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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康：中国道路及其价值意蕴

标签： 马克思主义 中国道路
● 欧阳康

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很多重大进步都是在探索实践中的某些重大问题中获得的。现实地看，当代中国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着很多极为复杂的重大实践问题急需理论解读和思想引领，而这也正是理论更好发挥其作用的特别机遇。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健康互动中，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也才能获得时代性的发展。本文试图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道路及其价值意蕴问题。

一、深度把握我国价值体系的演进逻辑

对于正在发展着的中国道路可以从各种角度来加以探讨，而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内容，也应当是研究中国道路的重要视角。为此我们首先应当对当前中国的价值状况有个清晰的了解。一方面，新中国成立60余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快速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正在作为一个大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社会内部各种价值要素和价值观念之间激烈冲突，表现为社会矛盾凸显，社会冲突频发，价值状况堪忧，有可能妨碍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健康和快速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深度追问，中国今天复杂的价值状况是怎么形成的?
历史地看，中国在古代历史上是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的，那就是以儒学为核心、儒释道兼容的价值观念和实践体系。但是近代以来它们却不断地受到冲击，处于消解和式微的过程中。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借助于其现代化的“船坚炮利”入侵中国，让中国人民对西方文明产生了严重的心理抵御机制，其表现是，一方面我们搞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一方面又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要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希望把西方文明整体性请入中国的殿堂。但由于国内战争爆发，这种努力并未能持久，也未能真正转变为大众行动。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国难当头，救亡图存成为民族主题。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对于现代化的狂热与误解，还有文化大革命的价值颠覆，使全社会的价值关注点集中于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
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建构，市场经济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它要求建立一套以个体为单位以市场为基础、以利益为导向的价值体系，这就不得不冲击到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根基，涉及到每一个社会民众，影响着社会的深层价值基础。这些年来，我们在保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允许并鼓励外资、合资、民营和个体资本等在中国发展，由此而造成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价值格局与利益纷争。我们保持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积极掌控，又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多种交往方式和流通方式并存，由此面临着多种经济运行模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以上简略回顾表明，当前中国复杂的价值状况是一个漫长历史演进过程的结果。当前中国价值体系的多样化发展既是世界复杂价值格局在中国的延伸和微缩，也有中国社会本来的价值复杂性的传承与继续，还包含着中国快速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产生并多重表现出来的独特性价值新问题。因此，我们现在谈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必须直接面对现实的价值复杂性状况，面对大众的多元价值理解和价值期盼，才有可能适应和引导大众的价值生活与价值选择。

