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偷了一块面包,被判刑5年,4次逃跑,共加刑14年,累计刑期19年。但是,雨果认定的悲惨世界对于中国人还不算很悲惨。本文的主人公杨继年,年仅11岁,什么都没偷,却被判10年刑,4次逃跑,加刑24年,累计刑期34年。 当初是,杨继年的哥哥偷了一只羊,被判刑10年,全家七八口就都跟着成了“偷羊贼家属”,管制劳动4年。因受不了国家煽动组织的群众批斗,偷羊贼家属举家外逃。黑天半夜,11岁的杨继年迷路失散,转回家中,被警方抓获,称他是反革命偷羊贼,关进牢狱,判刑10年。其判决书称:杨继年,又名杨志远,男,11岁,内江县人,贫农家庭成分,盗窃出身。 1963年的加刑起诉书称杨继年18岁,推算回去,杨首次判刑时(1958年)应为13岁。1970年的加刑判决书称杨21岁,即意味着1958年进监狱时杨仅有9岁。不管是11岁、13岁还是9岁,杨离成年都很远,都属于少年入狱。至于出现三个彼此矛盾的年龄,是法院渎职的明证,悍然将一位少年判刑则是明目张胆的残暴。 花样翻新的酷刑,死去活来的种种毒打,土手铐,几十斤重的脚镣,假枪毙,陪杀场,枪一响泼半脸半肩红白脑浆渣子,嘴里打麻药塞棉花,严防临刑呼喊“反动口号”,打断肋骨并撬嘴塞大粪以检验是否装疯,被关进惩罚小号,不放风,不洗澡,不用筷子,象畜生一样锁在黑暗中长达四年! 杨继年如何能在四年小号黑牢后重返人世?也许全凭他11岁入狱练就的童子功。还有,让我们再来看看当时杨继年的即兴式“逃跑”吧:毫无预谋,从审讯室拔腿就跑。本来这不是那种我们一般称之为逃跑的行为,而完全是一种应该送医治疗的精神现象。但没有医生,唯有士兵“赶鸭子一般”追撵。“我抵拢墙了,九米高,墙头拉了几道电网,我向后退几步,再俯冲,一次又一次跌跟斗,一次又一次上窜下跳。脑壳撞大了,浑身血口子,哨兵懒洋洋地拉枪栓,鸣枪示警。”够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到此该收场了!却不是,双方都兴犹未尽。疯狂了的杨继年继续喊叫着跳跃,一次又一次撞向那九米高的大墙,“哨兵射击了,左一枪,右一枪”,等杨继年舞蹈得力竭命尽,虚脱倒地那一刻,“那些追捕的解放军战士才笑嬉嘻地围上前,问我:”逃够没有?”接着拳脚如雨点落下来。” 写到此,我不禁深情地怀念起《悲惨世界》的反面角色,那位跟踪冉阿让、迫害孤女寡母的警官沙威,其一举一动是何等绅士呀! 杨继年忘不了他被抓进监狱时乡邻们的掌声。警察先拽过他双手上铐,却不料手腕子太细,铐不住,就用麻绳捆,11岁的杨继年吓得哇哇大哭。警察宣言道:“哭死骇不倒人民政府,无产阶级江山是铁打的!”围观群众都鼓掌欢迎,喊:“整得好!”杨继年赖在地上不走,警察就把他拦腰夹在腋下。“我边哭边蹬腿,姓肖的警察稳不住,毛了,骂声狗日的,把我横搁在膝盖上,噼里啪啦打屁股。周围群众都被惹笑了,几个民兵笑得连步枪也背不住。警车停在村口大路旁,同村人象过年一般热热闹闹”护送”我上车。” 这一去就是34年,真正是阔别了。再回来就应该是贺知章的诗境了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太自作多情了! 冉阿让出狱后改名换姓,发财成了大富翁,还当上了市长。我们的杨继年却没有冉阿让幸运,他的出狱只意味着生不如死的下半生的开始。 阔别34年后,杨继年回到家乡,父母、兄嫂、姐姐、侄儿、侄女等一大家人都已在那场大饥馑中死绝。他残着半边身子,一脚高一脚低在村里晃荡了几个来回,不见儿童来“笑问”,却来了一伙人抓贼。杨继年自证身份,村长不信,叫几个老人来确认,然后说:“耕地和宅基地早按人头分给各户了,你家又死得连毛都不剩,你一个孤人挂靠在哪儿?我拿啥子安置你?” 杨继年哀求说:“无论咋样今晚你要给我找个住处,能遮雨避风就行。”治保主任说:“你到底滚不滚?”杨继年热泪横流,叫喊道:“我滚不动,我要去你家端碗。” 治保主任叫来几个人,把他扔出村口,还顺手塞过一只破碗说:“这是我家看门狗老黄用的,免费送给你。” 乡书记说:“一个大活人还叫尿憋死?杨家冲生不了根,你就回监狱嘛,你在里头混了三十几年,那才是你真正的家,说不定还能娶上个女犯人呢。” 