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原作者：Peter Ackerman和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
校对：张大军
“控制使命”
法国人认为德国人拒绝支付赔款，而柏林则认为需要度过财政难关。战后的德国政府确实曾经打算要按期支付赔款，但政府没能征到所需的税收和财产，因此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按期支付赔款——德国政府求助于外国贷款，而这加剧了通货膨胀。
1922年十月，由于未能处理赔款事宜和通货膨胀，总理被迫辞职。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缺乏政治经验的汉堡-美国航运公司（Hamburg-America Shipping Line）总裁威赫穆•库诺（Wilhelm Cuno）做继任者。但美男子库诺是工业巨头，艾伯特知道，德国经济要想走上正轨，企业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新总理还会讲英语，而且与英美有联系，如果要修订赔款方案，英美对法国的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16
库诺11月24日首次对国会演讲时把自己的政策总结为：“先面包，后赔款。”他强烈反对法国图谋夺取鲁尔：“我们没有忽略对我国进行进一步入侵的我国国界之外的可能走向。”他赞美莱茵兰人对协约国占领的“惊人耐心”。库诺不是一个热情似火的演说家，他赢得的掌声不多，但是结束演讲时他坚定地宣布：“本届政府决不会放弃德国的一寸领土。”议员们起立高呼同意。17
但是，柏林的欢呼声不等于对理智政策的支持。政府希望大幅提高物价和工资，而企业家则希望避免这种情况。政府需要有更多的收入来支付赔款，但企业和工人都不喜欢提高税收。法国威胁占领鲁尔时，企业家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怀疑德国永远也无法满足协约国的要求——因此他们没有动机来帮助库诺。
12月11日，总理提出了修订后的赔款时间表，这个时间表不仅立即被法国拒绝，也遭到了胡戈•斯廷内斯的报纸《德意志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的抨击。总理1月2日的最后提议承诺：根据法国撤出1921年为镇压共产党叛乱而占领的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杜伊斯堡(Duisburg)和鲁尔河口（Ruhrort）的情况，支付200亿金马克，由国际贷款提供资金。普恩加莱根本不愿考虑这个提议。
1月9日，法国政府把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描述为“由工程师完成的控制使命”。否认打算发动“军事行动”或“政治性占领”，法国坚持说只派出了“为控制使命提供安全保障所必需的”部队，“不会打乱……当地人民的正常生活，他们可以继续在和平和秩序中工作。”18
德国人对占领毫无准备，他们认为占领不可能持续很久。他们没有储藏煤和其他原材料，也没有组织来执行政府可能会采用的战略。库诺直到最后一刻还希望法国人会接受他的最后一个赔款提议，普恩加莱会叫停入侵计划。报之以武力不是办法，因为德国军队不允许进入距莱茵河50公里（31英里）之内的地区。库诺及其内阁或者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的入侵，或者在呼吁全世界支持的同时做出某种抵抗。
德国的任何战略都必须集中于推迟法国得到煤的时间，直到普恩加莱发善心同意重新谈判赔款事宜。库诺和艾伯特认识到入侵是法国的最后选择，在伦敦和华盛顿等地的批评者要多于支持者。如果德国人用能够唤起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同情心的方式来进行抵抗，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就可能会从中斡旋，法国的经济压力也可能会加速危机的解决。这样赔款事宜就可以被“去政治化”（当时的用词）。如果说德国人有个战略，那就是这个了。19