二、正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复杂性状态

据媒体报道，到2010年底，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一个时代性的进步，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成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同时也告诉我们，未来中国的发展尤其是道路选择将更加需要我们的独立自主和变革创新。如果说我们过去主要是学习和借鉴西方人和东方人曾经走过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道路，并谋求了可能意义上的最大发展，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主要地将只能更加独立自主地开创自己的发展道路。今后我们能够从其他发达国家借鉴的东西不能说没有，但至少不会比过去更多，更难说是主导性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内部有着极为复杂的价值要素和价值结构，它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与问题，使中国社会面临着世界上所有国家迄今为止没有遇到过的最为复杂的困难和最为严峻的挑战。要成功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争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急需提升我们的理论智慧和实践能力。
中国当前的价值状况为什么会这么复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中，我们一直试图把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各种类型的几乎所有积极要素都纳入到中国的发展道路中，由此产生了与各种思想理论和实践模式的极为复杂而又特殊的内在相关性。但是中国道路又不是对任何单一理论和实践模式的直接的和整体性的照搬，而是对它们的部分移植、借鉴和改造，并力图使之进入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新体系和新形态中。
第一，在传承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我国的发展既没有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而是遵循了其基本原则，但是也绝不是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原样再现，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加以了调试和改造。我们借鉴了当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尤其是学习他们以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成功应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严酷的世界大战并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但又通过探索中国特色而离开了苏联、东欧的大一统社会主义模式，努力开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率先通过改革开放走上了自己独特的快速发展道路。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总体上看我们在积极引领着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进程，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并没有放任市场，没有放弃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调节与控制。所以，在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实践上，我们既有历史性的传承与扬弃，更有革命性的变革与创新。
第二，从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来看，1978年以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入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中国的现代化不同于当年西欧以资本原始积累和对工人血腥压榨为条件的现代化模式，但又借鉴了西方现代化的最根本要素之一，即市场经济，并由此而使社会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我们在近年的发展中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学习借鉴了很多的东西，但并不是也没有可能把美国模式搬到中国。“亚洲四小龙”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把市场经济与中央集权和儒家伦理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同为亚洲国家，我们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确实寻得了启示并有所借鉴，但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尤其是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我们与他们的发展道路也有着原则的不同。在经历了1978年前后的东亚金融风暴之后，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了他们的问题与缺失。20世纪的最后10年，拉丁美洲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现代化道路，搞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基本价值导向的新自由主义，一度兴旺，然而进入21世纪即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有人由此提出了具有特别意味的“北京共识”。我们尽管对此一直保持着低调，但却由此而增加了对于“拉美陷阱”的了解和警戒。
我们既要积极加入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又希望将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中展开，于是一方面积极改革开放，加速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掌控发展进程，使之更好地造福于社会和人民。由于现代化和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创立和主导的，包含着理性化、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等多元价值要素[1]，是个非常复杂的价值体系，而共产党要领导中国加入这个进程，并在其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既必须积极地改变和发展自己，顺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挑战与需要，又必须根据中国的情况在可能的条件下努力改变或引导全球化，这就必然面临非常复杂和尖锐的挑战。
第三，就对传统的继承与超越而言，我们致力于把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与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相结合，这既有利于使中华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获得时代性意义，也有利于为中国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中华历史文化基础，使其变得更加丰富和多样。在这方面如果把中国和希腊做个比较，从中可以获得启示。中国和希腊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但由于走上了非常不同的发展道路，今天处于非常不同的境地。笔者自1996年首次去希腊访问，时隔14年后于2010年再去雅典参加国际性哲学学术会议，不仅在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看到明显进步，感受更为深刻的居然是国家财政几乎破产带来的严重社会萧条，看到的是巨大的民众游行示威浪潮，以及民众自信心的低迷与困惑。尽管古代希腊曾经产生了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等，但并没有能够保证它始终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由此看来，有着最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不一定能够长期引领人类文明的进步。
当代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心态，通过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积极地向世界各种文明类型学习，将各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积极价值因素引入中国，融汇到中国的社会发展之中，又不断地引入和创造出许多新的价值元素，使之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从中获得了诸多发展机遇和社会红利。但客观来说，这些要素采自不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各有其发生作用的背景和支撑条件，有其具体的功能和效用，彼此之间不发生接触，也不会有矛盾与碰撞。现在都进入到了中国，进入到同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当中，但各自仍然有不同的体系性和体制性需要，各有发生作用的场景和方向，彼此之间不一定当然地便能相互匹配和协调，可能会有差异甚至冲突，甚至必然会发生矛盾与冲突。
中国要以一个体系同时应对来自非常不同的要素的体系性需求，一时当然难以做到，这就使得当今的中国社会以共时态方式汇集了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问题，例如，几百年来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所面临的劳工问题和经济危机问题;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在“进步时代”所面临的经济金融秩序和财税体系不健全而带来的社会混乱问题;20世纪50年代东欧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大一统模式带来的思想和运行机制僵化问题;30年前“亚洲四小龙”兴起又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遭遇严重危机所带来的复杂问题;近10年来拉丁美洲国家作为后发国家追随西方现代化而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问题;近3年来美国所发生的严重金融危机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广泛和深刻影响，等等。这种种矛盾与问题都以一定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于中国。
而从中国自身的状况来看，30年来经济快速增长，GDP总量已排名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已经把中国看作一个经济大国，呼唤着中国的世界责任，但中国的人均GDP却仍然排在世界第100位左右，仍然是一个穷国。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地区、行业、阶层差异与矛盾，与各种外部矛盾相互激荡，有可能引起新的更大的社会矛盾与问题。
由上我们看到，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群中，既有传统社会主义的矛盾，也有传统资本主义的矛盾;既有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产生的矛盾;既有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的矛盾，也有我们自身不断产生出来的新矛盾;既有经济发展不足的矛盾，也有经济发展成果如何合理分配的矛盾;既有经济发展的结构、质量与速度的矛盾，也有政治、社会、文化体系如何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矛盾，等等。这多方面的价值矛盾内在交错，互相牵制，其复杂性程度是其他国家并不多见的。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也是社会管理体系的挑战，如果诸多价值元素不能够很好地融合为有机的社会价值系统，就有可能出现价值的体系性空缺，尤其是主流价值的迷失和核心价值的削弱，影响大众的价值认同和价值选择，甚至会造成社会的离散与分化。因此，如果说我们过去主要是通过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而发展了自己，那么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只能自主建设和自立发展的时期，而这需要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撑和引导。

