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是毛泽东取得大陆政权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这一事件对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改变、以及后来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尼克松与毛泽东谈话是这次访华的核心。在此前不久的1971年10月25日，发生了第26届联大以多数票通过接纳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大陆为联合国成员国，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牺牲的中华民国政府被迫退出了联合国。
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访华。21日下午，尼克松与毛泽东会面，在座的有周恩来、基辛格博士；译员是唐闻生，记录员是王海容。当时中美双方商定，会谈情况不外传，而且为了严密控制会谈记录，中方拒绝美国翻译在场。这次会谈连翻译时间在内一共75分钟。随着一些机密文件的解密和有关专著的发表，如《尼克松回忆录》、基辛格著的《白宫岁月》、《解冻——记新中国接待第一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曾作为周恩来助理参加此次会谈的熊向晖“试析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最近披露的蒋介石日记、以及他当年被迫退出联合国时所作的极具远见的演讲再现了当年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产生的背景。
对中国而言，这次历史性访问是在毛泽东面对前苏联“老大哥”的强大军事威胁、国际上除亚非拉一些难兄难弟的贫穷小国之外没有朋友的外部困境，国内因“文化大革命”派别斗争伤痕累累，国民经济濒临破产，尤其是当时号称“亲密战友和副统帅”的林彪被迫外逃，葬身蒙古大草原的事件发生不久，毛泽东已经陷入内外交困的艰难时刻。
对于美国而言，美国正与前苏联军事集团陷于苦斗，同时在越南战争中因毛泽东和前苏联在人力物力的大量援助久战不下，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已经使当时的尼克松政府焦头烂额。试图连任的尼克松总统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摆脱困境。两难之间择其轻，尼克松选择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的最弱一方——毛泽东政权。尼克松的这一访华不仅改变了韩战之后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也让处于崩溃边缘的毛泽东政权得以苟延。
1972年2月21日下午，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谈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尼克松在飞行途中对美国记者所讲过的，“期望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从而回避掉了尼克松急切希望谈到的一些有关台湾问题、越南问题、朝鲜问题等。对此情景，基辛格曾这样描述过，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如台湾、越南、朝鲜问题时，都被毛泽东对“眼前的问题”表示“不感兴趣”塞塘过去，“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恩来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基辛格认为，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距离林彪被迫出逃仅仅四个多月，显然这也给毛泽东以沉重打击。会谈中，毛泽东也谈到“（林彪）反动集团反对我们和你们接触。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外国去了。”并进一步解释说，这架飞机后来在蒙古坠毁了。“甚至在我们短暂的会见中，他也摆脱不了那使他的成就蒙上阴影并给他的晚年带来痛苦的恶梦。”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到，“毛泽东不无伤感地回答（尼克松）说：‘我没有能改变世界，我只改变了北京周围的一些地方’。”并说，这种“无可奈何地接受事实的态度，突出地表明了革命的矛盾”。作为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华民国，正是由于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二战之后美、英等国不仅废除了与清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而且中国更成为国际所公认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并在战后毫无疑义的成为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然而因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和毛泽东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在中国人民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靠经济援助拉拢亚非拉贫穷国家，在投票过程中，迫使中华民国退出了联合国。这一点也可以从谈话录中反映出来。
