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独裁者财富保险箱的裂缝
—— 兼谈中国官方修补裂缝的新举措
作者：何清涟
中东北非革命不但掀翻了独裁者们的一张张宝座，还让其本人及家族多年掠夺来的巨额财富化为泡影。一向被各类贪渎者视为财富保险箱的瑞士银行接连宣布冻结本•阿里、穆巴拉克与卡扎菲的财产，英美政府也相继宣布同样的冻结令，并宣布准备将这些独裁者的财产交还给其所在国的人民。
这些独裁者都自称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为其人民所拥戴，还有的干脆声称他们是人民最大的恩主。比如蒙博托曾在集会时对群众说：“是我造就了你们”；穆巴拉克临到下台还宣称“我爱我的国家”。卡扎菲的脸皮更厚，面临人民殊死的起义反抗还大言不惭地宣称“我的人民热爱我”。但正是这些自称是人民恩主的独裁者最喜欢将搜刮来的巨额财富藏匿于外国，动辄数百亿上千亿。其中的卡扎菲据说是藏钱高手，深谙“狡兔三窟”之道，西方国家到处都有他的藏金窟。
为什么自称赐予人民幸福的独裁者认为自己的国家缺乏安全？为什么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愿意将钱藏匿于“好朋友”比如中国的国家银行里，却将他们痛恨的西方国家的银行作为自己的财富保险箱？这些保险箱又是从何时开始有了裂缝，变得不再安全？
一、西方银行的“政治公众人物数据库”
应该说，直到2009年，全球的独裁者及腐败者选择的藏金之地基本上是安全的，只是与1987年以前的安全有所不同，这一安全必须以独裁者本人的政治安全为前提，原因是1987年瑞士在各种压力之下取消了匿名帐户。
二战以后，由于纳粹的关系，瑞士银行的保密制度受到了世界各地犹太人社团组织的强烈谴责，被称为“纳粹的银行”。瑞士银行被迫对传统保密制度做了修改，取消了匿名帐户，要求职员“了解你的客户”，即必须确认每个开户客人的身份及经济上的“合法性”。在这个“了解你的客户”制度下，如果申请开户者是在外国担任公职的“政治公众人物”，银行会对其可能带来的法律或声誉风险做出评估。这些领导人的亲属也在名单之上。如果申请人要通过中间人处理相关开户事宜，他们还得签署一份特殊的清单，声明谁是受益人。从此以后，瑞士有了一个政治公众人物数据库，各银行可向其订阅。有些大银行也有自己的这类名单。据瑞士总统米什琳•卡尔弥-瑞透露，在本•阿里的案例中，亲属名单上列有40个名字，其财产均被冻结。
由于1987年“政治公众人物数据库”的建立，菲律宾的马科斯、 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扎伊尔的蒙博托等独裁者的政权被推翻后，他们在瑞士银行保管的巨额财产也随之曝光。这类消息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愤怒与指责，导致瑞士银行不得不继续改革其保密制度。2007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世界银行联合发起一项新倡议，即《追回被窃资产倡议：挑战、机会和行动计划》，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追回被腐败的领导人和官员所窃取的国家资产，并将这些资产用于发展项目投资。倡议面世第二天，瑞士马上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合作。这项合作的“产品”就是瑞士于2010年制定的《独裁者资产法》。
《独裁者资产法》赋予瑞士联邦委员会冻结有争议性资产的权力，一旦资产被冻结，联邦委员会将有最多10年时间来采取没收这些资产的行动。这些资产一旦被归还给资产拥有者所在国家，则必须被用于改善广大人口的生活质量、巩固司法系统和打击犯罪。
这部法律于2011年2月1日开始生效。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的革命正好发生于这部法律生效之际，因此，瑞士银行先后宣布冻结了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独裁者及其家属的财产。
二、中国权贵为资本外逃另辟蹊径北非独裁者财产均被冻结的结果，让中国权贵阶层深感原来的藏金方式不再安全。独裁者及官员利用权力聚敛财富，目的当然是为了自己及子孙后代安享富贵。他们不愿意将财富存放在本国及臭味相投的“好朋友”之处，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些财富源于掠夺，在本国见不得阳光，这些独裁者深知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政权安全并无保证。二是出于政治安全考虑，他们当然最清楚这些好朋友与自己为一丘之貉，除了利益交换，并不真能信任。因此变着法子将钱存放至瑞士及英美银行。目前这些“保险箱”既然只能在他们的政权稳定时起保险作用，就得未雨绸缪，考虑如何在政权易帜之后也能保障财产安全。
中国权贵这方面的脑子动得够快。就在3月14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将公布新的《海外投资条例》，从本月起对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3000万美元提升到3亿美元，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1000万美元提升到1亿美元。央企限额以下均适用备案制，不需要经过审批。这一新规定使国家发改委的核准权限从金额上放宽了十倍。
颁布这一新条例的理由是希望藉此实现外汇储备均衡化，减少外汇储备过大的压力。但其实际作用却远比政府部门愿意公开承认的要丰富得多。真正的目的既不是央企有那么强的投资需要，因为中国的海外庞大投资至今大多数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也不是为了给私企以更多方便，因为私企资金自有其灵活的流出管道。有官员今年2月份曾去非洲某国考察，发现该国官方统计，中资企业在当地投资9亿美元，而中国自己的统计却是3亿多美元，两个数字相差了整整6亿。中方掌握的数字与真实投资之间的差距源自很多“绕道走出去”的企业投资。所谓“绕道”就是“绕”过行政审批制度，通过贸易项下或者资金对冲等其他渠道转移资金至海外。中国的大私企大都深谙此道。
中国小额的资金外流之门也早已打开，个人用汇5万美元以下不需要任何审批，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专门帮助国人换汇的机构，通过这些机构个人套取100万美元出国也不是问题。因此，这种放宽资金限制不仅是为了让大额资金合法流出去，更是为了让大笔资金在海外穿上“投资”这件合法外衣，免在将来遭到北非独裁者财富被冻结的命运。
中国与北非这些国家相比，有些不同的特点。第一、中国是腐败共谋等级制，从上到下，各阶层官员都利用权力攫取金钱并向外转移资产。除了中央领导人之外，瑞士等外国银行几乎绝无可能掌握全部省部级及以下官员家属的名单。第二，从上到下各级官员都有大量财富隐匿在其能够控制的他人名下；第三，不少官员子弟已成为他国公民。因此，中国官僚阶层在海外存放财产的方式远比本•阿里、穆巴拉克多样化。从已案发的腐败案例来看，高级官员们的海外关系多，经验亦较低阶官员丰富，不是通过妻子儿女移民海外的管道成功转移资产，就是通过情人二奶之类的在海外投资经营将钱洗白。但许多人的财产可能还留在国内，有的干脆就是以公司资产形式存在。在北非独裁者海外“财富保险箱”裂开了一条大缝、多年聚敛的财富不保之时，中国及时出台这么一部《海外投资法》，算是为这部分大贪家族及时转移资产及时打开了方便之门。
—— 原载: 《中国人权双周刊》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April 10,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