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办学乃是解决入园难的不二法门 童大焕 “入园难，难过公务员门槛；入园贵，贵于大学收费”，已经成为中国内地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面临的共同难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中国的入园难、入园贵，大致由三个方面主要原因导致：一是1978年代，基本上是国企一统天下，我国城市托幼机构均由财政支持，或者是企业办社会，由国企大办幼儿园。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减员增效”之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职工从1997年底的7800万人减少到2004年底的4500万人，国企数量大量减少，并且随着“企业办社会”的剥离，企业、街道办的幼儿园也大量减少或改制，财政则开始向少数党、政、军机关幼儿园大量倾斜，使托幼机构的公益性质渐行渐远、特权性质越来越近。 二是随着城市化的到来，数以亿计农民进城，以往在农村不上幼儿园的多数孩子，到了城市，不论从无人照看的角度，还是从与城市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的角度，也要和城市孩子一样上幼儿园。 市场需求剧增而供给锐减，矛盾的尖锐化不言而喻。问题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如果听从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安排，需求增加——价格提高一定会带来供应的增加，但在我们这里，管制这只政府有形的手扼住了市场的咽喉，僵化落后的审批式教育管理体制，使民间的教育力量无法自由生长，这是导致今日大中城市入园难的政策原因，也可以说是最根本原因。这与各地教育部门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态度和方式如出一辙。 笔者坚决主张幼儿园回归公益、回归政府义务。从教育和人才发展规律看，幼儿教育是真正的起点教育、养成教育，任何人都需要，将它优先纳入政府义务，比将高中和大学纳入政府义务更迫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日法等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学前教育逐步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国家财政以各种形式予以支持。从家庭培养孩子的角度看，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进入城市以后，不可能再像农村一样对孩子实行无人照看的“放养”，而多数城市新移民的收入远不足以支撑高昂的幼教费用，政府及时承担起“为社会、为国家养育人口”的责任亦是当务之急。 但是公益与公办是两码事。实现幼儿教育公益化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采用教育券方式对幼儿进行补贴，甚至可以在教育经费和养育经费上对儿童进行直补。惟独政府垄断是我们需要警惕和反对的。当下的审批式管理，虽然允许民间办幼儿园，但极高的门槛实际上形成了该领域的垄断和半垄断局面。主要表现在，对没有权力背景的新办学校，实行很高的门槛，师资要多少，面积要多少，毫无商量余地，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必须租用教委的教育设施，而且产权不明，使得民办教育机构不敢放开手脚。而对于一些有深厚权力背景的所谓民办名校及其分支机构，却往往可以在硬件、师资等条件上网开一面，导致一些所谓名校如鱼得水，一些新进入者寸步难行。 政府亲力亲为自办幼儿园，更不可行。以北京为例，今年，北京准备下大决心投入6千万元改扩建30所幼儿园，增加学位近2万个。但是面对17万个学位缺口，这些投入杯水车薪。以此进度，要全部安排17万个孩子入学，至少需要八年半时间，孩子可等不及啊！再说，北京每年还有60多万的新增人口；未来一二十年，全国范围内，大中城市平均每年新增人口也都在1%以上。再说，在偌大个北京城，这么大的投入却只集中于30所学校，孩子们就近入学理想又何以实现？ 用市场化的力量民间办学、政府支持和补贴，才是解决城市入园难的不二法门，甚至应该长期允许大量的家庭式私塾存在，以解“入园难、入园远、师资缺”的现实困境。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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