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层？发此一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5月2日，郑永年先生在《联合早报》撰文指出，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即中产阶层社会。由于中产阶层过小，社会稳定缺少基础，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主导。

郑先生认为，央企的扩张造成了“国富民穷”的局面，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正义和公平。

不利于中产阶层成长的另外一个结构性因素，是特权阶层的存在。他们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出于对特权的维护，他们不会有任何动力推动社会改革。

特权阶层之外，还有一个属于少数人的富贵阶层，其所拥有的财富量，不容小觑。日前发布的全球奢侈品市场报告显示，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2010年，中国内地的奢侈品销售增长了30%——这或可看作富人消费能力的一个见证。

权势和财富的结盟意味着腐败。5月2日的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高尔夫球场的激增指向中国的腐败”一文。文章援引北京林业大学高尔夫教育与研究中心提供的数字：中国高尔夫球场的数量已经从2004年的170个增加两倍，发展到目前的近600个。

除了玩高尔夫，富人们开始经营农场。5月3日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说，在渴望进行新一轮投资的中国富人中，购房热冷却下来，经营农场开始热起来。

上个月，中国互联网巨头丁磊宣布他的公司将建占地1200亩的养猪场，京东网上商城的老板刘强东也在老家租了5000亩的土地种植水稻。

尽管《金融时报》的文章分析说，有机食品行业一定会兴旺起来，因为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对优质粮食和肉类的需求在增加。实际上，真正有实力投资农场保证自身食品安全的是富裕阶层，中产们除了抱怨几句，在超市购物小心点儿之外，别无他策。而对于特权阶层，有着特供的食品，自然也不怕“瘦肉精”的侵袭。

权贵阶层“偷”走了本该属于中产阶层的财富，也挤压着他们的生存空间。不光是中产阶层，农民们的日子也遭遇威胁。美国之音电台网站5月2日报道说，非法征用正威胁中国农民的土地权益。

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发现，非法用地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个研究所同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去年对中国17个省1564户农户进行了调查，发现37%的农村近年出现过农田非法征用的问题，60%的农民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

该所创始人罗伊·普罗斯特曼说：“你问农民，村干部们拿到的补偿金哪里去了？他们通常会说‘吃掉了’，每天晚上大宴小酌，都挥霍了。一个村庄很贫困，但村干部们可以在豪华的二层砖楼里上班，里面有空调和取暖设备，外面停着几辆德国大众轿车。从技术角度说，他们是没有私吞，但确实属于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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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要稳定须建”橄榄形”社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即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任何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奇迹”，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级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哪一种估算法，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美

如果把这个现象放置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中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就会表现得非常显著。日本是东亚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后是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大体相当，它们都在大约二十来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也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在这些经济体里，中产阶级不仅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尽管很多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即所谓的东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显然区别于东亚其它经济体。相反，中国的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近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中国缺失中产阶级，已经在各方面出现了问题。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稳定没有基础。社会高度分化，总体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问题越来越甚。社会价值和理想面上激进化现象严重，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所主导。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和贫穷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

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来源和基础，他们在其生存的社会致富，为这个社会感到骄傲；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刚好相反。

根源在于一次分配不公

问题在于，本来应当和经济奇迹共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去了哪里？是谁“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层面来看，培植一个中产阶级实际上一直是执政党的一个目标。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党更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近年来更是直接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那么，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政策目标呢？

这里的因素很复杂。在任何社会，培植中产阶级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政策的角度来透视中国中产阶级弱小的情况，很容易发现，政策失误和执行不力是两个重要的根源。

中国社会群体中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既是中产阶级发育不良的现实写照，也是中产阶级成长的阻碍。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主要是经济结构所致，即一次分配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失衡。中国本来是计划经济，城市居民都生活在一个个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除了少数特权阶层，大家都有着“贫穷社会主义”的低生活标准。从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和容许私有企业的发展，到90年代“放小”的民营化过程，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大致平衡。这段时期，也是中产阶级成长最快的。

但是这些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有部分大扩张，民营企业的空间大受挤压。国有企业脱离其原初占据具有国家战略地位的产业空间的设想，向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扩展，很快就打破了原来基本平衡的局面。这里央企扮演了一个很负面的角色。近年来，“央企化”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新特色，即无论是地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纷纷投靠央企，和央企结盟。

央企的大扩张造成了社会称之为“国富民穷”的局面。央企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依靠垄断而获得巨额利益。这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总体的生产力水平，更是影响着收入分配，加深社会的不公正。很多年里，央企都具有不受国家和社会控制和监督的“自行分配”机制。盈利了，分配给自己；亏损了，就向国家伸手。

与之相关的就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在任何社会，尤其在东亚，中小型企业是一个社会达成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机制。在中国，在国企越做越大的同时，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变得非常有限。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能得到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

特权阶层“偷”走社会财富

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政策执行不力的另外一个结构性因素，是特权阶层的存在。特权阶层主要指的是掌权人物。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掌权人物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特权都发生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些原本只有权势人物享受的权利，通过社会政策建设而被社会化。无论是权势人物还是一般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最基本的社会权利。但在中国，这个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发生。相反，权势阶层的特权化因为种种原因（例如政治改革的缺失、国有企业的扩张等）还在强化。特权的存在，使得很多方面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政策执行无力。原因很简单，权势阶层可以在政府内部得到特权，他们就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社会改革了。

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和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权势和财富阶层既“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也“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过，他们也必须承受中产阶级缺失的代价。中国社会缺失稳定的基础，现在只有依靠高强度的“维稳”机制来谋求稳定。但很显然，即使权势和财富阶层也意识到这种稳定的不可靠性。

一个缺失中产阶级的社会，各方面的博弈会是一场“零和”游戏。社会要真正稳定，必须培植中产阶级。而这又要求放权社会，还权力和财富予社会。只有当中产阶级成长壮大了，社会才会进入良性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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