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遇到一位从南方某省来京办事的官员，吃饭时谈到官民矛盾，这位仁兄说，你们不在基层，不知道老百姓情绪多激烈，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些在下边直接面对群众的一个都跑不了。
看名片，知道这位官员是个副处级，他把新出的几本书分送给大家，于是我知道这位官员还是个作家。
我接上他的话：您说的情况的确如此，大家也都看到了，所以才有目前“改革与革命赛跑”的说法，所以大家才大声呼吁尽快实行政治体制改革。
这位仁兄一边摇头一边摆手，说：不行的，不能动，一动就不得了了，老百姓一起来，就控制不了了。
我问他：那你的意思是，目前这个体制要尽力维护下去？
他的脑袋这时摇成了一个货郎鼓：维护，怎么维护？你没见现在花这么大精力物力维稳，还到处出事。积怨太深，问题太多，维护不了了。
大家不解，问：那，照你的看法，到底该怎么办？
他还是摇头：没办法，谁上来也没办法。
谈话中，我知道这位副处级官员大致算是个清官，不索贿受贿，当然“三公消费”肯定是要享受的，再就是时不时地找人赞助，出本自己写的书。
在座的朋友就劝他，既然你不贪不腐，你怕什么？
这位仁兄说：你们不知道，我可是直接面对老百姓的，我可是知道他们，那就是一座座火山啊，到时候群众起来，谁会管你是不是清廉，只要你是当官的，你就跑不了。
回来仔细思索，觉得这位副处级基层官员的心态也许代表了体制内许多人的忧虑和恐惧。
近年来，官民对立情绪正在向官民仇恨情绪转变，并且这种仇恨情绪有日益明朗化公开化的趋势。曾看到红二代子弟洪晃在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后发的一条微博：“我真觉得我们都会被陪葬。这些腐败的官员太多，已经不可能按个揪出来了。我们都将死在他们建设的公路、桥、高铁和摩天大楼上面。”
其实，这种忧虑和恐惧，不仅在体制内官员和既得利益者那里有，在我身居其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还有我每天接触到的普通市民，也都程度不同的担忧，害怕社会大动乱。只是由于身份不同，忧虑恐惧的内容和角度各自不同罢了。
在凤凰网、博客中国开博客的李悔之先生在《我的忧虑和恐惧》一文中写道：“在‘任你喉咙讲出血，老百姓就是不信’的背后，是政府公信力的荡然无存！而政府公信力荡然无存，则昭示着这个国家已经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这些年来，执政集团内部太多人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了仇恨情结的快速增长。然而，他们或仍然寄希望于通过改革现行体制化解矛盾和仇恨，或者干脆采取‘拖’的策略——确保本届不出大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人的苦难承受能力和忍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面对不惜一切手段的、不计一切成本的‘刚性维稳’，火山暴发的一天迟早必将到来。”
李悔之先生看到了一个死结。
南方某省来的那位副处级官员看到的也是这个死结。
如何解开这个死结？
前几日在凤凰网看到署名“北京学者刘方炜”写的一篇《关于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的建议书》，其中写道：
“人类历史同时也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政权能够靠着强力长期统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经过近一个世纪血腥的“革命暴力”，虽然底层大众在各种社会权贵势力的压迫下仍然怀念“革命”的暴力性宣泄，但是作为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和发声者，广大知识界人士已经大致达成一个宽泛性的社会共识：不要暴力革命，社会制度的变革“宜渐不宜骤”，要柔性的社会制度改革，不要社会制度的颠覆性巨变。但是，一定要变。变则新生，不变则亡。
……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在此提出一个渐进的柔性改革方案：借助中国设立经济改革特区的成功经验，在某个沿海城市（如：深圳、厦门、宁波、青岛、烟台、大连等经济发达城市择其一二）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在今天这种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杀开一条血路”，为中华民族的稳定发展、长治久安，提供一条积极的选择之路。”
这个建议书接下来对共产党在体制改革特区的地位、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公民的法律地位与权力、公务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等方面都做了设想和设计。
我对这个方案的思路表示赞同。
这不是说这个方案已经多么切实可行，它的意义在于，提出来一个思路，供大家讨论，启发大家的思考。与其消极地咒骂与空喊，不如积极地有所行动。
我在《抵达好生活应经由什么》中曾写道：有人给我留言，说，你写这些有什么用，你能改变这个社会吗？我要说，改变了自己，这个社会就已经开始改变；影响了一个人，就是改变了社会。改变是一点点发生的，进步是一点点积累的。社会进步要靠我们每个人去推动，不能等或靠真英雄出来。
希望更多真正充满智慧又忧国忧民的志士站出来，大家携起手来，做一些该做能做的事情，促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向积极的良性的一面发展变化，避免大家都不希望看到、害怕看到的局面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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