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利诺会（Maryknoll）全称“美国天主教外方传教会”（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总部位于纽约市郊一个小山丘上（knoll的意思是小山丘），院内竖立着一尊圣母玛利亚（Mary）塑像，故得此名（玛利诺意为“圣母山”）。玛利诺会是美国第一个天主教传教会，1912年经教皇批准在罗马正式成立，总部设在纽约。
中国是玛利诺会对外传教的第一个国家，1918年始，玛利诺会在中国华南和东北分别建立了五个教区，即广东的江门和嘉应（今天的梅州），广西的梧州和桂林，辽宁的抚顺。从1918年到1955年，玛利诺会在中国传教约37年，先后创办教堂、学校、孤儿院、盲人院、老人院和麻风病院等。
玛利诺会士一踏上中国的国土，就步入了一个陌生而复杂的异域文化环境。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基督宗教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庸，是借助不平等条约和炮舰外交强加给中国的外来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传统格格不入。玛利诺会士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了解和适应中国文化，实现自我蜕变，取得中国民众认同，使基督教会融入中国社会文化之中。为此，玛利诺会士在生活方式、语言、建筑等方面，进行了种种尝试和转变，以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环境。
一、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玛利诺会士在生活方式上的转变和适应主要体现在衣着和饮食两个方面。
来华初期，玛利诺会士被迫遵循法国传教士教规，身着黑色或白色教士服。沈阳牧区主教布罗伊斯（Bishop
Blois）曾提醒马利诺会士，“在沈阳牧区，必须穿黑色或白色教士服。这一规定非常严格，如果牧区教士穿其他服装，即使穿美式僧侣服，也会受到严惩”。
玛利诺会神父詹姆斯•沃尔什（James E
Walsh）出任江门教区主教后，允许玛利诺会士穿着中式长袍。大部分玛利诺会士都喜欢穿中式衬衣和裤子，外面套一件中式长袍。他们认为，中式长袍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而且穿着也比西式教士服舒服，此外，中式长袍没有纽扣，西式教士服有纽扣，常常被耗子啃掉。玛利诺会修女平时穿灰色会服，夏天换成浅白色会服，冬天则穿上中式长棉袄。
比起衣着来，饮食的适应和转变显得比较困难和复杂一些。大部分玛利诺会士的饮食规则是，与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吃中餐，没有中国人的时候吃西餐。他们通常雇佣中国厨师做饭，这些中国厨师学会了做西餐，如果没有西餐原料就用中餐原料代替。有些牧区的玛利诺会修女每周吃一次中餐，通常是在星期四。玛利诺会神父和修女走访中国家庭的时候，与主人吃一样的中餐，几乎什么都吃。他们容易接受北方的面条和饺子，也接受了客家人的腌菜和腌肉。但是，他们很难放弃西方饮食禁忌，例如，绝大多数玛利诺会士绝不吃狗肉。也有个别玛利诺会士完全适应了中国饮食习惯，像中国人一样饮食，也吃鸡的内脏、鸡头和鸡爪，不像其他外国人那样只吃纯鸡肉。
二、语言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玛利诺会士意识到，要在中国民众中有效地传教，当务之急必须掌握汉语。但是，学习汉语面临许多现实问题，如汉语方言众多，除了普通话外，还有粤语乃至客家话等，此外，很难找到合适的汉语教材。针对这种情况，玛利诺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编写教材和开办学校等。
第一，编写教材。1925年，汕头牧区雷伊神父（Father Charles Rey）编写了一部小词典，嘉应教区神父德劳特（Father
Drought）编写了一本300页的教材《客家话入门》，成为玛利诺会士的标准版客家话教材。1927年，梅耶神父（Father
Meyer）编写了第一部玛利诺会官方粤语教材。1935年，温佩修士（Brother Francis
Wempe）编写了《粤语-英语学生词典》。1935年-1940年，玛利诺会莫斯修女（Sister Moss）用客家话土语编写了24本小册子，成为语言学校的主要教材。1938年，奥米里阿神父（Father
O’Melia）编写并出版教材《粤语初步》和《教外国人写汉字》，他的教材被香港政府规定为所有政府官员的官方教材，他本人也受邀为香港政府考试委员会委员。1946年，克兰神父（Father
Keelan）编写并出版《汉语口语入门》。在抚顺教区，玛利诺会士主要是借用基督教中国研究学院的教材《普通话入门》。此外，斯密斯（Arthur
