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陈祥 北京报道 摄影 _刘浚
杨振宁来了，89岁的他，无须旁人搀扶。他思维敏锐，虽然听力有所衰退。戴上助听器后，交流无大碍。一张娃娃脸，使他看上去年轻许多了。
服务员递上一杯咖啡，杨振宁利索地撕开糖包，加糖、搅拌，不见颤颤巍巍。时值午后两点，北京万圣醒客有点嘈杂，但随着讲话展开，四周人声逐渐稀疏。最终，全场只有杨振宁一人的声音，茶客们意识到这位老人正是杨振宁。
今年五月，由江才健撰写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正式出版。这是得到杨振宁个人首肯的一本传记。
传记追述了杨振宁的一生，但当日贯穿始末的采访话题，却绕不开杨振宁对中国模式不遗余力的赞赏。从中国传统到现代化政治治理，杨振宁无不一一表示佩服，并且认为压倒了他曾生活过的另一个国度—美国。
这当然不是杨振宁第一次如此显山露水地表达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但正是这种情怀下的某些言论，让他近年来饱受批评。
对杨振宁提出诟病的，基本分为两大类：一是批评者者搬出以邓稼先、钱学森为代表的老科学家，指责杨振宁爱国晚矣，在美国赚得盆满钵满后才回国安享特殊待遇；另一边则批评他在各个公开场合的学术发言之外，不忘维护政权，替政府说话。
关于自己对中国的认识，杨振宁在文集《曙光集》中，提到一件往事。
1962年，杨振宁在日内瓦见父母，父亲告诉儿子，“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母亲在一旁给父亲泼了冷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杨振宁认为父母的这两种观察并不矛盾，他将其归因于国家的诞生如同婴儿分娩，必会有阵痛。好与坏，都是中国模式成长中的一部分。
1971年，去国26年的杨振宁第一次回国探亲，回美国后对“文革”中的中国大加赞扬，尤其是四次访问中国后所作的谈话《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影响深远。多年以后，杨振宁对当年的言论失察作出过反省：
“我那时没有了解‘文革’的真相，我承认我是蹩脚的新闻记者。可是请注意我不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国的。”
2004年，叶落归根的杨振宁在人民大会堂作演讲《归根的反思》时强调，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未能看到中国崛起的可能，是他无缘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韧性与中国共产党的韧性。
之后，风光无限的他，开始频繁公开发言，论调皆是强调在中外对比中，中国模式胜于西方。大谈中国学生的勤奋扎实，是杨振宁乐此不疲的话题之一。
很多人对此表示不以为然，在国际上享誉名声的数学家丘成桐，就指出，认为中国学生基础比美国学生扎实是自我麻醉。
杨振宁只字未提外界对自己争议的看法，更多时候，他沉浸在自己的话语氛围里。采访一结束，茶客们旋即围上来，拿着本子要他签名。签完第一批后，杨振宁挥挥手拒绝了第二批上前者。
南都周刊×杨振宁 “我是保守的革命者”
中国前沿科学前景乐观
南都周刊：国内外写你的传记有好些，为什么你独独认可这部？
杨振宁：比较实在，不浮华，少用形容词。这部书，跟中国过去出现的科学家的传记，形成一个极端的对比，江先生（江才健）在台湾做了很多年记者之后，写了一本《吴健雄传》，是按照西方写科学家传记的方法写的。他这样才认识我。后来他决定写这本传记，他的办法是遵循务实的原则，材料尽量要从实际出发，访问了很多人，我没统计，至少有上百人。花了相当长时间写出来，务求每句话都有根据，把我的方方面面都折射出来。
我认为这传记，比起绝大多数传记，不要说中国的，包括西方写得很好的传记，我觉得是毫不逊色的，置于国际标准下，也是非常好的。我说他是开了用中文写科学工作者的新纪元。
南都周刊：你对自己的传记有什么期待？
杨振宁：讲得不好听的话，中国方面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做传记文学。根据我的了解，很多作者认为既然是文学，可以渲染，渲染的程度，不同的作者写出来结果不一样，但都有渲染。这个观念我认为是不好，要如实道来。
南都周刊：就私人生活与学术研究两方面，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杨振宁：我确实很幸运，从我的身体讲起来，到今天89岁了，还可以有很多种活动，多半89岁的人只能整天躺在床上了。学术活动，我还可以参与。比如过去两天在南开大学，他们组织了一个学术前沿研讨会，我参加了，见了好多年轻的朋友。好些是我不认识的人，他们作了演讲，对我有很大的好处，知道了年轻的一代热衷于作什么研究方向。莎士比亚说人到了年纪大时，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我远远超过这些。
我在1983年出了一本英文的选集，主要选了学术论文的三分之一，写一篇后记。至今快有30年了，30年里我陆续出了学术论文、科学史论文，还有一些别的文章。现在正在计划出“杨振宁论文选集与后记”续，正在做，希望在两年之内可以出版，也是英文的，这是我当前主要在做的工作。现在年纪大了，效率比较低，已经做了一年半，猜想至少还需要一年半。
南都周刊：刚才你说到与南开大学的年轻学子交流，觉得这一代人和你们当年西南联大一代人有什么差别和共通之处？
