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杨恒均
当改革开放走到第33个年头，人们渐渐发现，现在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她将何去何从无人知晓，连上帝也不知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二，在海外大量购买资源，被外媒惊叹“中国买下世界”。这又是最坏的时代，在众多真相面前，政府公信力急剧下降：
在农村，以征地拆迁为导火索，每年超过10万起的群体性事件，真实地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动荡不安，恰似一锅浓油，只待威权统治的权威减弱，报复的怒火会烧遍整个国家。在城市，城管与小贩每天上演猫与老鼠的对峙，武装到牙齿的城管以“影响市容”为名，每天对小贩围追堵截，夏俊峰杀死申凯的悲剧，仿佛是昨天上演……
在30年前，亦当中国处在巨大的社会转型期时，诗人舒婷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希望，并且为之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30年是一个轮回，现在，中国再次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之上。未来的中国，是公民失去自由、“老大哥”无处不在的“1984”，还是涌现无数个以炸药来维权的钱明奇，陷入类似今天利比亚的内战局面？答案无人知晓。但这两个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杨恒均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从事博客的写作。他倡导民主，坚持推广民主的常识，成为很多年轻人的精神导师，正如80年前的胡适。帝国尚未转型成为民主国家，人民的绝望情绪在蔓延，在执政党“完善信息网络服务管理”的指示下，互联网上充斥着诋毁民主的“柒香”和五毛，他们恰似东德和苏联解体前的那些“肉喇叭”，诱导着缺乏逻辑和常识的人，在当局的指引下操纵舆论。老杨头则在通过写博客，做“民主小贩”，帮助被洗脑的人了解世界，了解民主。正如那个一条一条把鱼扔回大海的孩子。
当杨恒均45岁时，他出了一本书，《家国天下》，取自《礼记·大学》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两千多年来无数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但他却并不希望培养儒家所倡导的君子，而是希望读者成为现代意义的公民。他出书，游历整个中国，历尽磨难，甚至被“有关部门”绑架。其中波折，至今无人知晓。
我愿意把《家国天下》当做中国版的《论美国的民主》，1831年，年仅25岁的法国贵族托克维尔随友人远涉重洋到达美国，呆了九个月。九个月的时间里，托克维尔通过细致的考察，睿智的分析，他看到了这个新生民族的活力，他看到了民主自由理念在一片富饶土地上由一群基督徒徒践行产生的伟大成果。回国后他写出《论美国的民主》。
民主是什么？
民主就是民主，就是希腊语中由两部分组成的demos（公民）和cracy（治理方式）；两者联在一起，民主意味着由人民治理的制度，由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没有什么东方民主或西方民主的分别。要刻意分别，仅仅是出于各自的既得利益考虑罢了。
在杨恒均看来，民主是一种理念，是一种价值观，同时是一种制约权力、利益分配机制，更是一种目前在地球上大多地方变得稀松平常的生活方式。
民主是国家共识重新凝结的制度基础
历次大革命爆发前夜都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吸引人们绝望地寻找答案：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构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的支柱是什么？一个合法与正派的国家是怎样的？这样一个国家，应与其公民社会保持什么关系？在这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找回传统道德和信仰？
不妨重温一下历史，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对”。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黄炎培向毛泽东谈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皇朝更替周期规律。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在一个现代国家，政治的基础原不在经济的繁荣，而在于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假如一味地只是依赖经济发展，则任何经济的不景气甚至经济危机都足以导致政府权威的动摇。况且在一个不合理的政治体制下，经济的发展往往是畸形的，财富的分配经常是极度不公平的，尤其是官员化公为私的贪欲是无法遏制的。解决之道，也只有民主、宪政、法治之路。
