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品 | 在爱丁堡重看鸦片战争

作者：吕品 | 评论(1) | 标签:爱丁堡图书节, 鸦片战争, 毕可思, 蓝诗玲

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时有所删节，这是全文。

爱丁堡图书节不是书展，而是一个读书节，目的主要不是售书，而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与在爱丁堡艺术节期间同时举行的其它艺术节相比，爱丁堡图书节就没有那么大的气势，论场景的华丽气派比不上爱丁堡国际艺术节，论场次规模比不上爱丁堡边缘艺术节。图书节的场地，不过是爱丁堡被列为联合国文化遗产的“新城”西端名叫夏洛特花园的一块大草坪，演讲厅是一座座临时搭建的帐篷，每年8月，读者、作者、记者和工作人员就一起挤在这一块草坪上。

然而就是在这简陋的场地，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作者，从知名小说家到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到退休政客、从科学家到记者，都愿意来这里和读者面对面的交流。今年的图书节就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近800名作者参加，吸引了19万观众。

爱丁堡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所以不仅讲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也相当有层次。今年我去参加《卫报》政治记者西蒙•霍加特的讲座时，发现坐在我前面的白发老人，原来是自由民主党前领袖坎贝尔。夏洛特花园中，常常能看到一些风雅的老者，手中拿着好几个场次的门票，看了一场又赶下一场。那么图书节的观众是不是有年龄偏大的问题？我向图书节的新闻官弗朗西丝•萨顿女士提出这个问题。她回答说这和我参加的讲座有关，不同的题材、不同的作者会吸引不同年龄段的听众。

确实，爱丁堡图书节不仅没有忘记年轻观众，而且还在培养下一代的读者。与针对成年读者的讲座同时举行的，是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节目，从3岁到15岁，每个节目都标注了适合读者的年龄段。夏洛特广场上，不仅有专门的童车停放区，还有儿童书店。

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图书节，中国、印度、拉美、俄罗斯、中东一直是这些年爱丁堡图书节的热点题材。参加今年图书节的中国作家就有高行健、毕飞宇、陈晋年和汪晖等人。除了中国作家之外，图书节上还常常有以中国为题材写作的西方作者。今年图书节上有两本特别值得介绍的有关中国历史的新书，作者分别是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讲师蓝诗玲(茱莉亚•洛弗尔，Julia Lovell)和布里斯托大学教授毕可思(罗伯特•毕克斯, Robert Bickers)。两本书的主题，都是170年前那场被看作是中国近代史起点的鸦片战争。

毕可思是资深的历史学家，重点研究英国殖民史与中国近代史。他的作品《争夺中国》(The Scrambles for China: 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 1832-1914)在历史时期上覆盖较广，从鸦片战争开始，叙述了英国炮舰打开中国国门之后，西方列强争先恐后对中国进行瓜分掠夺的历史，这正是满清王朝崩溃的最后80多年，本书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这段历史的终点。蓝诗玲更关注的则是文化发展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关系，她本人精通汉语，是鲁迅小说的英译者，她的《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集中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同时花了相当的篇幅论述鸦片战争是如何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的。

在爱丁堡图书节上，两位作者同时登台，不约而同地指出鸦片战争在中英两国的地位是如此的不同。在中国，鸦片战争是中国屈辱苦难的近代史的开端。然而在英国，很少有人知道这场遥远的战争，更不用说了解鸦片战争对中国人的意义了。蓝诗玲开玩笑说恐怕在苏格兰都没有多少人知道鸦片战争的积极推动者威廉•渣甸就是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

在研究这段历史的过程中，两位学者都采用来自中英两方的材料，试图展现争端双方的立场与偏见。蓝诗玲更感兴趣的，是鸦片战争对后世的影响。为了解当代中国人是如何看待鸦片战争的，她在中国呆了相当一段时间，采访了许多年轻人，发现他们往往处于既向往西方，同时却又容易相信西方遏制中国的阴谋论。再看西方国家，对中国社会也存在偏见，中国人“顽固”、“不讲理”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建立于鸦片战争期间，至今依然没有完全消褪。两位作者一致认为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西方人必须好好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特别是要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念念不忘鸦片战争，这才能很好地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

这两本好书虽然取材严谨、文笔生动，面向普通读者，但还是很难成为非常畅销的作品。爱丁堡图书节的意义，正是帮助这些作者找到更多的读者，同时也让有好奇求知的读者更好地了解世界。

原文连接： http://taohuawu.net/2011/09/24/the-opium-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