杨振宁：学术前沿改变很快。今天在全世界、在中国，物理学前沿的研究，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完全不一样。我总体感觉，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前沿科技发展很落后，甚至有人说中国政府每年几百亿地把钱撒到这上面，没出什么最重要的成果。
我认为这是对科技前沿发展的性质不够了解，科技前沿发展当然需要有钱撒上面，但绝对不是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传统，传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立起来，大家都知道剑桥的物理是非常成功的，但它是从19世纪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在今天的中国，我听到四五十岁杰出物理学家作的报告，觉得中国今天达到的水准比起20年前，进步很多，不用说比起我做研究生时，进步更多。很显然的是，现在能够念研究院的人越来越多。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物理学、数学前沿非常非常落后，今天完全是不一样了。这两天我听到几个新的领域，都做了相当好的工作。从长远立场讲，我采取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
南都周刊：清华大学刚过完百年校庆，你也在清华教书，做项目，谈谈在清华的经历？
杨振宁：七八年以前，我教过大一的物理。刚回清华的时候，校长说你能不能教大一物理，那时候我八十几岁，可以教，我说勉力为之。教了一学期课，有130个学生。这段经历对我很有用处，使我了解到清华大一的学生程度怎么样，学习态度怎么样。
我后来说，清华大一的学生比起美国大一的学生，学习经验和知识都更扎实。美国教育方法不一样，学生浮躁，讲起来好像都知道，但是仔细多问几句，就不行了。因为他们没有做过很多的习题，或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个班的清华学生都很成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是十几岁的小孩了，不再对于社会是怎么回事、自己怎么回事没有任何了解。这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大一学生对世界、对自己的认识都是非常不成熟的。
之后，教大一这么多学生太累，我就没教了。主要是一方面帮清华捐赠一些钱，现在有两个基金会，对清华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这个小研究中心也有很大帮助。现在叫做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很小的机构，目的是希望这里做出来的研究工作要在世界第一流杂志上发表。另外，我自己做一些研究工作，通常有一个或两个研究生合作。
我对清华高等研究院的发展相当满意，今天跟十年以前比，清华毕业的学生，去外国念博士学位，念完博士学位后变成博士后，他们在各个不同专业里的地位已经大大提升了。我们特别注重的一个领域，叫凝聚态物理，或者叫固体物理，这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半导体是其中的，是现代物理的主流领域之一。现在美国要在这个领域上找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助教授，每年到了春天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二十个重要的大学有空缺的话，都希望找最好的学生。每年通常都有最优秀的学生在那里筛选，看最近几年，一二十个最好的人里头，有三分之一是清华出去的。
我们现在有个学生，美国给他助教授的职位，清华也给他。最后他选择了清华，说明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能够跟他们抢人的地步。从这个发展趋势看，五年、十年后，中国在前沿科学的领域内没有问题，越来越有重要的人才出现。
放弃一党执政，对科技发展不利
南都周刊：你另一篇文章里提到中国学生缺乏创新能力，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有限。中国企业有个独特现象，山寨产品、廉价加工、贴牌生产特别多。对此，你看待中国的科研环境、政府的相关政策，有什么建议？
杨振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讨论，不能随便采取一个单一的态度。假如你问中国的教育哲学，从小学开始，到中学到大学，教育哲学和教育体制跟美国、欧洲有没有分别？任何一个有经验的人，都立刻会讲有很大的分别。这个分别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讲出来的。
最主要的分别在于，中国哲学是一个训导式的，尤其是对小学中学的孩子，训导为主；美国是启发为主；欧洲是介乎两者之间。美国把启发的观念推到极端。
我知道在国内，很多人大骂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研究层面，都竞相大骂。我可以了解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层层压力下，小学生、中学生简直透不过气来，回家写这个算那个，不准看电视，周末还去补习，到高考了全家都跟着紧张。你看美国多好，小孩快快乐乐的。