三、把握全球化时代世界运行体系的价值特点

中国的价值复杂性与世界的价值复杂性可以说是交相辉映，汇聚于中国当代社会。世界的价值复杂性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直观。
与历史上的经济危机相比，本次金融危机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发端于美国这个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一个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都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由此而产生了对世界的极为广泛的影响。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由于各方的努力，本次经济危机居然没有引起世界性的巨大经济破坏和政治动荡。这表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自我调控能力正在增强，并且正在探索构建起一种全球性的共同协调解决危机的体制或机制。当前的世界格局，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全球化，另外一方面是政治多元化越来越明显。在这个背景下，有几个非常奇特的全球性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个现象就是国家的作用显得越来越突出，而不是像当年马克思、尤其是列宁设想的国家将会消亡或者半消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历程中，一方面是全球市场体系、全球分工体系、全球金融体系、全球市场体系等不断加强，跨国企业和国际组织的功能日益强大，人类利益和共同价值日益彰显，另一方面是国家的作用并没有消亡或消解，反而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利益分化与文化冲突而不断加强。美国著名学者米切尔·哈德逊认为，美国正是通过让美元脱离黄金本位制而由国家主权货币转变为世界货币，由此美国政府就有可能通过控制美元发行而控制很多国家的经济命脉。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全世界宣传自由主义，但他们自己并不是一直在实行自由主义，而是根据美国自己的需要加强着政府的宏观经济控制。[2]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作为其国民、民族、地区和单位之间的调节者的地位更加明显和突出，对于国民和国家利益的保护作用越来越强大，国家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呈现出多样化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例如仅在东北亚地区，由于美国的介入，形成了中美之间、中日之间、中韩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朝韩、韩日之间的关系变化，带动着美韩、美日和中日韩美关系的多元变化。国家作用的强化既加强了国家间的合作，也会带来国家间关系的对峙，由此而加剧了世界的多极化进程。世界多极化趋向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如此强烈而又鲜明地表现出来，超出了我们过去的想象，需要我们予以高度重视，也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国家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第二个现象是发达国家在面临经济和社会危机时的自我调控能力明显增强。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危机中反思各自的价值观，认识和调整世界的价值格局。首先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最发达国家在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和价值谋略。从布什总统离任前提出的7000亿救市计划，到奥巴马总统上台后提出的“无核时代”、减碳排放，到希拉里国务卿提出的“巧实力”等等，都是他们不断调整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在涉及到政府与市场、金融与实业、全球价值与美国利益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他们都在努力提出新的理念，做出新的探索。他们力求站在世界文明的道德高地，在价值观层面引领世界的发展。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包括对于他国的经济封锁、政治干预甚至武装入侵，往往都是在维系世界正义的旗帜下展开的，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其他的发达资本主义，如日本、德国以致整个欧盟等，面对中国崛起而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变化，一方面表现出严重的失落与不适应，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努力调适自己的理论和行动，改变自己的全球定位与外交战略。
第三个现象是个人能够搅动整个世界。全球化的过程，是将个体前所未有地整合到世界体系中的过程，也使个人的世界意义得到放大，并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世界，甚至搅动世界秩序。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蝴蝶效应”，或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突变”。例如，2010年7月，美国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市一家仅有50名信众的基督教堂的牧师琼斯提议在纪念“9·11”事件时焚烧《古兰经》，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极度愤怒，几乎造成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严重对峙，甚至让整个世界陷入一场巨大的风险与危机当中。全球化时代意味着全球性合作，而我们所面临的却是全球性的风险，这些风险不仅产生于国家利益的较量，还往往产生于民族智慧的较量，根源于人性的博弈。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具有很多特点：一是诱发因素多，二是风险频率高，三是风险周期长，四是风险危害大，五是风险预测难，六是难以根本化解，等等。全球化时代同时可以被称为全球性高风险社会、高风险世界，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提高抵御全球风险的能力。
第四个现象是民族、宗教、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越来越突出。当年亨廷顿曾经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21世纪将是文明冲突的世纪，其中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将要扮演最为重要的角色。当时很多人不以为然，现在看来也许真的让他不幸言中。在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组织等越来越趋同的情况下，民族文化也成为各国文化的最后符号，文化差异成为各民族自保的最后屏障，文化冲突成为最为隐蔽也最为明显的国际冲突。民族文化差异往往又是和宗教差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冲突又常常和宗教冲突联系在一起，从而变得格外复杂和多样。极端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往往有着某些特殊的内在纠结，演变成某些特殊的暴力事件和分裂事件。美国“9·11”事件过去10年了，还有人力图从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来加以解读。在国际上如此，在所有的多民族国家之中也是如此。我国的新疆、西藏等问题无疑也是民族和宗教问题交织的具体表现。如何增强少数民族与主要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增强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使不同宗教之间和不同教派之间能够彼此宽容、共生共荣，已经成为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

