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赐稿: 温家宝非叶利钦 更像陈水扁、他信

温家宝非叶利钦 更像陈水扁、他信
赐稿作者：亚晦

温家宝屡谈政改的效果之一，是挑起了一些向往民主自由的中国小文人的癔想，认为他是”中国当代袁世凯，中共叶利钦”（1）。揆诸历史，中国历代的确不乏袁世凯之流，不提王弃篡汉，仅论公元五、六世纪的南北朝时期和公元十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几乎每一次国号更换，都有类似于袁世凯的身影。但我认为，温家宝之于当代中国，尚不足以成为袁世凯、叶利钦，他顶多也就是中国的他信、大陆的陈水扁。因为目前中共还不是当年苏共，中国也不是清末。温家宝纵是天纵英才，也不具备成为袁、叶的历史条件，而他走民粹路线树立形象，勾起社会幻想，与他信、陈水扁之崛起又有极为相同的历史背景。

只看现象，老大帝国的崩溃，往往于一夜之间。但放眼历史，帝国崩溃之路却往往漫长，僵而不死，败而不亡的时间，常常过半。清朝的崩溃远在乾隆时期就埋下自大锁国的因子。嘉庆帝和道光帝掌政风格日趋保守和僵化。官场中，结党营私、相互倾轧、买官售爵、贿赂成风。财政上，国库日益亏空、入不敷出。社会矛盾激化，相继爆发白莲教和天理教等农民起义。接着又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老大帝国已是日薄西山，有识之士多发国将不国的感叹。但谁曾想，同治年间又出现中兴之象，维新、洋务颇似今日之改革、开放。一时间帝国似乎告别残喘，大有重振之态。也如现今一样，当洋务等经济层面的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清朝也进入了政治改革的深水区。百日维新便是当时政治改革急切心理和需求的典型说明。但随着”六君子”人头落地，老大帝国终于失去了一次政治变革的机会，一路奔向末日。但尽管如此，也还是又混了10多年才亡国。现在的大陆即使再差也至少是同治中兴的光景吧，即使当官的个个无能，没个二三十年的折腾，还到不了清末亡国的程度。那时，今日风光如温家宝者，大概也是黄土一抔了。

中共党内元气未伤。虽然目前胡温已经分道，但表面上还算和谐，中共大体上还算团结，还有一份长久执政的追求。而不像苏共倒台时，人民冷眼旁观，绝大多数党员也无动于衷，冷漠地静坐观虎斗。党内党外，除了一个看热闹的心情，对未来一片茫然，所谓党心民心尽失矣。所以才任由贪酒的老将军发动政变，也任由叶利钦炮打白宫。然中共体制内无论是左派批温，还是右派批胡，大概都还有一份向上的心思，还不缺一份为党为国的公心。不管是利益分肥，还是帮派轮庄、集体互保，中共总体上还是一个团结的中共，这是当时苏共没法比的。

最为重要的是通过30年的改革，中共手里有钱，这更是苏共所不具备的。中国社会是个奉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社会，就算政治改革无寸进之功，小范围的利益转让还是能让中共支撑好一阵子。进入21世纪后对大学知识分子的赎买便是典型说明。那么多大学教授，大多选择了听话过好日子的道路。不听话的，都走向边缘，甚至失去了生机。为了生计被迫拿美元的，又失去了道义支持。所以纵然刘晓波入狱，知识分子寒得透心凉，但那是党划的一条黑路，你若走，对不起，你进去。你若不走，另有一条光明路给你，那条路上有吃有喝有地位。为国家民族前途着想哪有为自己着想现实啊。何况投靠共产党难道不也是为国家民族着想吗？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我们进去，是为了更好地出来。文人心理的自我调适，是不用党做多少工作的。

稳住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民众没有了思想武器，也就是失去了方向，社会原子化了，成不了大气候。怨气实在无法伸的，顶多拿把菜刀去砍几个弱势儿童，将对社会的愤怒，转移到几个具体的倒霉家庭而已。就目前的社会怨气，若要聚集成几个具有当量的爆炸点，至少也要个十来年的功夫。那时的温家宝，又在哪里。