他们这些话有道理吗？有些道理。但是他们没看到美国中学生不念完书，就走上社会，你知道美国的中学校长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整天关心的是我这个学校的学生有几个能毕业，美国全部中学加气来，平均只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能毕业，还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就不毕业了。这变成了校长的学校指标，校长们到中国一看，羡慕极了。
南都周刊：那么你认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杨振宁：这是两个社会不一样，基本问题是中国人均收入太低，中国的小孩不进大学，他将来工作的收入要比大学毕业的人差三到十倍。可是美国只差1.5到2倍。所以很多美国人觉得何必读书读得那么苦，不继续深造下去，我照样可以买车买房子，好好生活，于是就丢下书不干了。中国高考下层层压力的问题，不是教育制度改革的问题，是要等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问题自动解决了，这不是教育哲学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中国年轻人不敢创新，这不完全有道理。在学术竞争、在企业竞争上，创新的概念有不一样之处。美国人比较敢创新，但是创新这事，百分之二十是失败的，所以太着重于创新是不稳妥的事。
同样是在国外最优秀的研究中心里，中国的学生很扎实，问问题都是有根据的，而美国学生常常是凭空提问，我想这与学术传统、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我在学术方面认为是很成功的，但我在创新上，跟美国同领域的科学家有差别。一个很重要的朋友，是一个重要的物理学家，他在一篇演讲中说我是一个保守的革命者。因为我怀疑当时大家都认为正确的东西。我是比较保守一点，不敢大胆。
对于中国比较保守的教育政策，我并不认为一定是不好的。在美国鼓励创新，使得国家很成功，这个回答是肯定的。最好不要把美国跟中国比，应该跟欧洲、日本比，比如英国在生物科学的基础研究上非常成功，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双螺旋结构非常有名，但英国人之后发问，为什么我们的生物科学应用无法跟美国相提并论？
这回答是有前提的，美国的投资环境比任何国家都好，这是美国尖端技术成功的道理。它有三个元素：拼命鼓励年轻人创新；有足够多的风险投资的经验和成熟的环境；尖端人才容易在美国找到机会容纳自己的发展，所以重要人才很多不是美国自己培养的，是从外面吸收来的。
南都周刊：2011年6月7日，邵逸夫奖评审委员会上，当你被问及民主与科学的关系时，你以苏联为例，认为苏联虽然不民主，但科学仍然蓬勃发展。所以你提出观点，民主并非科学发展的元素，虽然民主有助发掘新的人才。
杨振宁：在专制的体制下，能不能有科研的发展，我说苏联当时是很专制的，可是它的科技发展有些方向是非常成功的。那记者又问我，一党执政是不是对科技发展不利，到了这个程度，我就知道他是《苹果日报》的了。中国要是现在放弃一党执政的话，我认为对科技发展不利。
南都周刊：是不是因为你们那一代西南联大学人，成长于战乱之中，家国情怀因此比较重？
杨振宁：那个有关系，但不是唯一的关系。你看现在各个国家、民族发展的历史，例子很多，中国能有今天的样子，我活了八十多岁，你没看到我小时候中国的样子，中国能够从那时到现在，这里头最重要的贡献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
我不是党员，可是这是看得很清楚的，你如果去问基辛格，他一定同意。现在大家也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大跃进”的时候饿死了几千万人，这个从科学证据、数字证据都可以看出来，可是总体讲，有今天的样子，还是靠了共产党。
你问我五十年以后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只敢讲，在五年、十年之内，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最好还是维持一党执政。十年、二十年之后是什么样子，现在不敢讲。
杨氏语录
我一直坚信，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远远要比美国最好的高校对美国作出的贡献大。
20年内中国人将拿到诺贝尔奖，并不乐观，我认为10年就可以实现。
21世纪后半叶，中国会变成世界上一大强国。这种乐观态度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过去100年自力更生的惊人成就，这些成就背后有本质的、文化传统中的长远的道理：韧性。
传统中国文化的韧性与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是中国在20世纪能够崛起的基本原因。
100年以后，假如要讨论20世纪里最重要、对人类历史有最长远影响的史实，将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不是希特勒，也不是苏联的大革命与解体，而是，一、人类利用科技大大增加了生产力；二，中华民族“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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