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成 | 50年前读101中学-

在心态上，干部子弟自然与我们不大一样。但这种心态不是像现在“我爸是李刚”的那种特权，不是个人的炫耀，而是一种责任感，真的在为这个国家操心，为父辈打下来的江山操心。

50年前读101中学

□《南方周末》2011年9月1日
口述：徐泓（北京101中学65届校友）
采访整理：方可成

我是1959年进入北京101中学读初中的，那已经是周总理视察并发表有关“干部子弟不能成为八旗子弟”讲话后的几年，学校里不完全是干部子弟了，但来自干部家庭的同学依然占很大一部分，他们中很多都毕业于育英、育才小学，还有八一学校。

从上世纪50年代101中学的招生变迁可以看出：最早的一批学生主要是军队干部子弟，枪杆子打出的天下嘛；后来，中央各部委陆续成立了，开始招收文职干部子女，比如我当时的同学里就有一些部长和驻外大使的孩子。能感觉到，军队干部子弟和文职干部子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

再后来，101中学从性质上变成普通中学了，必须参与生源竞争，招收一批成绩很好的学生，这时就向社会开放了。邻近的北大、清华和“八大院校”的知识分子子女，考进来的越来越多。于是外界一度形容101中的学生主要由高干子女和高知子女两部分组成。

我的父亲是北大教授，当时我就考入了这所学校，初中高中6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现在回想起来，101中学带给我们的人生成长是很全面的。

这所学校特别重视劳动，有大量的劳动课，以及专门的劳动课老师。这种劳动生产实践不是虚的，而是真的自己开荒，跟南泥湾精神一样。校园周围有桃园、葡萄园，有各种各样的菜地，种出来的菜就进入了食堂。还经常参加社会公益劳动。那会儿我们手上都有茧子，没茧子会被人看不起；我右肩膀上直到现在都有一块硬肉，就是那时抬大筐抬出来的。

体育也很受重视，101中学的体育是有名的好。我还记得，我们体育课练长跑的跑道就是绕着圆明园的福海，一圈跑下来两千多米。

101中学政治氛围在当时的中学里首屈一指，对学生思想教育抓得很紧。初中时，要求你努力加入共青团；到了高中快毕业时，就要争取入党。什么是好学生？除了学习好，思想好是有硬指标的。

因此101的学生普遍关心国家大事，时事政治。那几年国际形势变化非常大，比如反对修正主义，比如抗美援越战争。我高二的时候，同班同学张胜就投笔从戎，到越南前线去了。他是张爱萍上将的儿子。

当时的学生以寄宿制为主，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比如说吃饭，需要各班排着队、齐步走向食堂，一边走一边唱着歌，跟在军营里一样。

虽然干部子弟很多，但大家普遍比较低调。刘少奇的儿子当时不就在101读书么？但很少有人知道，同学们之间对家庭背景也从不打听，更不会攀比。王一知校长管得非常严，到了学校，不管你父母的职位有多高，大家一律平等，发扬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学校离城里很远，但周六日不允许家长用小汽车接送孩子。举行家长会时，也没有见到过车水马龙的场景。

入学后碰上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也都是一起过集体生活，吃集体大食堂。那会儿大家正长身体，特别是男生，饿肚子难过极了，但没有人搞特殊化。

在心态上，干部子弟自然与我们不大一样。但这种心态不是像现在“我爸是李刚”的那种特权，不是个人的炫耀，而是一种责任感，真的在为这个国家操心，为父辈打下来的江山操心。他们觉得，这片江山是他们的，他们有责任保护这片江山。总体来说，还是具有一种更为宽阔的眼界与胸怀。比如我们班有几个军干子弟，在读了《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这本书以后，深受影响，按照书中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长期坚持冷水浴，在雪地里露营过夜，假期还一起长途行军。他们的理想和目标非常清晰，天下是他们的天下，江山是他们的江山，现在一定要刻苦学习本领，准备接父兄革命前辈的班。高中毕业上大学的道路也是明确的：读理工科，进哈军工，掌握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进入1964年，开始大讲阶级斗争，中学里也山雨欲来风满楼。一种危机感在干部子弟中产生，他们觉得修正主义要来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听“九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听得特别认真，觉得敌人就在我们身边。班里原来和谐的同学关系开始出现一些裂痕，非干部子弟出身的学生感觉到压力，学习越好，压力越大。压力主要来自干部子弟的霸气，排斥他人、唯我革命、一股又硬又狠的劲儿。他们说，要培养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就要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

“唯成分论”是当时最好使的武器。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身边很多同学的家庭情况，父母是做什么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显然属于资产阶级。我记得一天下午，我所在的团小组对我进行了一次批评、帮助，准确地说是进行了一次“思想批判”。我被批评为“白专”典型，甚至个别人还给了我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其中主要的证据是发现我母亲的姑父是卫立煌。

在我们这个年级的其他几个班里，也都发生了类似情况，一些学习成绩优异的非干部子弟，主要是知识分子子女，成为“批判”的对象。后来，矛头还一度指向学校领导，因为我们这些被批判的，都是老师们欣赏的、学校认为的好学生，按照“革命”的逻辑、阶级斗争的理论，学校显然执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这股“左”的思潮，据说北京城里其他一些中学闹得更欢，到1964年底、1965年初，被北京市委及时制止了。在北京的中学里，101中是纠正最快的，而在101中里，我们班又是纠正最快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场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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