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英国大选尘埃甫落未定，香港作家陶杰便在大陆的《南风窗》杂志发表专栏，把英国新上台的保守党首相卡梅伦、自民党副首相克雷格以及谢幕的工党前首相布朗比喻为1949年前后的毛泽东、张澜和蒋介石。在陶杰的文章里，毛泽东与卡梅伦二人都是以新代旧、声名日隆，张澜和克雷格均是审时度势、伺机站队，至于布朗与蒋介石，都曾有过位极人臣的辉煌却终不免将大好的党国江山送人，所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这二位恐怕也只能晚年在安乐椅上回味一下“振兴工党”或者“反攻大陆”的春秋大梦了。
这软中带刺的幽默却在文章的临末异峰突起，陶杰写道：“布朗‘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到底是绅士，他不是流氓，权力交替之间并无血腥暴力。难怪英国到今天，国力再萎缩，其政治道德仍垂范于世。”言下之意是说，有些搞政治的人偏偏就不是绅士、有些甚至是流氓、有些政权的交替充满血腥和暴力。话中既损了蒋介石，又顺带攻击了伟大的党一把。虽然言辞间的巧妙伪装可谓羚羊挂角，但陶杰下笔蕴藏的力道，在某些人眼里，仍堪称“其心可诛”。
或许，这足以解释为何写书无算的陶杰至今在大陆只出版过作品集结薄薄一册。众所周知，陶杰可谓连打个喷嚏也满地掉字的“藻鉴之人”（man of letters），写作往往信笔由僵、笑骂成文，若身在大陆，日久必定“闯祸”。实际上，被人调侃为“一日不抽水（打嘴仗），一日不吃饭”的陶杰多年来一直“闯货”不断，远的不说，2009年陶杰在一篇英语文章中戏称菲律宾为“仆人的国家”，便激起菲律宾人不满，陶杰的名字亦被菲律宾政府列入拒绝入境的黑名单。设若此文发表在大陆官方的China Daily，当真是要闹出国际玩笑了。
但要说陶杰文章的“祸”，其实最多还是“闯”在了香港。香港，这个只求三分钟热度、不求深度的城市，对于陶杰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来说，实在倾注了太多感情，有太多“抽水”的空间。他的文章结集《这个荒谬的快乐年代》，便是这份感情的凝结，其话语间的讥刺，当作恨铁不成钢之解。
“特首这份工难打”，陶杰劈头就是一句。何故“难打”？只因要双向负责：既对北京的中央负责，又对香港中环的小圈子负责，夹在中间，难以做人。97大限之时所谓的港人治港在陶杰眼中早就变成了“中环精英治港”。然而，这些中环精英们，得了殖民政府遗留下来的好处，多少年来习惯了养尊处优，“宴会饭局，不是镛记贵宾餐厅碰头，就是马会厢房遇上，越是身娇肉贵，脸皮越是嫩薄”，眼里生怕盯丢了的，“不是中南海大员的秘书，就是省委书记的侄女”，总希望“背靠祖国”蹭点好处，自身的胆量和气格还未上战场就先泻掉大半。于是，想学西式民主却又只得其形而不得其神，空给人留下一个“很孬”的印象。
“孬”的公务员队伍，必然有一套“孬”的政治文化与之配套。回归十三年来，“普选”呼声不绝于耳，英式宪政被人们奉为无可超越的最佳体制。但是，历年来投票人数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一百七十多万，不及已登记选民的一半，对于香港受英国政治文明影响百年、公民意识强烈的地区来说，这样的政治冷漠“其可怪也欤”！
说怪其实也不怪。港英政府百年殖民统治，一朝“回归”，心态和自我定位难以调试得当，即使过了十多年，最高行政长官说话仍带有殖民地时期港督的味道：“我和香港市民亦深深感受到中央对香港的信任”，言语间战战兢兢、恨不得“感谢国家”，却又似卸任港督正在受英国女王册封。但毕竟是“港人治港”的时代，在陶杰眼中，如今的中环精英们换了身皮，继续领着殖民地时期的高薪，却尽着中国传统“父母官”的责任：“永远把统治的草民当小孩”，永远不“给民众断奶”，同时永远失职，但永不失业。
这便造就了香港这个“快乐”的荒谬社会，因为快乐的代价是愚蠢。神话里，西西弗受诸神惩罚，不断地把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因它自身的重量又会滚落下去，他不得不回到山下，把石头重新推上山顶，如此反复。加缪据此断言：西西弗是快乐的，否则他不会欣然重复着这绝望的工作。陶杰则说，香港人大体而言是快乐的，因为“精英治港”的愚昧也在不断重复着西西弗一样的工作：教会大家不要思考，至少不要用大脑思考，教会大家不要投票，至少不适用自己的双手投票，这个道理得月月讲、天天讲。
以小喻大，香港的问题莫不是中国的问题。若论时事的荒谬，如今大陆较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认识到荒谬的前提是承认存在一个理性的原则和共识，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并遵循，有如此的对立面，这“荒谬”的概念才算成立。不错，随着“鸡的屁”数字上升，现在我们的快乐较之“早请示，晚请示”的年代多少增加了一点，然而人们心中的荒谬感却并没有比那个年代减少多少，又或者，党疼国爱的我们是否又意识得到这种荒谬呢？就算意识到了，是不是也仅限于“不敢言而敢怒”，甚或在“独夫之心日益骄固”的前提之下，连“敢怒”的胆量也给驯化了呢？
这大概是陶杰对左派缺乏好感的原因。
但追根溯源，陶杰自身亦是出身左派报业世家，其父曹骥云曾将他送入香港左派学校念书，以期其根正苗红，但谁想这位《大公报》掌门人的公子最后不但不“红”，反而选择了“崇洋”，跑到英国念起了英国文学和国际关系，并且这一“崇”就是十余年，等到再返回香港时，他已经是为老牌资本主义广播台——BBC服务多年的资深记者了。从左派报业世家到右翼媒体人，陶杰的经历仿佛验证了奥威尔的那个著名判断：左派右派本是一家人。
是左是右并不打紧，打紧的是，注了水的猪肉，毕竟还是猪肉，掺了假货的民主，总好过压根拒绝民主。以陶杰之学养，够否资格称“香江第一才子”，尚属见仁见智，但这样一位“极崇洋能事”之人能否堂而皇之地做他的“才子”、在报章上拿“特首”开心而相安无事，则见一个社会的包容度与文明度。
《这个荒谬的快乐年代》，陶杰 著，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2月，港币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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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杰：注了水的猪肉，毕竟还是猪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