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罡

《唐山大地震》最近的热映，又把许多中国人的记忆勾回到毛泽东时代。虽然现在距毛泽东去世也已三十多年，但很多中国人回忆和评论起这段历史时心中仍然是五味杂陈，很难把自己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单纯归类为苦、辣、酸、甜、咸。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时代才最值得回味。据说目前市场上最抢手的中国邮品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邮票，我想当藏家把玩这些邮票时，心中感受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喜”或“恨”可以概括的。

关于毛泽东时代的痛苦，从文革刚结束时的“伤痕小说”到近年来的各种回忆性文章，都有着深刻而详尽的叙述，乔海燕先生在《随记光阴》中述说的1975年石漫滩水库垮坝事件，读后便让人有惊心动魄的感觉。文章说，包括石漫滩水库垮坝在内的“七五・八垮坝事件”，导致超过26万人死亡，而官方公布的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也不过242,769人。另外，记得我上大学时一位同学曾向我讲过一件真事，说文革时他们县搞忆苦思甜，找一位老贫农上去“忆苦”，老头儿上台第一句话是，民国某某年县里遭灾饿死多少多少人，领导们听后频频点头，但老人的第二句话却石破天惊──可62年那死的人才叫多呢！此言一出，领导们大惊失色，慌忙把老头儿赶下了台。

那么，毛泽东时代有没有幸福呢？本人虽然赶上了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尾巴，可惜(或可幸)那时候太小，几乎没留下什么有关那个时代的记忆。但成年后我却发现，中国许多人其实对毛时代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幸福记忆。比如，这些年我接触过的一些农民，他们说到乡和村两级政府时，都依然爱用“公社”和“大队”这些毛泽东时代的遗称，仍喜欢称村民为“社员”。从1958年中国全面普及人民公社制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恢复乡村建制，这其间不过20多年，到现在又20多年过去了，为何在农民们嘴里，中国沿用了上千年的乡村建制却始终冲不掉仅仅是中国历史特例的人民公社呢？如果说是因为叫习惯了一时难改，可你现在还听哪位工人“习惯性”地把厂长叫革委会主任？或许，作为身处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社员”这个称谓更能带给他们尊严感。

对于许多经历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乱和民族屈辱的中国人来说，毛泽东时代的生活总有其积极的一面，甚至张爱玲女士也不否认。张爱玲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大陆出走香港，她的政治立场是毋庸置疑的，其《赤地之恋》和《秧歌》两部作品甚至可以称之为“反共小说”。但她在散文《忆胡适之》中述说的一个场景却颇令人玩味。文章说她五十年代到美国后去纽约看望胡适，“适之先生讲起大陆，说‘纯粹是军事征服’我顿了顿没有回答，因为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但是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一九三○年代。我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脸一沉，换个话题。”张爱玲在这里用委婉的曲笔暗示了毛泽东时代在她心目中的另一面。

对当今中国人来说，毛泽东时代也许像一位曾带给我们痛苦记忆的至亲，他逝去的越久，出现在我们梦境中的形象反而越亲切，虽然在我们的理智中那些痛苦记忆永远也无法磨灭。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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