H Smith）的《中国乡村生活》和《中国人的特性》两本书成为必读参考书，以帮助玛利诺会士了解中国的文化习俗。
第二，创办学校。1927年，在精通粤语的迪兹神父（Father
Dietz）指导下，第一所玛利诺会汉语学校在江门北街开办。每期9个月，每天四堂课，前两堂课由迪兹神父教汉语和中国文化习俗，后两堂课由中国教授教口语和写作。1928年，梅耶神父在迪兹神父帮助下在梧州南平开办语言学校。1931年，道斯神父（Father
William
Downs）在嘉应开办一所新的客家话学校。1935年，这三所语言学校合并为香港赤柱语言学校，由香港玛利诺会奥米里阿神父任校长。该校起初只教白话和客家话，1939年起增加了普通话，1941年香港沦陷日本后该校被迫关闭。1946年，道乃利神父（Father
Patrick
Donnelly）在梧州南平开办粤语学校，负责梧州和江门教区。克兰神父在桂林开办普通话学校，亚普神父（Yap）在嘉应开办客家话学校。在抚顺教区，1935年开办了抚顺普通话学校，不久迁往位于中朝边界附近的丹东。
除了上述一系列供玛利诺神父和修士学习汉语的学校外，在东北和华南教区还建立了一些玛利诺修女语言学校。1933年，玛利诺修女普通话语言学校在抚顺开办。1934年，第一所华南玛利诺修女语言学校在嘉应东市开办。该校开设了5年制的客家话课程，除了学习客家话的听说读写之外，还学习文学、历史、传统、伦理、以及中国人特别是客家妇女的心理。1938年，第二所华南玛利诺修女语言学校在香港开办，该校既教粤语也教普通话。
通过上述活动，玛利诺会士熟悉了中国语言（普通话、粤语、客家话等），也了解了中国文化（历史、文学、传统、习俗等），从而得以与中国民众深层接近，获得当地民众的认同，有利于传教活动的开展。
三、建筑
建筑是文化的象征，蕴含着强烈的文化信息。玛利诺会认识到，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建造的罗马式和哥特式教堂不是中国艺术和文化传统的表现，在中国民众眼里这些教堂建筑标志着天主教是“舶来品”。因此，要让天主教在中国扎根，不仅需要传教士在衣着饮食和语言文化方面尽可能中国化，而且需要宗教建筑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于是，玛利诺会努力将基督教建筑形式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结合起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在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玛利诺会士设计和建造了许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教堂。凯尔恩斯神父（Father Robert
Cairns）在广东化州建造了一座临时教堂，招集当地名人设计建造了五光十色的祭坛。斯托布利修士（Brother Albert
Staubli）是一位天才的雕刻家和建筑师，非常喜爱中国文化，他在江门和梧州教区修建了许多教堂，堂顶、祭台和内部装饰都尽显中国特色。此外，玛利诺会士分别在江门、嘉应、梧州、桂林和抚顺教区修建了大主教堂，将中国庙宇建筑风格与基督教建筑风格结合起来。所有建筑材料都来自当地，并尽可能用当地基督徒工匠和建筑工来建造。福特主教（Bishop
Ford）还在嘉应主教堂旁边建造了一座七层高塔，塔顶是一个十字架，成为中西文化结合的标志性建筑。
除了教堂之外，玛利诺会士还建造了修院和神学院等其他宏伟建筑，力图将东西方建筑特色融为一体。江门神学院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房顶是中式，有一个大院子，有高耸的院墙和宏伟的牌楼式大门。嘉应神学院模仿美国宾夕法尼亚玛利诺神学院式样，但融入了中国元素，塔楼采取中国园林亭子风格，一楼巷道延伸到楼外，形成一个静谧的走廊，走廊上面的二楼四周是宽阔的阳台，整个建筑的色调与周围竹林背景和客家山脉遥相呼应。
总之，玛利诺会士在中国传教过程中一直努力适应中国环境，融入中国社会文化之中。玛利诺修女西奥（Sister Mary Gemma
Shea）借用M.A.双关语所说的一番话，很能代表玛利诺会努力调整和适应中国文化的情形。她说：“我只有一个学位，即“文科硕士”（M.A.），但是它的意思是‘适应大师’（Master
of
Adjustment）。自从我来到玛利诺会，我学会了适应，适应，再适应”。在中国的三十余年中，玛利诺会士在生活方式、语言、建筑等方面逐步调整和适应，取得了可喜成就。玛利诺会士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使得天主教会为当地华人所接受，不再被视为外来宗教，而且这些成就也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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