《尼克松访华访华》中称，毛泽东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尼克松访华），他说我们是共匪”。尼克松则反问：“蒋介石把主席叫作共匪，主席把他叫作什么呢？”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说：“那还不是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
蒋介石于2月20日，在尼克松抵达北京的前一天在“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开会典礼”的致词中明确提到：“今天国际间任何与恶势力谋求政治权力均衡的姑息举动，绝不会有助于世界和平，而适以延长我七亿人民的苦难，增大全世界的灾祸！我们对任何有损于中华民国主权利益的行动，保有高度的警惕！”在1971年10月26日，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的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为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40年过去了，现在读来，尤言在耳、落地有声。蒋介石在告同胞书中痛斥毛泽东对世界及中华民族的危害：“毛共匪帮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叛乱集团，对内残害人民，罪恶如山，乃全中国人民尤其是大陆上七亿同胞之公敌；对外肆行颠覆侵略，为联合国所裁定之侵略者。”蒋介石还明确地警告世人：“大家尤其要认清，现在世局的变化，乃以中国问题为中心；而中国问题如何解决，亦将决定整个世界人类的命运。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变局中，实处于无比重要的关键地位；而我们奋斗的成败利钝，也将决定世界的安危与人类的祸福。我们决不静观或坐待世局的变化，一定要争取主动，掌握变化，积极奋斗，制敌机先。”他还指出：“大陆人民包括大多数共党干部，已由失望而实行反抗，毛共匪帮眼看脚下的反共火山要爆发，镇压不了，无路可走，遂改变对外战略，欲藉诡诈欺骗，苟延残喘……。”对于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蒋介石在其日记里面记录他内心的痛苦挣扎，很多思考，也有更多的无奈。负责整理蒋介石日记的胡佛研究所华裔研究员郭岱君，讲述关于蒋介石日记中，台湾退出联合国的记叙时说：“中华民国希望能够留在联合国，到最后情势使然，没有办法。在最后那一刻钟，决定退出，如果不退出的话，恐怕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不过，后来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对保护台湾、吓阻毛泽东起到了重要作用，更关键的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励精图治，使得台湾的民主和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四小龙之一。此外，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为将来大陆的民主化进程树立了样板、积累了经验。
当时的美国正与前苏联军事集团陷于苦斗，同时也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因久战不下，国内反战情绪高涨。为了谋求连任、提高自己在大选中的份量，急于同毛泽东搞好关系，这些因素促使尼克松做出了这一遗害无穷的错误决策。
在这次访谈中，尼克松曾经解释过现在走在一起的原因，他说：“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尼克松的这一所谓的“哲学”，日后被毛泽东发展为“人权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谴责人权记录就是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的荒唐逻辑。由此可见，尼克松当时的错误政策是有其思想根源的，这也是毛泽东最想要的。
为了谋求总统的连任，尼克松在谈话中可以说已经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尼克松直接了当地对毛泽东说：“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东西（共和党和自由党）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而毛泽东则附和道：“我是喜欢右派的。人家说你们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 据基辛格称，在他1971年7月准备秘密访华前，“尼克松还想要中国人保证，在他去中国之前，不要邀请美国的任何政治人物去中国访问。”在他离开美国之后，他写道：“我三番五次地接到训令，还是在我出发前跟我讲过不知多少遍的那些话。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许去中国。”急于摆脱国际国内困境的毛泽东，也顺势邀请并批准了美国乒乓球队和一些所谓的友好人士、新闻记者访华，但对美国政界人物的访华申请则不予安排，从而满足了尼克松提高自己声望的要求。