杨继年问:“你开玩笑吗?” 乡书记说:“跟你这种人有啥玩笑可开?你回监狱吧。” 于是乡政府给杨继年开了回监的路条:“原我××市东兴区凤天乡杨家冲村二组村民杨继年,因劳改释放,现家里无一亲人、财产等,所以无法生活。根据本人技术特长,故介绍前来××市第一监狱做工。望贵处给予支持,特证。” 走投无路的杨继年,一路乞讨着走回到监狱,“轰地双膝跪下”,恳求入狱。“我鼻子一酸就嚎啕大哭,监狱折磨我大半辈子,但此刻,高墙、电网是那样亲切,我真想长一对翅膀飞进去,我的监舍,我的双层钢架床,躺在上面,至少有一个房顶遮着,至少没人撵你,至少还算暖和。” 杨继年恭敬地“双手呈上乡政府的路条”,并诉说了自己“重返监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监狱方面也对他很有感情了,但他牢已坐够,户口已迁回原籍,爱莫能助。狱方打电话开证明要求地方政府安置,把球踢回去,但地方政府仍然拒绝接收,称“再上门纠缠就打断你狗腿”。此时的杨继年,右手右腿已经残废,要再打估计就是左面的狗腿了。 当杨继年再次手捧乡政府的路条回到监狱时,监狱也对他恩断义绝了,绕大墙转了一星期也无人理睬。 他到省里告状,劳改局再次“介绍”他回乡。小小的乡政府横蛮依旧,终于把杨继年逼成“上访作家”。“从市、省到中央,几级公检法,还有全国人大、国务院信访办、省政府,我见庙就递申诉状。看来,还得告十年状,这条道走到黑了。” 杨继年是良善之辈,经常心怀感激地回忆起“坐牢的唯一好处”,那就是为了写认罪揭发材料,人人都必须学文化。“我两三年就脱掉文盲帽子,不用求别人帮我写申诉了。这床底下,这几口纸箱和麻袋里都是我的杰作,从十几岁到如今,40多年,我写的申诉材料能把人淹死。我无家无室,一条老光棍,所有财产就是申诉。” 杨继年写了几百万字的各类申冤材料,堪称世界上创作量最大的“上访作家”。两年前,他终于含冤而死,这几百万字所记述的荒唐与残忍,就成了留给我们的遗产。 最后当了市长的冉阿让居然大字不识,而共产党的牢房竟然把杨继年从文盲变成“作家”;冉阿让因持假释出狱的“黄色身份证”而不能就业,在中国,所有的杨继年从出生起就持“农村户口”,严禁脱离农奴地位。 出狱后的冉阿让偷了米里哀主教的银餐具,旋踵被警察拿获,主教称那是送给他的礼物,还问他,那一对最值钱的银烛台为何忘记拿走?冉阿让深受感动,自此开始自己全新的生活。在杨继年所遭遇的现实中,没有那样一位主教,更没有那一对慈悲的银烛台。 在我们的故事里,永远不会有米里哀主教,永远不会有那一对慈悲的银烛台,永远不会有良心发现而投河自尽的沙威警官。亲爱的雨果,如果没有这一切,你拿什么来构造你的“悲惨世界”? 我们现在的故事是这样的了:“冉阿让”没有偷一只羊,判刑10年,四次加刑共24年,累计刑期34年。出狱后,他没有盗窃,当然米里哀主教大人就没想起来送他一对银烛台,而送他一只狗碗,并劝慰他重返监牢。 “冉阿让”不想发财更不想当市长,而是乞讨着走回监狱,流着泪向“政府”倾诉自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晚年的“冉阿让”流落巴黎以乞讨和上访为生,同时进行篇幅浩繁的开放式史诗写作:《我没有在11岁偷那只永难消化的羊》。 他常常构思小说中自己的结局,说:“我与这个社会有太多的账没算清,哪天感觉自己不行了,就提前去买10公斤炸药,10支铜雷管,1公斤铁沙子,用四副电瓶接起引燃……”如果实现了,那就是行为艺术结尾。 惜乎没来得及,在小说之外的真实世界里,“冉阿让”死于一次偶然的火灾。–如果是这样,亲爱的雨果,你如何来写你那部充满诗意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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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黑五类忆旧》第九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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