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文化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
作者：王石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28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8 13: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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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以来，我们可以看看文化艺术各个重要门类的变迁，看看一些指标性的人物。如：小说、诗歌方面的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徐志摩;音乐方面的李叔同和学堂乐歌，以及肖友梅、星海、聂耳;戏剧方面的欧阳玉倩、田汉、老舍、曹禺;电影进入中国也很早;油画方面的徐悲鸿、刘海粟;舞蹈方面的吴晓邦、戴爱莲，等等。你会发现，纯粹意义上的、完全属于中国原生态、中国固有传统的文艺形态已经很稀少。大部分已经成为遗产，如皮影、秧歌、民歌，和一些戏曲、曲艺。
另一点，在大多数人眼里，上述的文化现象已经是中国自己的东西，甚至是民族性很强的东西，如《茶馆》，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北京味儿的，风格性很强。这就是我所说的趋同、融合。因为现代小说和诗歌、话剧、新音乐、油画、芭蕾、电影，没有一样是中国的。
近30年，所谓全球化时代更其如此。尤其是大众文化方面，从流行音乐、街舞，到网络传播，以及生活方式，趋同的走势更加明显，范围更大，是“地球村”的结果。
当今时代，呈现强势的、盛行的文化是什么呢?
两种：一种是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另一种是高度商业化和迎合市场的文化。前一种是官方的(体现执政党和政府的思想、价值观、政绩)，后一种是企业的(国有的和私有的文化经营);前一种文化的主要目的是宣传，后一种文化的主要目的是盈利;更加简约地说，前一种是官文化，后一种是商文化。综而言之，当今中国最为强势、最为盛行的文化是官、商文化，是有钱有势的文化。两种文化的共同点是，均不以发展文化为目标。看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我们千呼万唤的“精品”、“大师”始终没有出现，就不难理解改革开放时代的音乐厅里，演出重复率最高的作品，是民国时代的《二泉映月》《教我如何不想他》，是抗战时代的《黄河大合唱》，是大跃进时代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文革”时代的《我爱你，中国》《草原小姐妹》，而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几乎是绝响!
而相形之下，呈现弱势的，则是我们心向往之的文化，所谓文化人的文化、艺术家的文化、表达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文化、彰显个性与独创的文化、以优雅为崇尚的文化，以及对人民大众怀抱热爱的文化。“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样的文化情怀，是两种强势文化所没有的。
文化的存有是多元的，多样的，是多元并存，多样并存。而作为文化传统，更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种存有状态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变更，也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转变而变更。目前的国家文化状态、文化现实正是如此，仅以歌唱论，唱红歌是现实，唱普契尼威尔第是现实，唱周杰伦是现实，唱‘长亭外，古道边’是现实，唱‘明月几时有’，唱‘窈窕淑女’也是现实，同时并举。我所说‘逐步’，意思是直到今天仍在相当广泛、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坚持这样的看法：一元化是正常的，多元化是异常的，总想有一天把那些异常的东西灭掉。”
在文化上论英雄，不看数量，主要看质量。简而言之，看有多少大作，看出了几个大家?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例，“五四”前后虽然也是短短几年，但能称为大家的思想家、作家就有一大片!而今，改革开放30年，再往前数30年，你能数出几个可以称为大家的人，几件能称为大作的作品?而且，我们说的是大发展大繁荣，不是小发展小繁荣，也不是中发展中繁荣，所以我只能说，没有出现预期的景象，或者势头。去年在宁波镇海开会，我与王蒙同志谈到文学评奖。我说这些年真正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学样式不是小说，也不是诗，而是手机短信，其精彩程度几乎涵盖了我们的文学理想。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区分，就是人们常说的官方与非官方，或者是官方与民间。古汉语里没有“社会”一词，但也有这类的区分，如《岳阳楼记》里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里说的“庙堂”是指朝庭，当然还包括各级官府，而江湖就是指社会。举个极端的例子，在城市，最基层的政府单位，或者官方机构是街道办事处，虽然是区政府派出机构，也属于官方。而比它再小，再基层是居民委员会。居委会就是非官方，应当属于社会范畴，这中间的临界点就是官方与非官方。同样，在农村，最小的、最基层的政府是乡政府和镇政府，这就是最小的国家机构的了，最基层的官方了，最小的官员了。再小，就是村委会了，村主任了，那就不是官了。俗话说，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其实村长确实不是官员。村长、居委会主任都是选出来的，都是社会人士。再比如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前者受国家控制，甚至完全是国家行为，恐怕不属于社会领域，再如媒体，在西方国家，属于非政府，属于社会公器，当然归属于社会领域。但在我们国家，主流媒体受政党、政府领导和控制，恐怕不属于社会领域。但情况也有不同，比如博客、还有新浪微博这类。西方人称为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社会化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单纯“播出”的功能，以及“以一对多”的方式，而代之以以多对多，它使受众成为参与者。既是内容的接受者也是内容的提供者和创作者，说这类媒体属于社会领域完全是应当的。因此要做具体分析。学校算不算是社会领域，民主党派、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各协会，算不算社会领域，我看，其机构不能算是，因为是国家直接控制，包括预算、编制和使命。但其实体以及构成人员，又相当的社会化，包括许多专业人士。如何判定，可以商榷。
