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y no to
war!”-
许纪霖
写于2001年9月
来到美国以后，最难忘的经历不是惊心动魄的9-11大惨案，而是美国学生的反战大游行。
9月20日晚上，波士顿各大学，包括哈佛、MIT的学生，在市中心的COPLY广场集合，浩浩荡荡，向哈佛进军。参加者，五花八门，有流浪汉，有胖得都走不动的退伍军人，有3、4岁的小女孩，也有紧跟着主人的大黑狗。当然，主体还是大学生。十天以前，他们在哈佛校园，每一个人点燃一根蜡烛，刚刚参加了祷念死难者的烛光晚会，这几天，尚未从纽约世贸中心大灾难的悲伤中走出，学生们就被布什政府的“无限正义“战争政策激怒了。他们忧虑迫在眼前的对阿富汉的战争，波士顿各大学的学生组织，与全美其他各地的学生们相约，在20日举行反战大游行。
队伍出发了。许多人举着表达自己看法的标语，最多的有：“SAY NO TO WAR！“”NO MORE VICTIMS
ANYWHERE！“一个漂亮的女孩，扛着一面星条旗，上面画了一个巨大的象征和平的符号–难怪美国没有国旗法，在国旗上涂鸦，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不要以为反战的学生多是受到白人歧视的有色人种，我仔细观察了一下，黑人、阿拉伯人寥寥无几，亚洲学生更是凤毛粼角，绝大多数倒是地道的白人学生–他们或许是68年精神的后代，能够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从更高的人道原则出发，在战争与和平之间，选择了正义。
如今，在美国人当中，这些反战者还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极少数，整个游行队伍，加起来也不过两千人。民意测验表面：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政府打一场以反恐怖主义为名的战争。不过，波士顿是民主党的大本营，也是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他们对问题的判断要超越于一般常识之上，按照萨伊德的说法，知识分子是历史记忆的承担者，他们有责任让美国避免又一场越战的错误。这几天，哈佛校园每天有数不清的讨论会，理性的声音渐渐占了上风，并通过《纽约时报》等，慢慢向社会扩散。
美国学生的游行，比中国的自由多了，没有统一的口号，无须集体意志，也不必成立什么指挥部一类。你个人愿意表达什么，就尽管表达好了，只要大方向一致就行。而且，还有警察的保护。刚刚到集合地点，我还吓了一跳，只见警车密布，按照国内带来的思维习惯，还以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警察们准备布下铁拳，粉碎这场反政府的大游行呢。没想到，队伍一出发，警察们扮演的竟然是护花使者的角色，队伍前面并排三部闪着警灯的警车开路，尾巴又是三部压阵。一到交叉口，警察就把其他车辆拦住，让游行队伍一路畅通无阻，尽享国宾待遇。
全球的游行示威无论什么主题，在形式上都是一场狂欢。你看他们兴奋异常，简直是载歌载舞，。一个中气十足的大胖子，不断吼叫：WHAT DO YOU WANT？众人齐声回答：PEACE！路上，一碰上公共巴士，只要有人向他们作出V字型手势，队伍中就欢呼一片。路旁不断有汽车鸣喇叭表示声援，一部重型卡车的司机，索性拉响了汽笛，顿时，汽笛声、欢呼声响成一片！途径黑人居住区，黑人们更是兴奋莫名，当即在路边扭起身段，加入声援。
在大悲剧刚刚发生的时候，美国人表现出很大的理性和克制，他们只是去教堂和广场祷告，宣泄自己的悲哀。没有人上街，没有什么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之类的全民示威。在民主社会中，当一种声音成为公共意志的时候，是无须通过游行这样的极端形式表达的。只有当自己的意见与政府不一致或者与多数人为敌的时候，才需要发动游行表达异端的声音。此刻，反战的声音正是少数，知识分子仅仅在校园里运用理性是不够的，老百姓听不到，媒体也不在乎，政客更无所谓。当他们走上街头以后，校园的争论便成为社会事件，就可以通过媒体向全世界扩散。果然，在游行现场，波士顿的各大媒体都几乎到场了，电台做现场转播，电视和各大报章都作了及时报道。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行程，跨越查尔斯河，最后，游行队伍到达目的地哈佛广场。聚集在这块学术的麦加圣地，大学生们如同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广场上欢呼跳跃，又一场狂欢开始了。
待我回到家里，打开电视，布什正在向国会作战争动员演讲，国会山庄的政客们，一次次起立，向战争欢呼，演讲无数次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这种场景，令我想起斯大林时代的党代会。
他们肯定听不到哈佛学生的声音，即使听到了，也不会在乎，因为政客们背后有民意。民意并非永远是正确的。今天，学生的声音虽然是微弱的，是少数。到了明天，到了战争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上街的恐怕就不会仅仅是学生了。这就是少数的意义，知识分子的意义。知识分子，扮演的永远是先知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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