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
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专门讲到这一点，他说：“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还要指出的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结束了种族革命，开启了政治革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确立宪政的基础，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很薄弱，各方势力的角逐，军阀之间的战争，都说明了要实现共和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启超们正处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上，辛亥革命所设定的宪政、共和的理想，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今也还在“路”上。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也许会有助于宪政理想的最终实现。
辛亥革命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不是1911年10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专门讲到这一点，他说：“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还要指出的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结束了种族革命，开启了政治革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确立宪政的基础，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很薄弱，各方势力的角逐，军阀之间的战争，都说明了要实现共和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启超们正处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上，辛亥革命所设定的宪政、共和的理想，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今也还在“路”上。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也许会有助于宪政理想的最终实现。月10日夜晚在武昌城上空响起的那一枪，而是一个历史过程。至少从戊戌变法以来，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切社会、政治、思想上的变化，最终都是导向辛亥革命的。所以，百年之后再看辛亥革命，视野应求其宽，不求其窄，要有历史纵深，不就事论事。此即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所说，研究辛亥革命要“上下延伸，横向会通”。
中国近代以来，恰如李鸿章所说，正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的发生，自鸦片战争失败算起，到辛亥革命发生，一举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期间大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种种内忧外患，刺激着最先觉醒的那些中国人，逼着他们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这些先知先觉者从他们的切身经验中取得教训，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深深打上时代和个人烙印的应付变局的方案。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领导的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再到孙中山所领导的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如果说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果”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它的“因”。它的“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和多样的，是千条江河归大海，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进行了一些改革；甚至顽固、保守的慈禧在庚子之后也不得不勉强给出了预备立宪的时间表。但清政府在信誉和道义上已经丧失殆尽，它在1898年和1900年的表现，更使它丧失了最后一点现实性与合法性，它在政治上的腐败则断绝了所有人的希望，绝不可能再在给梁启超和立宪派留下更多的内部改革的时间。在这种形势下，武昌首义的那一声枪响是早晚的事。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事对梁启超和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如果说，孙中山们希望用炸弹和烈士的鲜血惊醒国人，完成其民族革命，实现共和，建立民国的话，梁启超们则希望通过思想启蒙使中国人觉悟，从而实现政治革命。他们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但殊途而同归。胡适在1912年的日记中写下一段话，对梁启超的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第一大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如此之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这是最有代表性的说法，近来以被很多人所认同。无论如何，在谈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忽略梁启超与立宪派是不对的，绝不是辛亥革命的真实面目。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中，立宪派的势力举足轻重。没有他们，单凭革命党或袁世凯，都不足以颠覆清王朝，从而结束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武昌首义后的二十天内，就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等十几个省宣布独立。随即，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举行兵谏，要求清政府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这是他们没想有到的，迫于时局，清政府不得不以摄政王载沣的名义下了“罪己诏”。随后，又批准了资政院的奏章，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起草宪法，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并请出袁世凯，以救时艰。而梁启超正是他们的精神导师或领袖。徐佛19世纪末20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解玺璋辛亥革命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不是1911年10月10日夜晚在武昌城上空响起的那一枪，而是一个历史过程。至少从戊戌变法以来，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切社会、政治、思想上的变化，最终都是导向辛亥革命的。所以，百年之后再看辛亥革命，视野应求其宽，不求其窄，要有历史纵深，不就事论事。此即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所说，研究辛亥革命要“上下延伸，横向会通”。中国近代以来，恰如李鸿章所说，正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的发生，自鸦片战争失败算起，到辛亥革命发生，一举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期间大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种种内忧外患，刺激着最先觉醒的那些中国人，逼着他们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这些先知先觉者从他们的切身经验中取得教训，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深深打上时代和个人烙印的应付变局的方案。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领导的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再到孙中山所领导的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如果说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果”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它的“因”。它的“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和多样的，是千条江河归大海，是条条大路通罗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都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或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武昌起义的那一声枪响。其次，从横向的角度看，我们也不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从洋务派到改良派，或立宪派，再到革命派的线性发展过程，他们的影响呈现出互相交叉的网状形态，有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清政府也做了它所能做的。用梁启超的话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政府正是辛亥革命的催生婆。它的顽固、保守不仅使改良、维新、立宪的康梁大为失望，更使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革命派的行列。清政府以及皇族内部也有看清形势，力推改革的人，比如光绪皇帝和恭亲王奕訢，他们也世纪初的中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都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或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武昌起义的那一声枪响。
