭遇到了一个大儒——董仲舒。董仲舒以贤良之身与武帝对话，贩卖儒家的“仁政”，没想到“仁政”这时候很适合统治者的口味：首先，儒家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观与道德观，给统治者披上了一层道德的外罩；其次，强调大一统为统治者提供了专制的理论基础；第三，“天人相与”、“君权神授”固定了皇家政权的合法性与永恒性；第四，“三纲五常”等伦理规范，可以为专制政权提供从头到尾的保障；第五，霸道政策导致秦二世而亡，新一轮的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统治艺术，而儒家的温情脉脉，至少看起来很美。于是，武帝搞了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体操作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体系，兴办太学，设五经博士，建立博士弟子优选官制。
知识分子儒家化，也就意味知识分子的御用化。因为儒学本身，逐渐被统治者利用和改造，中国新儒家开山始祖熊十力在其《读经示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汉代以迄清世，天下学术号为一出于儒，而实则上下相习，皆以尊孔之名而行诬孔之实。”所谓的利用，汉宣帝训太子的一段话很有意味，当时太子认为父皇持刑太深，并且提出“宜用儒生”的建议，没想到汉宣帝一下变脸，训斥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说到底，霸道是实，王道是皮，所谓的儒教，只是统治者的一件外衣而已。
后世皇帝最拿手的，便是改造儒学。孔子曰：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句被统治者给废了，只剩下第二句。而这第二句，也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最典型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当了皇帝还嫌不够，还要充当文化教育界的最高导师。朱元璋偶读到孟子，发现这家伙居然敢对齐宣王说什么“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的话，怒发冲冠，立即下令编纂《孟子节文》，把孟子原书里的大不敬语删去85条。
总之，后世的儒学跟孔孟之初的儒学，早就不是一码事了。虽然后世儒学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已经被统治者糟蹋得不成样子，文化到了政治家手里，就好比淑女落到流氓手里。儒学被统治者轮奸后，逐渐堕落为诠释封建统治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工具，不仅起不到开发民智的作用，还成了对民众进行精神奴役的枷锁。
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干脆把维护统治的儒家思想作为入仕的标准。这样，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取得荣华富贵。两千年利害的逼迫与引诱，使中国文人成了权力的驯服工具。他们在政治领域忠于君主，在私家生活层面尊从父兄，在道德领域则皈依圣人。儒家文化的学术性，完全匍匐在政治性的脚下。
而中国知识分子长期面临的最痛苦、最无奈的劫难，还是统治者的文字狱。如果说儒学政治化打断的是知识分子之膝盖的话，那么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则是给趴下的知识分子还戴上沉重的紧箍咒。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下子坑杀诸生四百六十余人，开文字狱之端。汉宣帝在文字狱方面，又有所发明。首先是盖宽饶案。盖宽饶喜上书批评时政，大概用的是当今的杂文体，偶而来个小讽刺什么的。殊不知，统治者最不喜欢的就是文人这些小弯弯肠子。有一次，盖的奏疏里出现了“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汉宣帝看了不高兴，把盖的奏疏发下，命群臣议罪。没想到儒家知识分子组成的官僚们，从这些话里读出了这样的意思：盖宽饶想要皇帝禅位！最后逼迫盖宽饶不等司法惩治，就自尽了。宣帝制造的第二桩文字狱案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杨恽也是典型的御用文人，喜欢揭发别人不忠，终于也被别人揭发了，被免为庶人。做了庶人的杨恽，自然心有不甘，偶有牢骚。家中仆人举报了杨恽，宣帝派人搜查，查出杨恽给友人的书信《报孙会宗书》中有些牢骚，于是杨恽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处以腰斩。
统治者这般杀屠杀文人，导致三个恶劣的传统：其一，文字的解释权归统治者；其二，文人之间的狗咬狗攻讦之风；其三，也是最坏的一个传统，文人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官方可以随便跑你家里，以搜查你的“反动证据”。这一传统，在“文革”时被发挥到极致。至于知识分子，更有把书信自动上交组织的。这种传统，也一直沿袭到当代，警察随便闯入民居，搜查民众的家里、电脑中的文字，并将之作为惩罚民众的“证据”。至于对中国家庭、学校就更是遗毒横行，比如家长、教师理直气壮地私拆子女、学生的信件，检查他们的日记，在侵入私人空间作为时，不但没有耻辱感，居然还振振有词，有很强的道德感。
文字狱搞得最有声色的，也当数朱元璋。皇帝生日或节日，各地官吏都要上贺表，虽然是些陈词滥调，朱元璋却很喜欢。问题是文字狱是没有游戏规则的；所以，马屁没拍好，却拍没了自己的小命。有些马屁文章，内有“作则垂宪”、“睿性生智”、 “天下有道”等词。朱元璋将“则”念成“贼”，将“生”念成“僧”，“有道”读成“有盗”，认为拍马屁这讽刺他做过和尚与强盗，于是就将这些人统统杀光。那么不拍马屁、不做官总行吧？也不行！儒士夏伯启自断手指拒绝出仕，朱元璋大怒，说“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体而已，而保命在君……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最后，夏伯启被抄家枭首。
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按梁启超的说法，那叫诱奸），一面对不服统治的，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如公元1711年，又有人告发，在翰林官戴名世的文集里，对南明政权表示同情态度，又用了南明的永历帝的年号，就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到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有三百多人。雍正帝统治下，文字狱也更多更严重，比如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 “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音bì）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 恶心我们大清族不识字？诽谤啊，杀！
雍正时有一个典型的文字狱案，叫查嗣庭试题案。查嗣庭是康熙朝进士，后官至礼部侍郎。雍正四年，查嗣廷在江西做正主考。根据科举八股文命题的惯例，他选《诗经?商颂》上的句子出了一道“维民所止”的命题。不料却被人告发借出题名义用 “维”、“止”二字影射“雍正无头”，讽刺时事，居心叵测。于是雍正下令将查氏革职枭首，子辈株连死罪，家属流放。
被当代一再吹捧的“康乾盛世”中的乾隆，在搞文字狱方面更绝；如乾隆二十年，他看胡中藻不顺眼，便命人暗中收集胡中藻所出试题及诗文，以其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中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七字，指责诋毁乾隆年号；以其所写《坚磨生诗抄》中有 “一把心肠论浊清”，指责故意在清国年号加“浊”字；诗中还有“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说成是辱骂“满人”；……，数罪并罚，胡中藻被判处斩首。
科学家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速跳起，跳起的高度均在其身高的100倍之上，堪称世界上跳得最高的运动员；后来科学人员在跳蚤的头上罩上一个玻璃罩再拍桌子，跳蚤一跳，碰着了头，再拍，再跳，再碰，连续多次后，跳蚤适应了玻璃罩，不再跳那么高了，每次跳跃，总会保持在罩的高度以下。科学家继续改变罩的高度，跳蚤也跟着改变自己的跳跃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再也没有跳跃的空间了，于是，跳蚤变成了爬蚤。中国知识分子在2000年中不断被统治者加上犹如跳蚤头上的玻璃罩，久而久之，中国的知识分子慢慢地就集体趴下变成“爬蚤”了。
其实，最让人悲哀的还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帮助统治者打江山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给自身打造一个安全的堡垒。这一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跟农民这个阶层一样的懵懂无知，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而已。站在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盲草民没有什么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