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振强 ：新拆迁条例面临的“两难题”看行政的反民众

7月27日的北京一媒体报道了有关 “新拆迁条例或已胎死腹中”的内容。曾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的北大法学院五名学者之一的姜明安认为，有关“新拆迁条例已经胎死腹中”的说法肯定不成立，因为这不符合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要求。但他对国务院法制办至今没有向社会公布条例立法进展感到不解。姜明安认为，《条例》面临两个难题：如果按草案精神出台，可能对西部大开发和城市化有影响；如果按《条例》规定，地方对外来资金的吸引力下降，拿到土地成本加大。而且目前的财税体制不合理，税收中央拿大头，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卫生事业和社会保障承担责任，“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地方财政只能卖地”。

应该说，这位教授的正话反说或曰反话正说还是很有水平的。只是，其“两难题”言辞中的推论或逻辑令人分外费解——不知道这位教授的“两难题”论是源自自己的观察、理解而得出的结论呢，还是被授意发布相关方面的意思。无论如何，这样的推论、逻辑都不能让人信服。

比如，“如果按照草案精神出台，可能对西部大开发和城市化有影响”。那么，这里面蕴含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西部大开发和城市化，是和民众利益相冲突的，必然导致强制拆迁、野蛮拆迁。而今按照草案精神出台，则对西部大开发和城市化“大局”产生影响。我们姑且认为这样的逻辑关系是成立的，也就是说，西部大开发和城市化，原本就是以牺牲民众利益为代价和前提的，则多起致人生命陨灭的暴力强拆、野蛮强拆事件，难道还有什么“大局”可言吗？人的财产没有了，生命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政府的信誉没有了，起码的和平行政没有了，视同流氓行径的拆迁横行——难道还有迟疑叫停的理由吗？或许，这位教授所言是个既定的事实：以往的发展，包括“西部大开发和城市化”，是以包括野蛮拆迁、暴力拆迁在内的罔顾民生乃至民众生命以为因缘机遇的。如此现象被揭示，继而迟疑出台民生政策，则更加说明了嗜血、好财、罔顾民生及至民众生命的行政、发展的可鄙。

再如，“如果按《条例》规定，地方对外来资金的吸引力下降，拿到土地成本加大。而且目前的财税体制不合理，税收中央拿大头，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卫生事业和社会保障承担责任”，这里的野蛮、强盗逻辑，和前面如出一辙，姑且不再论。只就其中的因果关系而言，也是荒唐的。“如果按照……则地方对外来资金的吸引力下降”，我们姑且还是认定这样的逻辑关系成立，这依旧是挑破了一重关系：是吸引外资重要，还是民生乃至民众的生命重要？在这个选择面前的迟疑，依旧显示出了行政及发展的嗜血、好财以及缺乏对民众起码的关怀。

那么我们再接下去就要发问了：发展的目的是什么？西部大开发、城市化的目的是什么？吸引外资的目的是什么？和民生难道历史、现实、一直、永远都是背道而驰的？难道上述一切，都是民众利益、民生全然相互矛盾的？

这位教授的逻辑还有一个可议论之处，就是“目前的财税体制不合理，税收中央拿大头，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卫生事业和社会保障承担责任”，“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地方财政只能卖地”。我们仍旧认为上述逻辑是成立的，即目前的财税体制不合理，但是，这难道是地方政府买地的理由和必然出路吗？这难道是野蛮拆迁、暴力拆迁、以生命为代价的拆迁的必然结果吗？还有，因为财税体制的不合理，难道就可以用野蛮拆迁、暴力拆迁及民众的财产、生命为筹码，来要挟出来一个合理的财税体制？这样的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矛盾及其绑架民众以为各自的要挟筹码，与街头暴力犯罪式的绑架撕票，究竟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中央也好，地方也好，有矛盾也好，没矛盾也罢，这中间，都不应该有民众被作为人质的影子。谁都没有任何理由拿民众说事，更何况是各自要求彼此要求自我利益。作为民众，他们有理由质疑：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哪个部门、哪级机构不存在以三公消费为主的奢侈浪费，甚至贪污腐败？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以财税体制不合理、缺钱花而作为疯狂卖地、拆迁的理由，是极其荒唐、荒谬、站不住脚的。

从这位教授的话语，我们看到的是：民众利益、民众生命在大的话语面前、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面前的全然被忽略不计！我们从中也看到了，为教授者在庸俗的、食人的现实面前言行的庸俗化以及势利化——行政权力何以在出生、存在之日起，即与民众利益、生命如此尖锐地对立？这种尖锐的对立，又从何时起被认定接受，且作为讨价还价、赏赐开恩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