当缺乏制衡的权力成了利维坦怪兽，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该何去何从？没有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这样的事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发生，专制统治不得民心，正是因为政权不是授权自所有公民。但专制统治会崩溃，却是因为帝国内部力量的失衡。
回答黄炎培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能跳出历史怪圈的原因不在于对权力的监督不够，而在于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的失衡。只有各个利益集团都参与到政治博弈中来，并达成一个大致的平衡，才不会一次又一次地进入历史怪圈。这并不容易，即使在现代，仍然会有很多国家因政治失衡无序而陷入混乱。
所以我认为，实现民主，最主要是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让各个利益集团都能有表达自己意见、维护自身权利的机会，让各个利益集团都能够参与政治博弈！在政治博弈中，各个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自然能够相互监督，并学会妥协，进而达成一种平衡。在野党监督执政党，从而迫使执政党采取更加讨好民众的政策，在他国的历史上，已屡见不鲜。
此外，“民主是让国民决定自己的事务”，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也容易产生误解和矛盾。民主其实并不是让民众决定公共事务，事实上，大部分民众由于知识、专业能力、信息等问题，无法胜任对公共事务的决策，而且全民表决在效率上确实低下，无法应付越来越多的紧急情况。民众将自己的权力让渡给一部分人——比如议员，让他们代替自己行使政治权力，是民主国家的常态。民主更多、更准确的表现在：1、民众选择和授权给政府决定和处理公共事务；2、议会、宪政、制度、法治……，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3、民众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和权利，比如言论、私有财产等等。
回到老杨头，他虽毕业于复旦新闻系，但并不刻意显示自己的学术功底。当一些人妖魔化民主的时候，他做的不是去神圣化民主，而是尽可能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民主，一个有缺点更有优点的平易近人的民主。他认为，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民主是一个什么东西，对他们自己生活与家庭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民主离我们就不那么远了。
民主等于混乱？
CCTV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展示各国议会和民间的逸闻趣事，比如台湾的议会打架，在以色列，议员拿出喷雾剂要“清洁这个肮脏的地方”，此外还有泰国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埃及百万民众聚集在广场示威，潜台词不言而喻，“民主等于混乱”。而在中国，混乱必然是打砸抢烧事件，于是喉舌们告诫民众，不要去听人说什么民主，民主就是打砸抢烧。
老杨头选择用常识来解专制喉舌的毒：那些民主国家的所谓混乱，只不过是在自由言论下被放大，只不过是民主政治的一种正常运作，只不过是一种有了充分自由的民众的一些过激表达方式而已，台湾“国会”互殴的镜头，全中国13亿人谁不知道？但发生在你身边的自焚，老百姓向官老爷下跪讨公正，你知道吗？泰国街头流血了，中国有多少专家学者跳出来论述亚洲文化不适合民主？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们以北朝鲜为例论证亚洲国家不适合专制？希腊民主出问题了，又有多少从来没有搞懂民主是什么东西的御用学者欣喜若狂，惊呼发端于希腊的希腊民主即将走到尽头，中国特色的民主将会像便宜的运动鞋一样传遍全世界？
现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已经确立：政府之正当权力，来之于选票箱，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产生的。于是，“公民同意”便成为解释国家权力来源政治正当性的基石。这就是人权的普世价值。因而，任何企图以民族性、文化性、特色性，拒绝“一人一票”、“每票等值”原则，要独家垄断权力的政府，都是注定难以持久的。而那样的政府被推翻，才是真正的混乱。而民主制度自从在地球上建立以来，经历了风风雨雨，鲜有不稳定的情况发生，更少有被民众推翻的例子，他们也没有必要整天紧张兮兮地维稳。
