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年鉴：中国经济繁荣的悖论（部分）

原文(原文链接作为超链)：Th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Paradoxes of China’s Economic Boom
译文：美国社会学年鉴：中国经济繁荣的悖论

作者：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
发表时间：2009年7月
译者：Andy Cheng（@adianch2010）
校对：@torrentpien、David Peng、@Freeman7777

作者简介：马丁·K·怀特（Martin King Whyte），中文名字怀默霆，现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是已故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威廉·F·怀特（William Foote Whyte）之子。他于1971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密歇根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马丁·怀特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专家和当今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长期以来，他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社会模式、中国婚嫁与家庭模式、中国城市家庭的延续与变革、中国 计划生育政策与生育权、中国社会制度变迁背景下的男女不平等、中国家庭内部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口、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不平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关键词

发展、后社会主义转型、发展型国家、市场改革、产权

摘要

中国过去三十年令人瞩目的经济改革不仅出乎人们的意料，而且也与发展研究中广泛接受的认识相矛盾。有四个悖论摆在中国所取得的成果面前，需要我们认真审视：（a）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制度是其发展的阻碍；（b）将一个中央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需要震荡式、全方位的改革；（c）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危险（尤其是当国家由终身制的共产党官员所组成时）；以及（d）为推动发展必须建立正确的制度，尤其是建立受保护的私人产权制度。中国为什么能够超越人们的预期和普遍认可的智识而取得了如此成功的发展，本文讨论了个中原因。中国案例表明，国家的发展不能按照某一种标准的菜单式的做法来取得成功，而是必须根据自己独特的历史、潜力和各种约束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政策和制度。

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经济繁荣。不管碰到多么严厉的考验——例如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的国外制裁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都保持着接近10%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上亿的中国公民——主要来自农村——摆脱了赤贫状态，中产富裕阶层迅速增加，享受着接近第一世界国家标准的消费水平。其他一些指标也显示出中国经济繁荣的壮观成就。例如，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外国直接投资，近些年来中国却已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同期，中国的外汇储备从零发展到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2008年接近2万亿美元）。1958年中国为了赶上英国，发动了一场用家庭钢炉生产钢铁的运动，结果遭到了既可笑又令人悲哀的失败。但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类似的，中国从生产品种式样有限、样式单一的衣服（你会喜欢只有蓝色、灰色或者橄榄绿的毛氏夹克和裤子么？），到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服装提供商，生产虽然廉价但多样的服装。1976年，中国事实上还是一个没有私人汽车的国家，现在每年卖出900万辆汽车，中国消费者每年购买的别克车数量超过美国。作为对中国成功发展的象征性致意，当世界银行在2008年任命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时，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出生于台湾）获得该职位，而不是让一个西方的经济学家来担任（林拥有的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或许可聊为安慰）。

如何解释中国在近二三十年来戏剧性的转变和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在1978年中国发起改革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样的成就。毕竟，谁会想到终身制的共产党官僚会成功地将一个日益低效的中央计划体系转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从多个方面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都与已知如何追求增长的认识格格不入。在阅读经济发展的现有文献时，我们想到一种类比，中国的经济成就类似大黄蜂——大黄蜂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会飞的，但是它飞了，而且确实一飞冲天！通过简要考察过去一些关于中国及其经济发展研究的观点，并审视1978年后中国道路的重要特征，本文试图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可能性的扩展讨论有所贡献。根据中国经验，我们将批判性地审视以下重要的一般认识：

• 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阻碍。

• 为成功瓦解中央计划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实行全方位、震荡式的市场改革；

• 在避免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的多种危险的同时，需要经历从国家管理到市场、从威权到民主的双重转变。

• 迫切需要找到正确的制度，采用现代市场社会必须的制度和政策，尤其是受保护的私人产权制度 

 从发展失败到发展成功

与中国近期经济繁荣相关的第一个悖论是，中国是一个多年来被大量文献作为经济发展失败的案例研究的社会——事实上，失败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一次失败的事实是，直到18世纪晚期，中国仍在很多方面比西方社会发达，但后来却是英国发动了工业革命，而中国未能做到。第二个失败，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中国和日本都面临英国和其他西方强权的军事、经济挑战，日本奋起应对挑战，通过改革开辟了一条道路，成为现代工业强国，而中国未能做到。一个曾经作为经济发展失败案例研究的国家如何变得如此成功，这种转变对于现有文献的各种断言意味着什么？