统而言之，目前之中国，”帝”虽弱，但权贵们正在成长期；国虽危，但似乎还有转寰的空间和可能，所以，温家宝不具备成为当代袁世凯、中共叶利钦的现实条件。他登高一呼就天下景从，只不过是小知识分子的春梦罢了。那么，为什么说他是当代他信、陈水扁呢？仔细比较一下他们成长路径，就会发现其一致性。这三个人能成一时翘楚的原因是相同的，即他们都在恰当的时候，找到了打开民众幻想之锁的钥匙。这个钥匙即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民主主义，而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其基本理论包括：反对权威和精英主义，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 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

在当今世界里，”民粹主义”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拉美一度成为民粹主义的大本营，庇隆主义就是民粹主义拉美化的写照。就是现在，民粹主义对拉美政治的影响仍然十分深远，查韦斯就是一个典型的民粹主义者。随着亚洲进入民粹主义时代，民粹主义的复兴已成为后冷战时代突出的意识形态现象。它已成为是一种与现代化进程中自上而下的不公正的转型过程密切相连的大众化运动。

大凡初次民主转型的国家和地区，常常掉进”民粹主义”的陷阱。这主要是因为，在上层主导的追赶战略中，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而大部分民众承担改革的代价，这样一来原来的束缚-保护功能被打破，罩在个人头上的传统法规消失，独立无助的人群又无法在新环境下获得安全感，因此社会情绪中就会涌现出对改革的抵触和对过去非现代化社会的追念之情。而这种民粹主义一旦被政治人物所利用，由于社会新的契约尚未形成，随着政治人物变得强势，政治人物又会向威权体制进行一定程度的回归，往往会造成民主的变形，甚至是民对民主的反动，像拉丁美洲的庇隆主义和台湾陈水扁、泰国他信，都属于此类。

他信的上台，是亚洲民粹主义政治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泰国上层人士以及不少人来说，他信是一个民粹主义的煽动者，为获得政权而操纵大量无知和愚昧的农民。以他信上台之前的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泰国一直在军政府和政治强人统治之间摇摆不定。他信承诺将把基本权利从传统的政治中心（曼谷富裕阶层）转移到农村穷苦百姓身上。泰国农村居民占到全国总人口的80%。通过对农村选民的动员他信获得了泰国总理一职。当时他在农村地区获得创纪录的70%的支持率。他所率领的泰爱泰党是第一个接近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当时，泰爱泰党获得500个席位中的248席，而排名第二位的政党只获得96席。

他信向农村发展项目提供了数十亿美元资金，包括设立总额达到23亿美元的农村基金，向泰国每个村庄（共80000个）提供25000美元的小额贷款和政府拨款，用于发展小型经济和帮助农户扩大农业生产。2001年他又提出一项全民医保计划，穷人只需要30泰铢就可以看病。他信将自由市场与带有民粹主义的债务延期偿付以及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相融合，使泰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1年至2006年间提高70%，而农村居民收入上升的幅度更高。（2）

但只向穷人提供政策支持并不会使他信在泰国民主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一个传统上被态度温和的宫廷阴谋和军队势力驱使的国家，社会精英并不喜欢他信没有外交辞令的风格和以企业方式管理国家的策略。他信在2003年实施的禁毒战争导致数千人死亡，同时他实施的军事攻击使泰国南部伊斯兰叛乱问题更为严重。除此以外，批评者还认为，他信向农民提供政府贴息贷款仅仅是为了获得选民支持，无法归还。他信的离去也说明民主主义终于战胜了民粹主义。而他信留给其继承者的任务，是如何在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陈水扁更是一位善于抓住民众心理的政客，可以称得上是台湾的”庇隆”式人物。台湾的民粹主义曾经是对蒋介石专制统治的反动，包含了民主的内核，但是到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这种民粹主义已经”被政客半路骑劫，成了操弄民众情绪的工具”，变成了”一种基于精心预谋的诉诸民众利益或偏见的政治策略”（吴俊刚评语）。李登辉上台后推行”本土化”，不断利用民众的历史悲情，制造省籍对立，对”中华民国”的正统价值进行破坏，鼓吹”台独”。以”民粹”起家的民进党陈水扁更是将民粹主义发展到极致，”二•二八手牵手护台湾”，”全民公投”，”公投制宪”等运动，将人民的道德直觉激化为一种宗教狂热。（3）

