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暴权末路表现何其相似？

辛亥武昌的光芒，几乎掩盖了四川保路这一关键运动。无能的满清为了满足列强贪婪，将原本交与民间经办的川汉铁路建设，不惜屠杀收回国营并转予列强。怒潮引发保路运动，20万川民揭竿起义，清兵入川镇压，武昌空虚，辛亥告捷。
晚清末年，专制帝国已至穷途末日。虽然势不可为，仍有一派心存复辟的君主立宪信仰者对延续满清命脉寄予厚望。发生在四川的保路风潮，原是一群良民富绅，意图以温和手段，向割地鬻国的满清王朝争取一条中国人拥有的铁路。这不单为了保卫自己多年来投注的血汗与希望，也为了不让环伺的强权敲骨吸髓，侵占这条光绪皇帝曾经钦准人民拥有的铁路。起初，他们期待透过理性沟通与谈判的文明方式，向政府争取一点点微薄的权益与尊严。然而，当残暴政权向人民高举屠刀时，这个最后的希望破灭了。而露出嗜血面貌的清末帝国，注定走向覆灭的命运……。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这两句古语说明了四川之地的意义特殊。古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由于资源富饶，地形上得天独厚，再兼以民风强悍，是各代乱世避难地，却也常是乱源之始，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就列举秦先并蜀而兼诸侯、晋先举蜀而后灭吴，桓温、刘裕有问中原之志，则先从事于蜀，宇文泰先取蜀，遂灭梁。罗列各代据蜀而得天下之论为例，说出“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的定论。而在满清覆亡的前夕，四川也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然而这个关键角色的形成，却是任何人始料未及。
就在四川人民陷入保路运动，如火如荼的揭竿而起，荣县石破天惊的第一个宣称独立之际，辛亥年9月25日，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在信中写道：“近日四川省起大风潮，为民众政府之间发生铁路争端所引起。我党在华南的总部诸君大为激动，因为谣传四川军队已卷入纷争。如所传属实，则我党人拟策动云南军队首先回应。而广东下队亦将继起。但我不相信此一传闻，因我们从未打算让四川军队在国民运动中起首倡作用，这方面它尚毫无准备。”然而，正如孙中山在宣扬民主革命时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由四川保路运动所点燃的战火，在半个月间迅速延烧，尔后就带来了中国的新生……。
清末朝廷丧权辱国，由于背负着沉重的战后赔款、铁路借款、新政建设，又必须应付日起的革命与民变，军饷税捐一日沉似一日。然而面对狼虎般窥伺中国的列强，保住奄奄一息的政权，色厉内荏的清朝只有加重剥削人民一途。古来富庶的四川，除了要承担西南各省饷银的“常捐输”之外，还要增加因各种赔款而增的“新捐输”，巧立名目的税项层出不穷。如农民担粪入城要“粪税”、娼妓要缴“花捐”……负荷之大笔墨难形。
八国联军之后，中国人民的爱国情绪逐渐高涨，再如何刻苦付出，也抱着收回丧失各项国权的希望，“铁路路权”即是其中之一。
在当时，中国境内铁路多为外商集资建造。或透过强行筑路，或假借“合办”或“贷款”控制，搜刮中国的铁路权益。有清一代修建铁路约9400公里，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就占80％，丧失国权莫此为甚。1903年，在四川人民强烈争取下，四川总督锡良上书“自办铁路”的计划，获得上谕许可，光绪皇帝诏文中有两句：“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这一消息传来，人人欢喜若狂，奔走相告。“商办川汉铁路公司”随后成立，并宣布这是一间完全由民间集资，只召中国人入股，不借外债，也不招洋股的铁路公司，特别聘请“中国工程之父”詹天佑为铁路总建筑师。
然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条预估要耗费5,000 万两白银的铁路修建资金，要从何而来呢？资金来源，除了少数富商仕绅以资金自愿认购之外，还以全省各户的农田收租，征受赋税。后者的款项，就占了集资的七成以上。也就是说，川汉铁路大部分透过全7000万四川人民自愿征收的税金缴交而成。短短6年，四川一地集资银两高达900多万，铁路也快速动工。然而眼看丰厚汇集的资金与铁路建成后拥有的巨大利益，各国逐渐眼红。面对国库渐空、外有豺狼的窘境，清政府遂对这条川民血汗打造的铁路，起了觊觎之心……
宣统3年4月（1911年5月），邮传部尚书（类似今日交通部长）盛宣怀，迫于英、美、德、法等四国淫威，骤然颁布“铁路国有政策”，迳向四国银行与日本分别贷款一千万英镑与一千万元建造铁路，取消之前允许民办的成议，宣称已动用的民间款项，由发行的股票抵收。于是立宪派的保守党人，千方百计要使铁路为民所有的努力落空，清廷此举分明就是要借“国有之名”，行“卖国之实”。消息传来，各省哗然，引发强烈反弹。5月21日（国历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临时大会，讨论四国借款合同，各界代表到会约2,000余人，众推青年翰林颜楷主持大会，一致对合同表示坚决反对。有一人立，泪流满面，边哭边说：“订了这个合同，铁路完了，四川也亡了。”说完嚎啕大哭，现场哭声震天。人们大痛清廷此举无异“三卖”：卖路、卖川、卖国。大会上一致决议，成立“四川同志保路会”。