民主的标志
解放前的《新华日报》曾言：“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这正如路易斯.布兰代斯所说，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带来了民意的顺畅表达，为了生存，媒体必须去了解民意，并捍卫民意，而各大媒体之间的竞争使得民意可以最快抵达政府高层，并能按照程序正义解决相关问题，从而维护了整个民族的长远利益。
老杨头提到，科学和技术比中国领先了二十年以上的美国，桥梁事故调查的进度却比中国慢了好多倍，这是为什么？原来，美国政府对任何灾难和事故的调查，都有一个严格的程序摆在那里，当事人调查，目击者调查，沙盘推演，经由科学实验提取各种关键数据，每一步都省不掉，而且每一步都必须公之于众。这就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想快都快不了。在美国人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政府的调查彻底而全面。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速战速决，那么不但是草率的，不负责任的，而且肯定是为了掩饰什么。民意和舆论的严密监督，最终成就了政府调查的客观和公正，从而确保了政府的公信力。
这让人想到一个鲜明的对比，当英美石油公司污染了墨西哥湾的时候，美国掀起舆论风暴，对这起漏油事件全方位报道，不放过一点细节，连在大洋彼岸的CCTV都在“围观”，而当中石油保税油库输油管线在油轮卸油作业时发生闪爆，引发管线内原油起火，致上万吨原油入海，这样的一起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却不见CCTV有任何报道。据估计，受污染海域约430平方公里，其中重度污染海域约为12平方公里，一般污染海域约为52平方公里。石油泄漏对于大连湾的海水质量、生态系统和海洋生物产生了很大的威胁。但是，很大是多大？在这起事件里，为什么只见中石油的庆功会，不见受损失的渔民的身影？这就是差距，制度的差距。
老杨头说，哪个民族能够独善其身？哪个国家没有天灾人祸？所不同的，只是对待灾难的态度。有些灾难可以避免，有些灾难却没有选择，然而政府如何处理灾难则是可以有选择的。我们看到，在信息公开、表达渠道畅通的美国，公众和媒体对灾难挖掘真相，榨取精华，锲而不舍，像变魔术一样，把一次次灾难变成一本本教科书，变成源源不断的精神财富。这种对灾难的反思方式不但有助于避免类似灾难再次发生，而且也比较成功地处理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
民意的重要
在民主社会里，政府和民众对于公共事务、自身利益、公共利益的判断和认识，其实也是在互动中曲折前进的，少数人的反对可能不被采纳，但当其成为多数人的利益和选择的时候，政府必然要随之改变，去符合这种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民主社会最终是以独立、自由、更多数的民意作为判断正确、错误的标准，民主必然永远符合更大多数人的利益。
哪怕国民选择错了，也应该、也要给国民选择和做主的权利。因为从根本上说：独立、自由、多数的民意就是最大的衡量对错的标准。专制社会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普选，不给人民选择政府的权利和机会；没有宪政法治，缺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民众缺少权利和自由。这一切导致了每一个人和民众的民意和权益，可以被参杂了不尽私利的政府和官员所忽视，被漠视，被压抑和被损害。专制社会缺少了民意的表达、传导渠道和最终的主宰作用，无法最终体现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因此，专制符合的永远都是少数人的利益。
老杨头说，西方为什么没有这般强大的“网络民意”？他们有没有其他不借助网络的“民意”？当然有，但确实没有中国如此这般的强烈，换句话说，西方的民意被驯服了。
如何驯服的？答案很简单：迄今为止，世界诸国能够成功驯服、控制民意的方法只有一种，而且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了，那就是借助强大的“民意”，轻轻迈出一步，把“民意”变成“民主”。
民主制度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科学发明。这个制度把绝对权力关进了笼子里，让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公权力都受到制衡与监督。民众通过选票选出管理家园、依法治国的领导人，民意的集中体现就是“选票”，选票挑选出来的领导人，没有必要去听你的意见，也没有必要听杨恒均意见，更不会在诸如“网络民意”面前战战兢兢，但他得倾听大多数人的心声，否则，他就得下台。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民主。