关于中国的第一次失败，最著名的分析当然是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1930年[1905年初版]）和《中国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China）（1951年[1915年初版]）等著作中提出来的。韦伯提出，尽管中国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很优秀细致，并且浸染着相当高层次的理性，但它在容许现代资本主义起源所需的制度和价值观方面存在关键的缺陷——例如，强调对过去、稳定性、和谐的尊重，而不是改变、追求个人自利的开放精神；贬低商人，城市政治自治和社会阶层的发展很差；强调家庭责任，不利于理性的经济计算；科学实验和理性的发展水平很低（所有比较都是与工业化之前的西欧尤其是英国进行的）。这种知识传统仍旧非常有活力——例如，最近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的一些著作（如兰德斯2003）论及西欧曾经从它们历史上更为强大的技能——技术改进和科学实验——中获益匪浅并乐此不疲。

然而，并不是所有对中国第一次经济发展失败的解释都采用这种文化缺陷论的框架。伊懋可（Elvin，1973）发明了一个名词“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指出中华帝国晚期的商业系统极为精细复杂，对需求和供给变化的反应非常迅速，从而避免出现严重的短缺和瓶颈，而这种短缺和瓶颈本来是有可能激发技术性突破的（如从家庭纺织到工厂纺织生产的转变）。因此，在伊懋可那里，中国是它自己数百年来建构的高效、反应迅速的前工业经济体系的受害者。对用文化缺陷论解释中国发展的第一次失利，更为晚近的批评是彭慕兰（Pomeranz，2000）提出来的，他用过于简单的形式说明，英国拥有中国所不具备的两个关键资源——煤炭和殖民地。中国确实拥有丰富的煤炭储藏量，但与英国不同，这些储藏地都远离可能在沿海城市建立的纺织业和其他工厂。中国没有任何把煤炭从内陆迅速、廉价地运到沿海的手段。此外，英国的殖民地既提供制造业所需的投入品，又提供支持工厂发展的资金，从而令国内的人口无需承受过度的负担。

解释中国第二次失败——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中国未能像日本那样对西方作出经济反应——的著作一般也可分为持文化缺陷论观点和不持这种观点的。前者如贝拉 （Bellah 1957）提出，基于历史机缘，日本自身具有的武士精神起到了相当于新教伦理的作用，而且，通过改革，日本消灭了封地制度，使社会能够将很多以前的武士逐步变成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商人。言外之意，中国在应对西方上的失败，是因为她欠缺建立一个新兴的企业家阶层的文化基础。列维（Levy1955；也可参见罗兹曼[Rozeman]1981）认为日本得益于拥有比中国更强的商人家庭传统以及在传统家庭模式上存在的重要区别。特别的，日本家庭与部分继承的中国习俗不同，必须指定一个男性继承人，承继父亲作为整个家族的首领。尽管大多数情况下，长子会成为族长，但如果长子被认为能力不足，另一个儿子有可能被选定为继承人。在某些情况下，家族甚至可能从外面收养一个男孩作为继承人，而不考虑他们自己亲生的儿子们。因此，列维认为，在日本家族体系中，能力优于血缘关系，这与他揭示的中国情况截然不同。

其他的著作又一次采用了与文化缺陷论不同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发展的第二次失败。特别是，1840-1949年期间历届政府的软弱、无能和腐败，政治动荡引发持续的破坏性混乱，以及外国的入侵，令任何想成功应对西方的努力都碰到了严重的障碍（参见科布尔[Coble]1980、费维恺 [Feuerwerker]1977、珀金斯[Perkins]2004、拉斯基[Rawski]1989），这种情况与同一时期日本的国家强势和更强的政治稳定性形成鲜明的对照。近年来，这里引用的此类研究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一些批评质疑被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工业革命出现于英国而不是中国？——是否是一个处于首要位置的合理的、有用的问题。然而，最常见的批评相当明显：195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轨迹记录使得中国文化缺陷的观点难以置信。这一时期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是东亚，而成功的例子或者主要是华人地区（台湾、香港、新加坡和现在的中国），或者是与中国共同拥有强大儒家价值传统的地区（日本、韩国和越南）。当然，这些成功没有解释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中国首先发展了现代资本主义。然而，它们确实很大程度上贬低了中国第二次发展失败归因于文化缺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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