尼克松访华不久，美国参众两院的两党领袖和一些议员相继访华。尼克松虽以压倒优势赢得大选，但最后还是因为参入了选举过程中安装窃听器、偷拍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情报而被弹劾。尼克松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于1974年8月8日宣布将于次日辞职，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
尼克松访华前，周恩来决定准备1000公斤新鲜鲍鱼，让尼克松充分领略一番东方大国的饮食文化。当时中国品质最好的野生鲍鱼就出自黄海深处，于是国务院把采捕任务下达给辽宁省，辽宁省又落给大连市，大连市则选择了长海县，任务最终落实给了鲍鱼资源最丰富的獐子岛。1971年12月，正值数九隆冬的季节，獐子岛人民公社的领导找到当时任潜水队长的王天勇，给他布置了这项国务院交办的重任：必须在翌年1月底，采捕到1000公斤个大肉肥的鲜活鲍鱼。听到这个消息，王天勇当时真有点懵了，数九寒天，采捕区水温噎降到零度以下，作业条件极为恶劣。按照老规矩，潜水队早就收船上岸了。而且富有采捕经验的王天勇知道，冬季里鲍鱼还不知藏到哪儿去了，要采捕到这么多鲍鱼，容易吗？
但是在当时来说，特别是对王天勇这样的共产党员而言，那是没有任何条件可讲的。王天勇和他的伙伴们把早已拉到海滩上的三条小木船重新推下水，凭着多年的海上采捕经验，开始了艰难的寻鲍作业。冒着1972年的第一场风，挤过海面上厚薄不均的浮冰，王天勇他们的采捕船来到了惯常的采鲍海区。当时正值零下20度的严寒，潜水船上的社员冻得都瑟瑟发抖，手脚几乎不听使唤。潜水队员一出水，本来就十分笨重的潜水服立刻被冻得明盔亮甲，一拍“哗哗”地掉冰。更危险的是，因为温度太低，专门给下潜到海底的潜水员输送氧气的塑料管很容易被冰冻住。为了确保潜水员的人身安全，潜水船上的社员要不断地清除附在管子上的冰块儿，难度实在太大了。可王天勇他们又没有退路，因为负责运送鲍鱼的灰色军舰一直停泊在港湾里等待装货，若完不成任务，怎么向上级交待？
獐子岛是有名的“鲍鱼之乡”，王天勇坚信会找到鲍群。可他亲自下了几次水，却连一只鲍鱼的影子也没见到。王天勇这位潜水“把式”既着急又纳闷，鲍鱼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在冰海寒水中，他一次次潜入海底观察，在水下沿着一座座礁石上下寻找，一连找了7天。4米处没有，6米处也没有，他一米一米地往下潜，直到10米深，终于发现了奇迹。原来鲍鱼都顺着海床转移到深水处的礁石根生活去了。
经过100多次下潜，王天勇沿着海床的岩礁一路找下，在二三十米深的海下礁丛中发现了更多的越冬鲍鱼，有的地方更是挤得密密麻麻。鲍鱼找到了，潜水队一片欢腾，几天来沉闷的气氛被一扫而光。趁热打铁，王天勇套上潜水服直奔海底，采捕鲍鱼，仅第一天就捞上来100多公斤。他们一鼓作气干了几天，换到了獐子岛以南一块叫“南洋”的海区，此时王天勇心里一阵惊悸。因为这里水深流急，礁丛密布，不仅鲍鱼多，还是鲨鱼经常出没的地方，王天勇不由得想起了不久前令他惊魂的一幕。
那是半年前夏季的一天，天气晴好，海水能见度很高。王天勇正在水下聚精会神地采捕海珍品，忽然感觉到头上有个黑影在飘来荡去。他抬头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一条体长4米多、重约三四百公斤的大青鲨正在他上方五六米的水中游动。只见它张着血盆大口，露出两排尖锐的獠牙，瞪着一双凶巴巴的眼睛。王天勇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手中的活计，大青鲨也停了下来，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当了这么多年“海碰子”，王天勇还是头一次在海底遇到鲨鱼，而且当时他手里只拿了一根两米长的鱼叉，紧张之下，他感觉自己的心脏狂跳不止。人鲨对峙了几分钟，鲨鱼主动退却了，可它并没走远，而是在王天勇的上方约10米处，绕着输送氧气的塑料管转圈游，就像一架小飞机一样在头上盘旋。这下王天勇就更紧张了，一旦鲨鱼咬断了管子，自己就绝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只见鲨鱼越转越来劲，时不时还用脑袋顶顶管子。情急之下，王天勇抬起穿着大铁鞋的脚，使劲跺着海底，发出了沉闷的“咣咣”声。别说，这招真把鲨鱼给镇住了。它往下瞅了瞅，摇摇尾巴，不情愿地游走了。王天勇赶紧浮出水面，待脱掉潜水服，他感觉自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打那以后，他和伙伴们就没到这里来过。眼下又到了这块曾经遇到过鲨鱼的海域，伙伴们都有些胆怯。大家劝王天勇：“咱们再换个地方吧，千万别喂了鲨鱼啊！”王天勇摇摇头，“这里的鲍鱼肯定多。要想早日完成上级交给咱们的任务，还真得往这‘龙潭虎穴’闯一闯！再说，咱闯海人还能叫几条鲨鱼吓破了胆？”于是，王天勇穿上潜水服，义无返顾地扎进海里。所幸的是，这回并没有碰到鲨鱼，也许它们更怕冷，早离开这水寒彻骨的地方了。
连续干了近10天，王天勇和他的伙伴们共采上来1500多公斤鲍鱼。从中选出的1000公斤优质鲍鱼装上军舰，转乘飞机，顺利运抵北京，如期出现在尼克松总统一行在京期间的宴会上。当尼克松听说这些新鲜的鲍鱼采自冰封雪飘的黄海深处时，不禁为中国人的好客而感动。周恩来总理对此非常满意，在上海《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他致电辽宁，表扬大家都是中美谈判的“幕后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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