1月9日，总理库诺要求总统艾伯特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宣言，告诫鲁尔市民，尽管“法国非正义地对一个没有武装、不设防的国家使用了武力”，但是他们仍然要保持平静。当晚，库诺在柏林的帝国政府大厦（Reichskabinettspaleis）与他的内阁和工会人员会面，以便制定一个利益各不相同的德国人都能支持的行动计划。对矿主来说，积极抵抗在经济上十分冒险，因为他们的矿井会被占领，生产会停止。与艾伯特的政党捆在一起的社会党联盟（socialist union）害怕好战会鼓励右翼民族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起义，颠覆社会党掌握的政权。总统认为如果雇主合作，那工会也会合作，但库诺和艾伯特都无法使雇主改变主意。20
无论能够集合多少内部支持，总统和总理都开始认为德国必须让占领国付出经济代价。鲁尔的煤对欧洲至关重要；鲁尔这个巨大的工业机器的任何重大停顿都会使世界各地的经济生活复杂化。库诺认为协约国很快就会正视这个问题，迫使普恩加莱撤军。他期望占领持续不到一个月，法国就会因为代价过高而无力继续。
反对暴力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政府的抵抗思想中。与该党在东方的亲戚布尔什维克不同，社会党四十年来一直是个不主张革命的政党，因此在任何政治形势下，暴力行动都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牟利手段。甚至连反对法国的总罢工似乎也太具挑衅性，对可能会失去对工人的控制力的工会来说，尤其如此。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使用暴力可能会破坏抵抗在英美眼中的形象。在柏林定调的头脑冷静的普鲁士人建议反对任何卤莽行动。21
于是，库诺和艾伯特告诉工会把其会员团结到“消极抵抗”占领（这里使用了甘地十七年前创造的词语）的政策下。总理保证一旦从国会得到授权，就会向工人提供经济支持。工会活动家确信普通会员很快就会跟进。虽然工人们有理由怀疑柏林是否会提供足够的支持——因为政府总是把企业家放在前面——但两年前工会还组织了全国大罢工，使德国的商业基本陷入停顿，阻止了前军官的政变。此外，工人还一直表现出对德国的忠诚，他们都上过学，学校一百年来一直在教他们仇恨法国。他们会抵抗的。
然而柏林一直担心工人的热情走得太远。库诺说，如果斗争带来“惩罚和暴力措施，不可控制的民族自豪感可能会膨胀。”因此政府必须“小心不要让……民族感情变成支持万字旗的力量。”如果许多工人被迫停止工作，那么“反对法国的抗议可能会变成反对政府的抗议。”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并且支持抵抗，库诺感到柏林别无选择，只能对工人的工资和食品供应，以及鲁尔的执法提供补贴。他承认说：“但这造成的经济困难可能最终导致德国的解体。”22
除了感到面前的路十分冒险之外，最初的会议几乎没有提到战略问题。库诺和艾伯特没有为鲁尔的市政府和区政府制定行动路线。在和雷克灵豪森（Recklinghausen）官员开会时，总统承认“没有为组织抵抗的方法制定计划。”抗议和示威应该是什么样子？谁会参加？工人、工会和矿主如何从柏林获得指示？柏林如何追踪鲁尔发生的事件？没有人知道。23
1月13日，入侵发生两天之后，库诺出席了一个下午很晚时间才举行的十分紧张的国会紧急会议，提交他的计划，虽然计划不过如此。屋顶上的旗帜在旗杆中间飘扬。他谴责了入侵并且发出挑衅：“两天前，法国和比利时军队进入了自由的德国领土……骑兵分队带着出鞘的剑率领着纵队……这种军事行动是对一个完全没有武装的国家进行的……我要问全世界，是否还有一个民族像德意志民族这样，蒙受着无比的艰难和牺牲，尽管衰弱无力，但还要更加努力和热情地工作着？”除了共产党员之外的所有国会议员都起立高呼：“没有！没有！”然后总理说出了德国的选择：“德国政府不能激烈抵抗，但是肯定不愿与这种破坏和平的行为合作。”国会以283票对12票决定政府支持抵抗。24
坐在刺刀上面
甚至在德国政府行动之前，鲁尔人民就已经使法国的“控制使命”比普恩加莱所预期的更加困难。1月10日军队抵达之前，5,000名愤怒的群众出现在埃森的帝国酒店（Hotel Kaiserhof）前——有谣言说这里要接待法国工程委员会的成员——要求把他们赶出鲁尔。七百名抗议者在一个小时之内就突破了警察保护大门的封锁线。他们准备好冲上楼去攻击法国人，当时埃森市长站在桌子上求他们回家去，省下精力来对付明天就要到来的法国士兵。一阵爱国歌声之后，人群散去了。25
当天晚间，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辛迪加（Rhenish-Westphalian Coal Syndicate）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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