陈水扁总以”台湾之子”自居，以一种狭隘的”本土人”论述来煸动民意，言必称”代表台湾两千三百万同胞的利益”。陈水扁以”爱不爱台”来区分敌我，同时又垄断了”爱台”的解释权，谁不支持他谁就是”不爱台湾”，谁不支持”公投”谁就是”中国人”。对”国家”的忠诚代替了民主的价值，要想取得民主的权利，必须先通过主政者的”政治法庭”，”政治法庭”操纵了一切黑白是非。民粹主义已经成为台湾一种重要的政治生态，成为摆布台湾政党政治的幽灵，任何政治势力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4）

在中国，没有任何人会把自己描述成”民粹主义者”，但一些富于心机的政客看到了民粹主义的威力，已经开始利用这种威力在政治上呼风唤雨。他们刻意把自己打扮的很亲民，同情弱势甚至到了公开流泪的程度。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讨好农民的政策，比如减免农业税，出面为农民工讨要工资等等。中国政治的民粹主义化，使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和官方报纸卷入了一场炽烈的、至今还没有停止的关于民粹主义危害的辩论。

温家宝是不是搞民粹主义，几乎是一个不用争论的问题。对于十六大以后中国兴起的民粹主义热潮，国内外学者及研究机构多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2010年3月两会期间，英国《金融时报》就直截了当地以”温家宝的民粹主义”为题，评述中央政府的政策，指出”不管是不是通过民选上台的，政治家们都很少能抵挡住展现一些民粹主义的诱惑”。如果这些论述有敌对势力污蔑之嫌，那么著名的挺温文章《温家宝是至今不知天命的好人》（作者冯崇义）对温家宝的民粹主义倾向表示担忧，就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了。

该文在大赞”温家宝是来自民间的’布衣宰相'”、”温家宝与世袭权贵有隔阂”之后，也不无担忧地指出”温家宝在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者之间彷徨徘徊”，认为”近年来温家宝对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赞赏，常常语惊四座”，但”温家宝在落实这些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方面，又几乎毫无建树。他似乎不明白，落实公平的财产权以及其它方面的平等权利，是全面改善民生的必要条件。因而，他在具体施政过程中往往沿着民粹主义的思路，将政府恩赐的福利抵消公民权利的落实。他可以在广大农民抗捐抗税的压力下减免农业税，却拒绝先进农民们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拒绝废除取消极不平等的户口制度；由于屈从于保护’公有制’（实际上是体现权贵垄断经济”官府所有制”）的民粹主义呼声，温家宝在总理任上不但没有努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反而为祸国殃民的’国进民退’推波助澜。他似乎也不明白，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是公民不可让渡、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而且为有效低监督和制约政府所必不可少，没有着手落实这些公民权利，而是热衷于’体察民情’的信访和’平息民愤’的表演性惩治腐败。”

事实已证明民粹主义不是亚洲的福音。亚洲的民粹主义是东方文化传统与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怪胎。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权是一项基本制度，公民权是政治认同关系的重要表现。要建立民主政治，首先就必须确立公民权制度，建立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意识。但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亚洲转型国家普遍存在公民社会缺失的现象。这就给民粹主义提供了走向民主反面的土壤。以台湾为例，台湾社会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族群社会”，缺乏对公民权制度的体认和重视，公民意识淡薄，普通老百姓奉行的原则是”为乡不为国”，这里的”乡”不仅指乡亲，而且还指血统、族群。台湾政治的民主化缺少相应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缺失造成了人们对族群的认同更甚于对公民身份的认同，这为民进党操弄族群创造了条件，也为民粹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缺失使人们看重民主的工具意义更甚于看重民主的价值意义，从而造成台湾政治的”功利化”，真正的民主制衡机制始终无法建立完善。（5）