四、探索构建当代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合理思路

当前，中国正处于将多种价值因素有机整合并构建主流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以复杂性的思维来看待复杂的价值现实和价值观念，在多重线索汇聚和多元变化整合的动态过程中更好地厘清价值体系建构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处理好各种价值要素之间的关系，以系统性思维更好地谋划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在批判与建设的统一中构建起健康合理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第一，要有实证和量化意识。要对我国当前社会复杂的价值状况开展实证的、量化的调查研究和系统分析，准确把握各种价值要素之间的现实分布、力量对比及其演化趋向，探讨它们之间的利益兴奋点和矛盾冲突点，探讨它们各自的体制性需求及其建构途径，探讨科学整合不同价值要素的合理社会体系及其有效途径，创造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有效机制，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要有批判和超越意识。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要素复杂，价值观念纷乱，价值格局松散，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要从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中国现有复杂的价值要素、结构和功能分门别类地做出合理性评价，敢于坚持，善于批判，勇于超越，慧于建设。要通过积极提炼主流价值观念，构建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引导社会价值认同，引领社会价值观念和大众价值实践向着更加健康、科学和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三，要有全球和世界意识。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内在有机组成部分，未来的发展中还将加大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互动。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既是中国社会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安身立命之本，也将对世界各国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既要更加善于学习，努力把握和顺应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积极吸纳世界所有文明要素之精华，又要更加善于改革，努力将世界文明的所有积极要素有机融汇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促进中国更加健康快速地发展，还要更加善于创造，增强预见性，为引领世界价值发展做好必要的准备。

五、在引领中国价值转型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面对当代极度复杂的价值世界，马克思主义需要学习和应用复杂性的思维与方法，以便对当今极为复杂的价值世界做出自己的科学理论解读并发挥实践指导功能。马克思主义在未来中国的命运和在未来世界的命运如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今天的中国发展得如何。如果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发展得好，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就可能会很好，在世界的命运也会由之而比较好。如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得不够好，那么马克思主义在整个世界的命运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变得更好?我认为不仅仅要解决宏观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制度设计、意识形态指导、文化体系构建方面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努力走入老百姓的精神家园，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活性内容。[3]当前笔者正在主持国家教育部的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通过调研，我们感到，无论是让13亿中国人拥有共同的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还是让中国共产党的7000万党员做到真学真信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中高级干部都能真懂真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是一件极为重要和紧迫而又非常艰巨的事情。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尚需我们做出极大的努力。
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自身来看，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科学面对和有效解读当代世界和中国极为复杂的价值世界，就不可能真正走进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生活世界，更难以走进人们的心灵世界，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关注实践，充实内容，更新形态，走进日常生活，走进广大民众，走入精神家园。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脉之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时代责任。

注释：
[1] 参见欧阳康：《现代化的“围城”及其超越》，载《求是学刊》2003年第1期。
[2] 参见欧阳康、[美]迈克尔·赫德逊：《货币·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关于现代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访谈》，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3期。
[3] 参见欧阳康：《融入精神家园——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与当代命运》，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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