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筱赟按:
本文是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的讲演记录稿,昨天(7月28日)公布于“榕树下”网站,标题是我所加。原文没有标注时间,我查了一下,原来是6月9日在上海季风书园举办的“听章诒和、贺卫方‘四手联弹’”活动,我却直到7月28日才看到。
章诒和女士是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先生的女儿,以《往事并不如烟》一书名动天下,是我非常敬佩的学者。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我和章老师在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上略有分歧,但章老师却不以为忤,还签名送书给我,还称呼我为孩子,担心我的安危。
贺卫方教授是著名的法学家,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倡导和传播民/主、法/治、宪/政等理念,为良知的媒体人所敬仰。去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受到打压,远赴新疆石河子支教。我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时,大概在2001年前后,曾有幸聆听过贺卫方教授的讲演。据说他在北大,非常受女生青睐,因为他长的高大帅气,口才又好。那次一见,果然不虚。上个月我听说贺卫方教授来广州,专门跑去参加饭局。饭局中见到贺卫方教授,感觉比多年前在复旦见到的多了很多白发。
贺卫方教授在这次讲演开头,专门提到了我的文章《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这篇文章发表于《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5期,网址是:
http://www.yhcqw.com/html/wenzjc/2010/510/10510185500744F7306BD89K93J99J72DJ.html
我早说过,上海只有宣传,没有媒体。当然,广州的媒体氛围更为开放,并不是上面恩赐的,而是所有广州媒体人不断受到打压仍不断努力而共同争取来的。在广州,普通老百姓随时可以收看香港的电视节目,根本无法完全封锁消息,所以就法不责众了。
贺卫方:上海需要完完整整的言论自由
广州媒体骂政府,上海世博歌舞升平
你给我提的问题真是难回答,让我一个从北京过来的人评价上海。这位朋友提到的那篇文章我读过,那个作者叫周筱赟,曾经在上海做过媒体,现在他在广州,也是一个媒体人。上海和广东都面临两个大事,上海是世博,广州是亚运,都在筹办。在这个过程中,他在观察媒体,把两地的媒体进行了一番比较,他比较的结果说,广州的媒体天天在骂政府,那个批评无微不至,一会儿是说交通问题,一会儿是说道路问题,一会儿是说噪音扰民问题,一会儿是说花钱太多的问题,反正不断的揭露。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市长不断的出来向民众解释,告诉大家的确我们看起来有些钱花的太多了,我们准备把某一个项目节省多少多少钱。上海的情况,看起来一片歌舞升平,上海人都非常理解,比如在有一个场馆建设的时候,旁边居民区里住的老百姓,天天晚上施工睡不着觉,后来记者采访的时候,老百姓说,没关系,为了世博会,我们做出点牺牲是完全应该的。
两相比较,他觉得问题不是上海人民有那么高的觉悟,那么理解政府,或者说政府做的一点都没问题,而是说上海的媒体被“被了”。从一个最好的角度去想象,也许世博会的意义和亚运会的意义,在这个国家可能有所差异。比如说世博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而亚运会已经办过了,正像前年的奥运会在北京办的时候,我们在媒体上也看不到公开的对奥运建设不足或者一些缺陷的批评,可能国家对这样一个事情非常重视,非常“和谐”,以至于不允许任何不和谐的声音出现,这是从非常好的角度去想象。
没人监督,其实是官员都给害掉
实际上我觉得不让媒体做出任何批评的做法是特别不明智的,有一句话说“有大工程者必有大腐败”,大工程就是大腐败,这样的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工程,上海可能有史以来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建这么多东西,我们需要不需要媒体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能够让这个工程既能够保质保量,同时又不至于把许多官员拉下水。在这说陈良宇当然有点敏感,我觉得陈良宇这个人,过去上海人对他的口碑还不错。实际上陈良宇先生过去从区这一级的干部开始做起,一直做到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实这一路走来也不容易。但是我们的中纪委最后在发布的有关公告说,陈良宇的腐败从他做区里面的领导就开始了,他的腐败历史有19年到20年。我就不明白了,这19年和20年的历史,我们的媒体在干吗?我们的人大在干吗?我们的纪检部门在干吗?你为什么放纵一个官员不断的去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报纸不去揭露,人大不管,司法不管,纪检不管,你去干吧,没关系你干,慢慢干,我就不监督你,“打死你”我都不监督你。让一个人越做越大。
