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务员局近日发布《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未来四年内，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公务员将全体接受一轮“职业道德培训”。……从全员轮训到加强考核，政策连出，显示出国家对官员道德危机的警惕。这是近期《南方周末》的报道，题目为“最大规模的‘官德轮训’”。
因为“官员道德危机”，所以要“官德轮训”。前者作为一种现象，无数官吏贪腐违法的现状，远非一个道德危机所能形容（更可怕之处，是官德败坏对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摧毁）。至于官德轮训能否解决问题，无待讨论，恐怕人人都能预见其结果（甚至包括出台政策的人）。
请看报道中江苏省公务员局培训处的一位处长如何推进这项工作：“除了上课之外，还要举行宣誓、读书活动、征文比赛、演讲比赛等活动。”这几乎全是花架子功夫。为官者入党时不是宣誓过了吗。如果那次宣誓不管用，这次宣誓就解决问题了。如此干活，我甚至可以建议这位处长，还可以两个人结成对子，一帮一，一对红。狠斗私字一闪念，确保问题不过夜……
欲治官员道德危机，不是不可以搞官德培训；但比官德培训更重要的，是制度防范。权力失范，是官员道德破底的根本原因。当权力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恣肆，对大多数权力者来说，道德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利益的诱惑太大了。所以，当官员道德成为危机时，真正危机的其实是导致官员道德成为危机的那种制度。《老子》第三十八章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当道丧失之后，才讲究所谓的德。同理，当我们今天要提升官员的品德时，那已然是道本身出了问题。老子的道是衍化天地万物的自然之道，转用于本文，它指的是防范权力和限制权力的制度之道。因此，当官员的德、仁、义、礼普遍沦丧，以至要通过全员培训而振起时，因病下药，真正能化解问题的，不是礼、义、仁、德，也不是宣誓、征文、讲演，而是要有效构建一套能够防范权力并限制之的制度。
当来自纳税人的公款被吃喝三千亿用车三千亿出国三千亿时，官员的道德宣誓除了秀，还有什么意义。当官员贪腐的资产大规模流向境外时，丝毫不妨碍官员们讲演时比谁都道德。当买官卖官受贿行贿成为官场公开的秘密，官员的道德品质当然比任何时候叫得都响。据该报道，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一位县级组织部长，他直言不讳：“以我的经验，考察干部品德时，如果问了30个人，有个别人能说实话就算不错了。”没有真话与实话，这是官场生态一种，但它是道德问题吗，靠道德培训可以解决吗。
失道而后德，但此德是伪德；真正的表述应该是“失道无以德”。道德，道德，由道而德。因此，有道才有德，无道必无德。德出问题，理当唯道是问。如欲治理，亦当以道治德，而非以德治德。前者是制度论意义上的治本，后者为道德论意义上的治标。就此，当年胡适的一些论述可以给我们今天以启示。胡适在上个世纪讨论民治制度时，说：“我们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革却能使人不敢轻易为恶”。胡适认为“‘人心丕变，民德归厚’都不过是门面话”，关键在制度，制度的作用就在于“减少它为恶的机会”。因此，胡适指出“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训练，更可以维持法治。”这里，不难看到胡适的现实意义，胡适从来不反道德，正如他自己一辈子都是一个君子。但，对于权力，显然用制度制约比用道德制约更有效（这是胡适出于对人性幽暗意识的洞悉）。如果道德还可以用来作幌子，制度却使权力不敢为恶、也难以为恶——这就是道的作用。权力不作恶即为善、即为德。因此，由制度之道而官员之德，是为真德。这就是从制度到道德的贯通。
“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因此我建议，官德轮训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抓紧改密我们现有的制度，比如，别的可以暂且不论，至少应当适时推出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作为纳税人，我们不需要官员宣誓，只需要他亮相财产。如何？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