进行了一些改革；甚至顽固、保守的慈禧在庚子之后也不得不勉强给出了预备立宪的时间表。但清政府在信誉和道义上已经丧失殆尽，它在1898年和1900年的表现，更使它丧失了最后一点现实性与合法性，它在政治上的腐败则断绝了所有人的希望，绝不可能再在给梁启超和立宪派留下更多的内部改革的时间。在这种形势下，武昌首义的那一声枪响是早晚的事。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事对梁启超和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如果说，孙中山们希望用炸弹和烈士的鲜血惊醒国人，完成其民族革命，实现共和，建立民国的话，梁启超们则希望通过思想启蒙使中国人觉悟，从而实现政治革命。他们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但殊途而同归。胡适在1912年的日记中写下一段话，对梁启超的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第一大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如此之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这是最有代表性的说法，近来以被很多人所认同。无论如何，在谈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忽略梁启超与立宪派是不对的，绝不是辛亥革命的真实面目。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中，立宪派的势力举足轻重。没有他们，单凭革命党或袁世凯，都不足以颠覆清王朝，从而结束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武昌首义后的二十天内，就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等十几个省宣布独立。随即，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举行兵谏，要求清政府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这是他们没想有到的，迫于时局，清政府不得不以摄政王载沣的名义下了“罪己诏”。随后，又批准了资政院的奏章，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起草宪法，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并请出袁世凯，以救时艰。而梁启超正是他们的精神导师或领袖。徐佛其次，从横向的角度看，我们也不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从洋务派到改良派，或立宪派，再到革命派的线性发展过程，他们的影响呈现出互相交叉的网状形态，有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清政府也做了它所能做的。用梁启超的话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政府正是辛亥革命的催生婆。它的顽固、保守不仅使改良、维新、立宪的康梁大为失望，更使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革命派的行列。清政府以及皇族内部也有看清形势，力推改革的人，比如光绪皇帝和恭亲王奕訢，他们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甚至顽固、保守的慈禧在庚子之后也不得不勉强给出了预备立宪的时间表。但清政府在信誉和道义上已经丧失殆尽，它在1898年和1900年的表现，更使它丧失了最后一点现实性与合法性，它在政治上的腐败则断绝了所有人的希望，绝不可能再在给梁启超和立宪派留下更多的内部改革的时间。在这种形势下，武昌首义的那一声枪响是早晚的事。
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专门讲到这一点，他说：“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还要指出的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结束了种族革命，开启了政治革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确立宪政的基础，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很薄弱，各方势力的角逐，军阀之间的战争，都说明了要实现共和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启超们正处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上，辛亥革命所设定的宪政、共和的理想，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今也还在“路”上。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也许会有助于宪政理想的最终实现。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事对梁启超和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如果说，孙中山们希望用炸弹和烈士的鲜血惊醒国人，完成其民族革命，实现共和，建立民国的话，梁启超们则希望通过思想启蒙使中国人觉悟，从而实现政治革命。他们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但殊途而同归。
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专门讲到这一点，他说：“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还要指出的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结束了种族革命，开启了政治革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确立宪政的基础，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很薄弱，各方势力的角逐，军阀之间的战争，都说明了要实现共和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启超们正处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上，辛亥革命所设定的宪政、共和的理想，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今也还在“路”上。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也许会有助于宪政理想的最终实现。 胡适在1912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解玺璋辛亥革命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不是1911年10月10日夜晚在武昌城上空响起的那一枪，而是一个历史过程。至少从戊戌变法以来，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切社会、政治、思想上的变化，最终都是导向辛亥革命的。所以，百年之后再看辛亥革命，视野应求其宽，不求其窄，要有历史纵深，不就事论事。此即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所说，研究辛亥革命要“上下延伸，横向会通”。中国近代以来，恰如李鸿章所说，正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的发生，自鸦片战争失败算起，到辛亥革命发生，一举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期间大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种种内忧外患，刺激着最先觉醒的那些中国人，逼着他们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这些先知先觉者从他们的切身经验中取得教训，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深深打上时代和个人烙印的应付变局的方案。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领导的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再到孙中山所领导的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如果说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果”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它的“因”。它的“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和多样的，是千条江河归大海，是条条大路通罗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都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或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武昌起义的那一声枪响。其次，从横向的角度看，我们也不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从洋务派到改良派，或立宪派，再到革命派的线性发展过程，他们的影响呈现出互相交叉的网状形态，有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清政府也做了它所能做的。用梁启超的话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政府正是辛亥革命的催生婆。它的顽固、保守不仅使改良、维新、立宪的康梁大为失望，更使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革命派的行列。清政府以及皇族内部也有看清形势，力推改革的人，比如光绪皇帝和恭亲王奕訢，他们也年的日记中写下一段话，对梁启超的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第一大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如此之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这是最有代表性的说法，近来以被很多人所认同。
无论如何，在谈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忽略梁启超与立宪派是不对的，绝不是辛亥革命的真实面目。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中，立宪派的势力举足轻重。没有他们，单凭革命党或袁世凯，都不足以颠覆清王朝，从而结束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武昌首义后的二十天内，就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等十几个省宣布独立。随即，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举行兵谏，要求清政府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这是他们没想有到的，迫于时局，清政府不得不以摄政王载沣的名义下了“罪己诏”。随后，又批准了资政院的奏章，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起草宪法，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并请出袁世凯，以救时艰。而梁启超正是他们的精神导师或领袖。徐佛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专门讲到这一点，他说：“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中专门讲到这一点，他说：“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还要指出的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结束了种族革命，开启了政治革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确立宪政的基础，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很薄弱，各方势力的角逐，军阀之间的战争，都说明了要实现共和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启超们正处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上，辛亥革命所设定的宪政、共和的理想，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今也还在“路”上。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也许会有助于宪政理想的最终实现。还要指出的是，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结束了种族革命，开启了政治革命。也就是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确立宪政的基础，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很薄弱，各方势力的角逐，军阀之间的战争，都说明了要实现共和理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梁启超们正处在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期的风口浪尖上，辛亥革命所设定的宪政、共和的理想，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今也还在“路”上。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梁启超，也许会有助于宪政理想的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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