山东泰安前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常委胡建学先生说,在中国这个官做到了厅局级就没有监督了。我过去曾经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面发表一篇文章叫《善待官员》,我说人如果不是神的话,他真受不了这个事。比如说我,如果没人监督,那我什么坏事都干。那没有监督,这是人性的一种放纵。除非是神。我们这样一种制度表面上看来在保护我们的官员,在维护国家的形象,但其实是把我们的官员都给害掉。说实话,比如说最后追查个别,大家心理感到不公平。有人说贪官有可能被判死刑。贪官说把排在我前面的人全杀了才应该轮到我。大家觉得谁被揭露出来,既觉得你干吗放纵我这么长时间,同时又觉得不公平,他怎么怎么回事,他怎么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这样一个体制、这样一个制度真正是有问题。
我常常讲我们这个国家,比如政治体制的推动,走向更加合理的政治体制从哪开始。政党制度,肯定风险太大,不宜马上就开始改变。比如人大制度的改造,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思路,但是现在看起来也不大容易,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称为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性的,所以也不大好改。另外是选区选代表,全国代表直选。私有化的推动,看起来也有点意识形态的障碍。但是媒体稍微放开一点,慢慢放,比如网络,首先取消网络控制,让大家都能够在网上,让人民逐渐适应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然后大家争论,大家发现了官员的任何细小的腐败就加以揭露,最后所有的官员都不由自主的成为了孔繁森,不可能成为贪官,你怎么可能呢。西方国家从来没听全国最高*_2_*说,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中查处了部级以上的官员20余名。你从来没听说过美国一竿子查出20多名吧?显示出我们反腐的决心。他们不可能出现这个东西。而这种方式也不大可能获得应有的效果。
发生内战的国家都是政治家不打
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媒体的开放是多么好的事情,有时候老百姓在报纸上,在网络上把自己的愤怒表达出来了,他就不再上街了,或者是你看《文汇报》、《解放日报》都登了对政府的严厉批评,说政府又干这个事不对,那个事不对,老百姓说你看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甚至老百姓都说媒体也太过分了,政府其实也还是有个别好人的。这样的话社会就越来越平和,一个国家,像英国的报纸,有人说看英国的报纸每每感觉到英国第二天肯定要爆发革命,这种国家太黑暗了,暗无天日。但英国从1688年以后到现在,多少年根本没闹过革命。但是一个国家的报纸天天歌舞升平,它的结果可能最可怕的时刻正在慢慢的酝酿,在慢慢的出现。一个国家议会里面的政治家天天打架,甚至肢体冲突,我们中央电视台幸灾乐祸,你看台湾又打起来了。我觉得政治家在议会里面扭打的国家,不容易发生内战,发生内战的国家都是政治家不打。
我也理解上海市领导为了保证世博和谐进行得一番苦心,但是我还是说,等世博过了以后,我们是否能够把上海的媒体更放开。说老实话,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说法当然也不对,好像农村生活就不美好一样。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其实现在看起来,比如广州,我们每到广州跟媒体界的朋友交往,都觉得很有追求。比如《南方周末》记者,《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一个记者到上海来采访,他说是《南方周末》的,中午说你请他吃饭,他说好,你请我,我吃。这肯定不是《南方周末》,《南方周末》的人不可能叫被采访的人请吃饭,这是他们的惯例。但是我们别的报纸,包括北京的许多报纸,*_2_*。南方报业集团的这几家报纸,甚至官方报纸《广州日报》,老头、老太太吃早茶,一人一份《广州日报》,大家都在看《广州日报》,《广州日报》广告收入是最高的。相对来说,我记得非典的时候,2003年《解放日报》的一位朋友跟我联系说,我们准备把报纸干的更好一点,请你做专栏作家。我也愉快接受了这样的邀请,因为在上海露脸。只写了一篇,后来就说不能发了。(笑声)相对来说,《东方早报》还在做着努力,但是也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在全世界能够展现自己伟大的风貌,绝对不仅仅看高楼大厦,不仅仅看所谓经济繁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向全世界展现上海人民享有完完整整的言论自由。谢谢。(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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