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 以革命的名义？——评〈两场革命〉（下）

作者：《思想》 | 评论(1) | 标签:思想, 王超华, 两场革命, 佩里安德森

三、革命已死，革命万岁？

当世界正在遗忘20世纪两次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时候，安德森几乎是不合时宜地重提这两场革命的理想，并以此来解读正在成为热门话题的「中国崛起」。这个看起来非常坚定左派的努力，在我们比较仔细的阅读分析中，其实已经显现出传统左翼立场内部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些迹象。只是这些变化，似乎还没有表现为有高度自觉和细致分辨的明确立场。看来，在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势下，左派还需要在理论反省和立场重建方面做更多的工作。目前可以看到端倪的变化，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1、我们已经看到，在回顾苏中两场革命时，安德森很少具体讨论革命所持有的意识型态立场。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一定要以这两场革命为分析对象？为什么不能(如乔万尼‧阿瑞吉或伊懋可那样)从更长的时段来考察历史的变迁？实际上，在有限几次提及意识型态的地方，除了苏俄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毛泽东消灭三大差别、追求社会平等的理想，安德森讨论最多的，是以列宁、鲁迅、毛泽东为代表的，借助西方思想资源批判本国落后传统并寻求创造性更新的思路。很明显，这是没有明确使用「现代性」这个词汇的关于现代性的讨论。19世纪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界定立场时的标志性概念是资本主义及其反对派，传统上不会诉诸于「现代性」这种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概念。安德森的这种处理，如果不是仅仅出于对中国革命及其种种遗绪的偏爱，很容易被理解为正在放弃正面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

2、安德森在分析中国革命和改革时，肯定改革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当于第二次土地改革，与第一次同样平等，但更有利于促进农民生产」(2：7，开头)，同时，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却毫无热情。似乎20世纪苏中两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农业合作化，最多只得到有保留的认可。考虑到安德森在关于拉丁美洲的写作中曾高度重视那里的无地农民运动和印第安土著组织农会合作生产的经验，似乎可以说，这是一种与列宁主义敌视小农经济、追求国家垄断社会主义不同的立场。事实上，在为《新左翼评论》写作的一篇社论里，安德森曾强调马克思主义早期的社会基础其实不是产业工人，而是手工业者 。看来，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资本主义扩张在全球都没有多少阻力的今天，左翼另类想象不能不引进社群主义因素，从农村小区或街市劳动者出发，自下而上，寻求更为平等、公义的社会建构。不过，这样的建构想像要如何对应基于国族国家的既有世界秩序，还不是很明确 。

3、如果农民运动仍然有可能基于社群展开想象，工人阶级在今天的处境可以说要恶劣得多。中国多达数亿的工业劳动人口，大部分是只有短期合同的「农民工」，就业地点远离户口所在地，享受不到就业所在地政府向当地居民提供的社会福利，说明设厂的资本虽然在工人就业地点纳税，却没有承担起对这些工人的社会责任。更糟糕的是，越来越多的工人必须依赖中介才能得到工作机会，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又多加了一层不必对工人承担社会责任的隔阂。这不止发生在中国，而且是世界性的劳动「碎片化」趋势。与此相对的，是金融资本日益上升的决定性作用。冷战结束后，劳动和资本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还没有得到过如马克思主义曾作出的那种明确分析，可是工人不再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却好像已经是大势所趋。安德森关于两场革命的讨论基本没有涉及到这方面，未免令人惊讶。左翼的另类社会想象，如果只停留在社群主义层面，显然不能应对劳动面临的日益恶化的无力状态。

4、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上，中国的角色和表现与当年的苏联有本质上的不同。如前所述，苏联在冷战时期曾相当积极活跃地发挥国际作用，包括最大限度地使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总共121次，远高于美国)，致力于发展并维护一个以苏联为领导中坚的国际联盟，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冷战对立面。中国在1980年代韬光隐晦之后，1990年代两次为惩罚台湾使用否决权，新世纪里两次为缅甸和津巴布韦的独裁政权在安理会投否决票，给外界留下只考虑自身利益的强烈印象。经济上同样如此，在过去20年不断发展对外关系的时候，遵循一种在商言商的进路，除了坚持「不干涉内政」以外，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国际外交关系的原则性言说。这大概也是国际左派人士会聚集于拉丁美洲的古巴、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或者亚非地区的印度、泰国、塞内加尔、南非，却还没有到中国来的原因之一 。只有东亚邻国里怀旧的老左派，还会一厢情愿地将今日的中共看作是以往革命遗留价值的代表。

另一方面，中国在世界各地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外交，虽然存在种种弊病，而且没有从前苏联所高调坚持的意识型态说教，毕竟为当地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老列强作为的更多选择。在这些地区，中国确实成为平衡美国全球影响的一支重要力量。国际左派并没有像攻击其他主要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那样攻击过中共领导，但目前也还没有看到针对中国的明确立场。其实，安德森这篇文章在这方面有相当代表性：致力于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在评判和预测未来时，非常谨慎小心。

看来，外人当中热情为中国的经济成就叫好、无保留地欢呼中国崛起的，还是右派经济学家和各国政要居多数 。坚持左翼立场、向往革命未来的国际左派人士，真的能在中国的经验中看到属于劳动阶级挣脱桎梏求解放的革命精神吗？

王超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主攻现当代中国思想史。曾编辑《歧路中国》(联经)，现正致力于一部以蔡元培为中心关于晚清民初思想文化变迁的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