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纽约时报：给和平抵抗一个机会

看看菲律宾的例子。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各种暴动都试图推翻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的统治，但是它们都没能获得广泛的支持。当政权在1986年被真正推翻，却是归因于人民力量（People Power）运动――一个自称拥有超过两百万支持者，包括工人、青年活动家和天主教神职人员的亲民主的非暴力运动。

事实上，最近我和国务院的战略计划者玛丽・ 斯蒂芬（Maria J. Stephan）进行了一项研究：将从1900年到2006年的数百件武装暴乱和大规模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结果进行对比；我们发现，超过50%的非暴力运动获得了成功，而武装暴乱的成功率只有25%。

为什么会这样？在非暴力抵抗中，人们不用放弃自己的工作，离开他们的家庭或者认同杀害任何人。这意味着这样的运动能够吸引更广泛的参与者，而这样就能够给他们更多接触政权中其他成员的机会，包括安全部队和经济精英――而这些人经常对抗议持同情的态度，甚至与抗议有关联。

此外，专制政权需要手下人的忠诚来执行命令。暴力抵抗会增强这种忠诚，而非暴力抵抗则会削弱它。比如，当安全部队拒绝向和平抗议者开枪的命令，当局必须容忍这种反抗，或者就只能放弃自己的权力――而这正是在埃及发生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埃及总统胡思尼・穆巴拉克不得不以巨大的痛苦使用武装打手，试图把埃及的示威活动引入暴力道路。一旦成功，他就可以号召站在身后的军队来采取行动。

但是在穆巴拉克先生跌倒的地方，卡扎菲上校却稳如泰山：在由外国军人组成的他的部队进行了数天残暴镇压之后，一开始的和平运动变成了一支有武装、无组织的反叛战斗军队。一个有广泛民众支持的革命力量变成了一小股试图推翻残暴独裁者的武装叛军。这些叛军处于极端不利的状态，如果没有外国直接干涉的话，将很可能失败。

如果在中东地区的其他的起义保持了非暴力形式，那么我们可以对那里的民主前景保持乐观。因为，除了少数的例外（最著名的是伊朗），非暴力革命往往会带来民主。

改变不一定会立即出现。我们的数据显示，从1900年到2006年，即使大规模的非暴力起义没能带来立即的政权变更，但是在起义结束5年后，35%到40%的威权政体实现了民主。而在那些成功了的非暴力运动中，这一比例达到了50%。

好人并不总能获得好运。但是如果他们好好运用自己的资源，成功的几率将会大增。非暴力抵抗要找到并利用每个社会的杠杆支撑点。每个独裁政权都有它的弱点，而这些弱点肯定可以找到。

艾丽卡 切诺维斯是卫斯理大学政府学的副教授。她也是即将出版的《为什么公民抵抗会成功：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一书的合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