为了争取朝廷认同，他们推举立宪派所公布，预备立宪时设立的四川谘议局议员蒲殿俊和罗纶为正、副会长。蒲、罗力主“文明保路”的意见：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聚众暴动。为了表明自己忠诚拥戴清朝的立场，他们在闹区搭建光绪皇帝皇位台，焚香礼拜，显示绝无作乱之心。两旁是一副对联：“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几天之内，各省城、机关、女子团体、回族、基督教徒……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分会，人数竟高达数十万人之谱，皇位台亦随处可见。于是川民推派蒲、罗二人向当时的川督王人文恳切上言，希望朝廷收回成命。
倘若是稍具人性、情理的统治者，自然会同情川民。都督王人文具体上奏川民所求，希望清廷体恤民情，收回成命。然而贪腐的独裁者不能冒这个险。因为除了四川，湖南、湖北、广东也在争取路权。倘若开此肇端，川地动摇，如何压制西南半壁？于是清廷严责王人文的疏失，革职查办外，并立时任命以血腥暴力著名，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即刻上任川督一职，委以川汉铁路国有化的职责。一场风暴悄悄酝酿……
6月11日（国历8月5日），赵尔丰到任不久，就被邀请参加川汉铁路公司的会员大会。会员张澜义正严词，一一痛驳清廷将铁路收归国有的各项论点于情、于理、于法皆无所据，赵尔丰被说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只有隐忍不发。岂知盛宣怀等人又设下一场移花接木剧，密谋商量布局，重金引诱川汉铁路公司的驻宜总理李程勋背叛股东，受聘为“国有铁路”总理，意图私下转移商办铁路路权。
6月14日（国历8月8日），赵尔丰率16名官员参加会员大会，宣读邮传部电谘，正式委任李程勋为国有铁路总理，此举再次激怒川人，会场一片喧哗怒骂，股东会立刻决议撤销李程勋一切职务，并请赵尔丰弹劾盛宣怀逾权越职、蔑视民意的骗局。岂料盛宣怀挟朝廷之命，不但执意委任李程勋为国有铁路总理，并污蔑这群良民股东为滋事少年，请朝廷明降谕旨，“格杀勿论”。电谕一至，川人怒不可抑，罢市、罢工、罢课，抗捐、抗税……自成都席卷全四川，家家户户在门前供奉搭建光绪皇位台，顿时四川如大江溃堤，陷入不可收拾的乱局。
初时，心狠手辣的赵尔丰还对镇压有所疑虑，见到朝廷敕令后更无忌惮。此时，伺机而动的同盟会的革命派分子，决定利用保路群众之力量，瓦解腐败清廷，在股东大会上散发四川人自保商榷书，立宪派恐有变质为革命派之实。赵尔丰见事件一发不可收拾，恐怕丢官，他下定决心，要弭平这场民变。
7月15日（国历9月7日）上午，赵尔丰展开行动，一举诱捕蒲殿俊、罗纶、张澜等股东与首脑，共羁押9人。消息传出，成千上百的男女老幼，头顶光绪牌位，手持焚香，涌至督署请愿释放人质。岂料赵尔丰竟下令清兵开枪，当场射死忠君爱国、手无寸铁的良民30多人。不畏以死惧之，自请与蒲、罗同囚的请愿民众仍旧蜂拥前来，赵尔丰手下有一位丧心病狂的营务处总办，胆敢下令士兵开大炮轰击民众，幸成都知府于宗潼扑身炮口，嚎啕大哭，才免于更大规模的屠杀。望着暴尸三日，怀中犹紧抱光绪皇帝牌位的死尸，清廷彻底失去立宪民心。这就是清廷覆亡前的血债——“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发生后，为免党人联络聚集，赵尔丰断绝邮电交通，进入戒严。同盟会当夜赶制数百块木牌，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外面再裹上油纸，投入锦江，以此“水电报”通知同盟会员揭竿而起。几天之内，荣县、华阳、新津、灌县相继起义，集结各地军队人数达20万人，赶赴成都血战清兵。但这些义军多是文弱百姓，仅以刀斧与清兵作战，如何战胜？历经大小战役后，同盟会员王天杰率6万残部回到荣县后，首先成立“荣县军政府”，9月25日郑重昭告天下，宣布荣县独立。消息传出，井研、仁寿、威远各县一一响应。各军皆树旗四面，上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革命已成熊熊烈火，君主立宪宛如明日黄花。
追昔抚今，暴权末路表现何其相似？当巨舰要沉没之前，众多用心良苦、苍天可鉴的善良人民，以自己的性命与忠诚拥立势不可为者，以为可以扭转天命，却最先被屠杀牺牲。无论是站在大炮前的清官，或是坦克前的无名氏，都试图在庞大血腥的杀戮命令中挽救一些什么，令人为中国人苦难的命运痛彻心扉。恐惧陷入围剿的政府，严密封锁讯息与联络管道，试图延长黑暗的统治手法如出一辙，然而百密终有一疏。曾经以为千秋万岁的异族统治，就这样堕入灭亡的劫数。
半个月后，清军大兵镇压四川，造成武昌空虚，同盟会策动武昌起义，建立了全世界华人政体中最自由、最富裕、最先进的国家——中华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