民主的路径
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并不是一部分先知先觉的欧洲思想家发现民主宪政是多么多么好，或劝说当权者、或唤醒大众，进而通过自觉的改良或革命，最终“建构”起一套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的。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是：中世纪以后欧洲各自治城市中不断涌现和壮大的各类新兴利益团体通过不懈的博弈，经过点滴积累，最终“演进”出一套民主制度来的。而其中至为根本、也令人惊诧地总是让非西方知识精英视而不见的一点还在于，这些利益阶层在复杂多变的博弈格局中所追求的，其实仅仅是一些斤斤计较的现实利益而已。
在真实的人类历史中，行之有效的民主与法治，都是无意间“谈判”出来的，而绝不是有意识“设计”出来的。事实上从没有存在过什么一劳永逸的“一揽子”或“框架”协议，每一个具体谈判的指向，很可能都与民主理想本身毫无关系。
诚然，近代西方也横空出世了无数像孟德斯鸠、康德、洛克、穆勒这样光照千秋的启蒙思想家。但在我看来，他们对西方现代化的贡献，并不是描绘了多么完美的理想，更不是规划了多么完美的蓝图，进而呼唤民众去动手落实；他们只是敏锐地洞察了社会演进中出现的新趋势及其可能性，并加以梳理总结，以指导人们在现实中尽量少走弯路而已。
当然，民主宪政最终一定会体现为一整套完备的制度文本，但那是“积跬步以致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河”的水到渠成之作，而不是“在白纸上勾画出来的最美图卷”。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个人几乎从不对自上而下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寄托过多的热情与期待。100多年来，中国怀有相似的满腔理想、甚至不惜为此献身的先驱难道不是太多了吗？他们的努力又换来了多少切实成果呢？这一贯穿一个多世纪的伟大悲剧的核心就在于，他们以及他们的狂热信奉者和追随者始终没有真正明白，要在一个公共空间逼仄、民间势力稀薄的集权社会里落实民主和法治，真正需要的远不仅是变革上层政治的意愿及知识，而恰恰是对政治施以有效制衡的博弈力量。
比如，台湾能实现民主，不只是蒋经国个人的伟大和觉悟，更在于他的“敌人们”的伟大。千万不要期待专制者的自我觉悟，这是最不靠谱的。在今日之中国，与其呼唤和期待蒋经国的诞生，不如大家先成为大大小小的殷海光雷震李敖和 “美丽岛”律师们。几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如果没有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以民主自由的权利为最高诉求目标，你顶多是让统治者发发善心，或者换一个皇帝……
我们不必一再地重复先辈们呼喊了无数遍的那些抽象的民主理念。我们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不遗余力地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群——尤其是弱势的利益群体——争取权利的那种具体入微的身体力行，比方说在我自己看来最具价值的——为推动各级政府预算公开所作的种种艰辛但卓有成效的努力。
如果有一天，当每一个个人、每一个集团都有机会在一个透明的平台上基于一种可预见的共同规则为自身的各种利益（哪怕是许许多多卑微的蝇头小利）进行公开协商谈判的时候，我们会恍然发现，真实意义上的民主法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这一天绝不会自动降临，依然需要前赴后继地奋斗，我本人对此也一点都不乐观。但可以肯定地说，经过100多年来的奋斗与挫折，今天的中国早就应该跨过了为争取“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句口号获得承认而战斗的阶段。不然，我们实在是太没长进了！
据说，蔡定剑老师临终之时留下了一句近来在媒体上广为流传的遗言——“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确乎是感人至深且具有无穷激励的，但我还是要再一次指出，在实现使命的路途中，崇高的使命感并不能替代平庸乃至繁琐的务实操作，那就是：重建和培育有助于制约政治的各种社会博弈力量（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因赤裸裸的利益而非理想结成的），逐渐发展出公开透明的博弈平台及明晰可预期的游戏规则，取代目前普遍的暗箱操作和规则变幻莫测的状态。
［说明：此搏客由于删文章太犀利，所有各大博客都没有删除的，在这里却无法存活，老杨头决定“老杨读书会”同时管理词博客，今后大家会看到读书会里看法的各种网络上的文章，谢谢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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