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中国和新加坡正在天津合作建设生态城。到今年年底，“当第一批天津生态城公屋居民入住时，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公屋项目将首次在中国找到落脚点，在相关政策上也将有一些对中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崭新尝试。”
新加坡是袖珍型城市国家，经济发达的国际贸易中心,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这样的环境，最容易造成房价冲天的城市病。但是，新加坡可谓是个人人有其屋的“天堂”，城市交通也相当顺畅。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新加坡的住房福利基本上全民化。政府通过公共政策，保证了公民基本的住房需求。90%以上的住房，即所谓组屋，其实都是低价的经适房。但是，新加坡又是世界上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这证明全民住房福利未必和市场经济水火不容，甚至可以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加坡奇迹，早已举世瞩目，按说对中国的城市化有非常宝贵的借鉴作用。但是，仍有许多人对新加坡的经验能否在中国推广充满了疑问。其实，中国改革开放有一个重要的经验：对拿不准的事情，要试试再说。不能因为拿不准就不试。比如对市场经济拿不准，就开个深圳特区。新加坡的住房模式，则是个小得多的事情，当然应该有更多的局部试行机会。
这次天津的试验，就开了一个好头。生态城是继苏州工业园区后中新的另一个国家级合作项目，计划10至15年基本建成，人口规模约35万人，10万个住房单位中将有至少2万个公屋单位。三口之家的公屋有60平米的面积，各种设施齐全。销售也实行类似新加坡的规定，如最低居住年限、每家限制拥有一户公屋以及住房空置的处分，公屋屋主在满足最低居住年限后只能转卖给符合条件并在等候名单上的的公屋申请者，不会转变为商品房，等等。另外，整个生态村一个关键绩效指标是在2020年前达到90%的绿色出行。这就要求设计良好的公交系统。
生态村的成败，当然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但是，从其整体设计可以看出，它避免了中国城市化中缺乏宏观规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毛病。过去我一直强调，治理中国的城市病，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上，需要多种问题一起解决。这些问题包括：
第一， 贫富混居，特别是要把一些在城里上班的低收入阶层安排在工作地点附近居住。低收入阶层不仅数量大，而且上班时间不灵活，早出晚归，自己辛苦不说，如果通勤距离过长，就会给交通带来巨大压力。他们就近居住，实际上省出了一些修路用的宝贵地皮。
第二，
住房的集约化设计。以中国的人口资源比例，大城市应该提倡小型住房。但是，因为目前贫富分化太厉害，要么是购买大房子的人，要么是干脆买不起的人。房子大了，人口密度就低，城市只能摊大饼式地向郊区扩张，结果还是拥堵日益严重。
第三，
以良好的公交硬件鼓励绿色出行，提供私人汽车的使用成本。
可惜，在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房价高政府就忙着控制房价，交通拥堵就忙着治堵，很少把自然生态（如交通硬件，住房规模）和社会生态（如贫富分化和分布状况）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中新在天津的生态村，则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一起解决：20%的公屋保障了低收入阶层就近居住，60平米的小型公寓鼓励了集约化的发展，同时再通过良好的公交系统实现绿色出行。这实际上是个解决城市病的小特区。这样的特区，还是多些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