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作为民意机构和权力机构，是应当与时俱进与民更始的，如果不及时将能代表新生力量和发展趋势的势力和代表及时增补进国会之中去，则国会的作用和功能都将退化，也就无法承担起国会该起的作用了。这方面，台湾所谓“万年国会”的终结，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

国民党的国会产生于1947年，这一年国民党政权正式行宪，选出了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并于1948年3月在南京正式报到召开集会，当时《宪法》规定，
“国民大会”
代表任期6年，具有选举总统的职权。但是由于国共内战，国民党政权于1949年12月7日迁往台湾省台北市，不久之后失去了大陆地区的统治权。

这一来，国会的继续运转成了问题：随国民党去台的“国代”仅1080人，占“国代”总数的36%。而且1949年后国民党当局能有效管理的只是台湾岛和附近的一些小岛，要想像在大陆一样从各省改选“国大代表”已然不可能；放弃从各省选举，只在台湾进行选举，国民党又不愿意，因为这样会丧失“国民政府代表全中国”的象征意义，引发“法统”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祭出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他的独裁权力，于1953年9月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全部留任，继续行使职权，作为拥有大陆地区统治权的象征，“国大”的代表、立委、监委便一直不改选。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第一届“国民大会”得以维持下去，
先后于1954年5月、1960年3月、1966年3月、1972年3月、1978年3月、1984年3月、1990年3月召开了“国民大会”
第一届第二次会议至第八次会议。 各次会议主要内容是选举
“总统”和“副总统”，制定或修改“临时条款”。由于“动员戡乱时期”一直维持了近40多年，蒋介石以及后来的蒋经国也就不断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留任，只在有的老“国代”随着年龄增长实在熬不住了，撒手人寰，才象征性地进行增补。直到九十年代初，台湾当局的“国民大会”代表仍是第一届“国代”。于是，每当“国民大会”开会，人们都能看到柱拐杖的、被人搀扶的、座轮椅的、甚至被担架抬着的“国代”们聚到一起开会的人间奇景。看到他们，更容易联想到的是这里正在举行重阳敬老会，而不是商议“国家大事”。台湾人民形象地称之为“万年国代”。

这一“万年国会”的存在，导致由于长期不改选失去“民意”监督，加之年老体迈等原因，这些“民意机构”基本上仅充当当局的“表决机器”和“民主摆设”，引来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

在台湾民主化已经启动后，1990年“国民大会”又自行通过“临时条款修正案”，将1986年增额代表的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各界对“国大代表”一连串争权牟利的行为，不但开始感到不耐，同时也开始展开抗议。

1990年3月16日，在新一次“国民大会”要“选举”李登辉为“总统”的前夜，9名台湾大学的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前广场静坐抗议，拉出写著“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白布条，为“三月学运”揭开了序幕。由于媒体的报道，3月17日的傍晚已有200多名学生进驻广场静坐，在学生静坐现场旁围观的群众，已迅速突破2000人，台大自由派学者并于同日发起“柔性罢课”，宣布自19日起一周将上课地点改在中正纪念堂广场。17日深夜，突然有两队镇暴警察出现在广场，抗议学子表达强烈不满，当时“总统”李登辉紧急下令撤回，并立即召开应变会议，18日凌晨，当时的“教育部长”毛高文带来李登辉的亲笔函，李登辉释出善意，下令警方不得驱离静坐学生。3月18日，广场的静坐运动已快速发展成全台性的学生运动串连活动，学生运动的组织者表示要以“自主、隔离、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则来进行广场抗争。当天下午，民进党动员数万群众发起造势大会，在广场大门旁边声讨“国大”。静坐广场与围观声援的民众间以绳索区隔，在同一日，在由学运团体所组成的校际会议上，学生们正式发表了三月学运的四大民主宪政诉求：1、解散老“国民大会”，重建新的“国民大会”制度。2、废除“戡乱条款”，重建新的“宪法”秩序。3、召开“国是会议”，全民共谋体制危机的解决。4、提出民主改革时间表，呼应民意的潮流。这四条要求集中反应了当时台湾民间社会对国民党统治者的具体要求。

3月19日，在学运团体、学生自治组织与教授的集体动员下，广场人数爆增。上午10时，10名广场静坐学生发起绝食抗争，绝食声明中要求李登辉与李焕于21日前答复广场四大诉求；当日傍晚，广场学生已突破三千人；晚间11点，校际会议通过“野百合”为三月学运之精神象征。3月20日，广场静坐的学生已超过五千人，全台湾目光焦点均聚集在广场，学生的压力越来越重，而在社会力表态上，各级“议会”均派代表前往探视学生，但基于超党派原则，没有政治人物被允许上台发言。

这一天，“总统府”发出新闻稿表示，李登辉已决定召开“国是会议”以处理宪政体制与政治改革的问题，并制定改革时间表。这是统治者对三月学运之四大诉求首次的正面回应。代表军方的“参谋总长”也公开肯定学生的抗议是爱国行动，并建议学生尽早结束静坐行动。稍后，“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长开始呼吁学生尽速返校上课。

3月21日，“国民大会”选举同意李登辉连任“总统”六年，这也是“国民大会”所选出的最后一届“总统”。李登辉决定于下午3时，在“总统府”接见学生代表。静坐学生透过各校讨论的机制，形成与李登辉会面的要求共识：必须讨论中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并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如李登辉明确同意以上要求，即结束静坐活动，学生将对政治大事的发展继续保持高度关切。若不能对上述要求作肯定的答复，将坚持原则、持续抗争。学生代表在与李登辉会面后回到广场，广场上的学生在看过双方会面的录像带后分校讨论。最后，校际会议以22：1的压倒性投票数，决议于22日早上宣布撤离广场。3月22日早晨，指挥中心正式宣布撤退声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各地学生陆续撤出广场，结束为期六天的三月野百合学运。

在这次学生运动后，李登辉依照其对学生的承诺推行“宪政改革”，在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结束所谓“万年国会”的运作，台湾的民主化工程进入新的时代。

   
   
台湾的例子告诉我们：议会作为民意代表机构和最高权力机关如果不能代表最广泛人民的利益诉求，则它的存在是多余的，人民没有义务为其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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