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当然是指中国传统社会即周秦时代到民国以前的文化。从概念上看，“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含义不同。我没有拘泥拟于字面，没有将重点放在“文化”上，而放在“传统”上，是因为在传统社会的文化现象中包含的信仰、理念、规则和习惯，作为传统，作为一种贯穿时代的东西，比具体的文化现象本身更显示出一种力量。
传统是什么力量，是动力还是阻力?而现代化应当抛弃传统还是应当继承和发展传统，至今仍是争议不断的话题。
批判传统本是欧洲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倾向。而后，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是一位在他过世后才真正引人注目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从历史社会学角度提出的“传统”与“现代化”两个范畴，以及他对这一对范畴的典范性的论述，在西方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据说，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同样认为传统是现代化的阻力。
30年间，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变迁巨大。我曾想过，文化上最大的变迁是什么?我的看法也许有人不同意。我认为，改革开放30年在文化领域最大的变迁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划时代的文化概念：中华文化。
为什么这样说?
中华文化所指称的精神文明，是一个著称于世的古老文明，并且是原生性文明，已经存在几千年。不少学者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应当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而目前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已陆续发现了7000多个!年代距今大约在前6000年到前4000年左右，其中也包括良渚文化。
虽然如此，但“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或者说以中华文化四个字指称古老的中华文明却是发生在近30年时间里，我的印象，最初所使用的是其它一些类似的词语，如“华夏文化”、“炎黄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等等。而这些词语都不如“中华文化”更为准确。现在看，这个概念不仅被大陆官方所认同，也被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华侨所认同。马英九也曾说：台湾是中华文化土壤。
我赞成“和谐文化”。但我不认为“和谐文化”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
在我看来，从历史、文化和中国人的心性上看，说“不和谐”是传统，说“内斗”是传统，也许更符合事实。
这样，我就有了如下的看法：正因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和谐”乃稀缺之物，所以历代圣贤才把“和谐”当做旗帜，大声疾呼：“和生万物”，“礼之用，和为贵”，“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文化的存有是多元的，多样的，是多元并存，多样并存。而作为文化传统，更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种存有状态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变更，也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转变而变更。目前的国家文化状态、文化现实正是如此，仅以歌唱论，唱红歌是现实，唱普契尼威尔第是现实，唱周杰伦是现实，唱“长亭外，古道边”是现实，唱“明月几时有”，唱“窈窕淑女”也是现实，同时并举。我所说“逐步”，意思是直到今天仍在相当广泛、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坚持这样的看法：一元化是正常的，多元化是异常的，总想有一天把那些异常的东西灭掉。
利益，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极其重要。追求和获得利益，是人们的普遍向往。占祥主席说“义利”，说是要“见利思义”。我认为这样的见解真应该编到论语里去。就是说，人在利益面前，尤其在所谓利益最大化面前，必须想到义，就是说，想到“做对的事”。这是一种文化。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化，就很容易利令智昏。
政府有届别，官员有届期。不考虑政绩，不但不现实，而且也不应当。
文化投资，当然要考虑产业回报，不考虑回报，也做不下去。
但是，完全从政绩出发，而不考虑是非、真伪、不考虑社会影响、示范性和导向，完全从回报出发，而不考虑文化产业应有的社会责任，就会出现冯骥才先生痛心疾首、极力反对的文化政绩化和文化产业化。
附作者简介：
王石，作家、文艺理论家、中共党员，生于1948年，现任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执行主席。
1980年起，先后任教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大学，讲授艺术构成论、艺术概论;主要著述有：《文艺简论》 《论红楼梦的思想倾向》 《鲁迅与他的小说》; 主要创作有话剧《高山下的花环》电视连续剧《渴望》，电影《敦煌夜谭》《雀之灵》 《在那遥远的地方》 《女儿红》;纪录片《董浩云》;1994年起，主持《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领导工作;先后率团访问美国、法国、瑞典、荷兰、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及港澳台地区。
自1992年文促会创立始，王石同志一直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主持日常工作。历年间，由他提议、策划和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文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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