事实也表明，他信、陈水扁正是打着”人民”的旗号干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勾当。由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大都罩着民意的光环，具有更大的欺骗性，民众才放松了对自己领袖的警惕。尽管他信在执政方面的作为强陈水扁百倍，但他仍然无法摆脱家族腐败和任人唯亲的民粹主义政治通病。而陈水扁更是利用民众的信任，公然窃国为己有，直接把国库的钱往自己家中转移。

因为民粹主义毕竟不是民主主义，在现实中，政治人物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大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主要考量。表面上，政客迎合民众的需要，唯民众是从，但是在选举过后或私底下却可能借助公权力谋取个人的私利，这恰恰是需要民众高度警惕的。 正像许多民主理论家所说的那样，民主政治的运行需要诸多的条件，其中尤以法治（以司法独立为特点）、言论和媒体自由、公民社会的发展等为必要条件。陈水扁、他信执政期间，大权独揽，多次利用行政权干涉司法公正和媒体自由，从而使得自己能够逃脱于法律之外，这反映了民粹主义的权威主义本质，在缺少公民社会的前提下，转型国家的民粹主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新型民粹式威权统治。他们既有民主的成份，但也无法摆脱威权统治下贪污腐败的诸多弊端。

与泰国、台湾相比，中国公民社会的缺乏程度更加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威权主义的危害只能是更甚而不是更少。在没有民主制衡、政治透明、社会监督的前提下，因民粹主义而得到拥护的温家宝，除了道德自律，几乎没有什么再能制约他的腐败。权力越大，民望越高，离腐败就越近，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已经是被历史所证明的了。但指望温家宝的道德自律，无疑是与虎谋皮。现实中，与他信、陈水扁一样，靠民粹主义赢得支持的温家宝，也深受家族腐败和任人唯亲传言的困扰。

近年来，无论是网络还是国外的权威媒体，关于温氏家族腐败传言越来越多。他夫人”珠宝一姐”张蓓丽，他儿子”私募太子”温云松，他弟弟”地产大亨”温家宏，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成为反腐舆论的焦点。甚至党内有人公开提出质疑，要求温家宝公开个人财产，就家族腐败问题做出说明。这种质疑，其实也就是起个将军作用而已。对于温家宝而言，这样做，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与其被动公布家族财产，不如赶紧利用民粹积累民望。任人唯亲方面，温家宝已完全掌控国务院各部门人事安排，如核心部门财政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国资委、审计署、税务总局等都完全掌握在这些亲信手中。就连周恩来、李鹏、朱镕基这些前总理当政时期，都没有温家宝这么大的权力。可以说，中共当政60余年来，温是权力最大的一届”宰相”。

虽然不能说温家宝是为了民粹而民粹，但温家宝至少从他信、陈水扁的身上看到了民粹主义的好处，也从现实中体会到了民粹主义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利用民粹得到民望，通过强调普世价值和政改，他拥有了”平民总理”和”民主派”两个标签，这两个标签足以让他攫取更大的权和利，也足以使家族中腐败者遮风挡雨。

他信家族逃亡海外后，用资本指挥国内的农民”红衫军”与政府对抗的现实，对中国高层玩弄民粹主义者还一定有另一层启示：要加紧资产转移，以备非常之需。一旦天下大乱，或在权力斗争中失势，海外资产就会成为与新势力对抗的资源和组织政治力量进行政治交换的筹码。有什么理由，能证明中共高层那些从民粹主义中获得好处的人物，不会成为这样的乱源呢？

（1）参见新世纪新闻网：《温家宝：当代袁世凯 中国叶利钦》
（2）参见搜狐网：《美刊：他信打民粹牌推动泰式民主 企业家治国法受精英排斥》
（3）（4）参见极秀网：《台湾民粹主义下泛蓝各政党核心价值的迷失》
（5）参见联合早报网：《威权主义、父爱主义和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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