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写在2000年底的一篇文章。在哈维尔逝世之际，让我们通过了解他的思想，来缅怀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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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哈维尔从一开始就分享着西方知识界批判资本主义的成果。换句话说，他始终是在”全球语境”中建立起自己的思考。
他早年作为荒诞派剧作家直接继承的便是批判的现代主义精神。这种批判其反思的主要对象是在一个由技术理性所主宰的失去上帝的世界中，人的个性、自身一致性(indentity)所面临的危机。这远远不是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的社会中突出的和特有的现象，而是分享着他的西方艺术家同行们共同的视野。他是这样一再表达自己创作的前提和动力的：
“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问题居于我所思考的人类事务的中心。我用”自身同一性”这个词，并不是我相信它能解释有关人的存在的任何秘密；当我开始写剧本时及至后来我都在用这个词，因为它帮助了我梳理最吸引我的这个主题：人类”自身同一性的危机”。所有我的剧本事实上都是这个题目的不同形式，即人与他自身关系的解体，和失去任何一种给予人的存在一种意义秩序、一种持续性和其独特框架的东西。”1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种戏剧现象（指荒诞派戏剧——引者），因为它展示了’处在危机状态中的’现代人——失去了对先验的把握、失去了绝对的经验、失去了和永恒的联系、失去了对意义的感知。换句话说就是失去了根本。”2
这个立场显然是被称之为存在主义的思潮和艺术所代表和传播开来的。哈维尔并不隐晦这一点。”我从年轻时所读过的所有哲学中，存在主义，当然也包括现象学，对我总是最富有刺激性和最能吸引我。我喜欢这些作家的作品，但我这方面的知识一直十分肤浅的。我受他们思想氛围的影响远远超出对他们具体的论点、概念和结论的兴趣。”3他提到的这些作家有：卡夫卡、贝克特、尤乃斯库、品特、海德格尔等。他说过阅读布洛德写的卡夫卡传记是他生活中发生一件大事，他甚至曾经私心里认为没有比他本人更理解卡夫卡的了。至于贝克特，哈维尔多次分析他的作品倾向来解释有关”荒诞剧”的概念，乃至在他最后一次坐牢期间，这位英国”老师”特地为他的这位未曾注册的捷克”学生”写了一个剧本：《灾变》（”Catastrophe”）4。
当然，哈维尔绝非从书本到书本跟着西方先锋派同行亦步亦趋。他解释自己为什么和这种现代主义艺术一拍即合的原因，首先在于因为自己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从而获得了”从下面”（”from below”)看问题的眼光——”从下面最能看到这个世界荒诞和喜剧的方面”。同样重要的还在于他亲身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他形容自己20岁那年（1956），正是一个著名的”解密”时期，周围人们的第一次经受普遍的、空前的大崩溃：”第一次地，那种奇特的关于真理和谎言的辨证说辞，被谎言掩盖的真相及希望的被篡改歪曲（即今天的人们才如此熟悉的东西），深深地击中了我们；并以这样一种原发性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现代艺术的基本主题：有关人的自身同一性及存在论意义上的精神分裂。”正处于接受世界印象最强烈的时期和试图取得对世界总体看法的年龄，遇到的却是处处分崩离析的现象，听到的是一个庞然大厦坍塌的声响，这种经验对一个人太重要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也经历过非常类似的情况：比如1976年正处于20岁左右年龄的人，同样也赶上一个历史关键性的”解密”时期——拨乱反正，面对大量首次被揭开的闻所未闻的事件，听到那些至今还难以相信的悲惨故事，他有一种双脚迈不动了的感觉。在历史的”最强音”背后，原来是如此地残酷、盲目、不合理及恶。他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历史，就先行分享了这样一种混乱和痛苦不堪的历史”地平线”。对哈维尔来说，能够找到一种形式（哪怕是被称之为”荒诞的”）来表达自己（也是所处时代的氛围）对生活的真切感受是幸运的，在这种情况下，”形式”本身所拥有的对于经验的整合力量，可以使人有效地避免因外部世界的溃散而导致个人内心破碎、凋零和瓦解，甚至因为无力应付这种外部的混乱，无力穿透和整合它们，而逐渐导致另外一些形式的僵硬、蛮横。
是否可以在”批判”中划出一类，称之为”反省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是从某个外部的起点开始，涉及一个与己无关的外部对象，比如在两个互相敌对的阵营中之间进行的那样，互相指责和攻击。”反省的批判”产生于一个社会或一个人的内部（腹腔），是对自身事务的检点和清算，是对包含自身之内、与自身有牵连、意识到自身无法解脱的周围环境的反思。实际上，尽管称之为”内部”，但是一个社会”反省的批判”的产生，却是需要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才出现的，是历史的走到了某一个点上才浮现的某种思想景观。这个时刻，可以称之为”神话的破灭”的时刻。有人试图在破灭的废墟中建立起他们艰难的思考。存在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说属于这一类。不同于无产阶级的批判在于，它代表了一个社会自身神话的破产，批判者听到了资本主义大厦内部碎裂的声音，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在这个屋顶下的任何人都是无法解脱的，包括批判者本人。这时候，反省社会的黑暗便和反省自身的黑暗联系在一起。谁也不能说只有他的鞋子是不湿的。所以在存在主义的作品中，具有大量的对于人性自身恶的反思。这远远不能简单地归置于抽象的人性论或人道主义的缺陷，恰恰是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读到了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意识”，读到了活生生的历史的灾难和黑暗，读到了在这样一个破灭的时刻清醒的人们所拥有的清醒的痛苦。这种批判特别有力在于：它不贩卖任何廉价的也是虚幻的方案或出路。
如果说，在法国，这样一种批判是由1910年左右出身的人所代表的（萨特出生于1905年，加缪出生于1913年），在他们的作品中生动地体现了那个社会整体神话的破灭；那么，在捷克，”反省的批判”则要往后推迟一段时期，因为这个年龄上的人在战后立即陷入了另外一种幻觉（共产主义制度）之中。更深的危机要等到再过一个阶段才暴露出来，需要由另外一些人来承担。这就是生于30年代的这批人。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有一个”36年生人”的表达，其中包括后来到美国成大名的电影导演福尔曼（影片《莫扎特》的导演）。在中国，时间要更往后推，这种”反省的批判”出现在某种理想和理想的社会在释放了它的全部能量之后。所以，比较起来，在捷克1930年人身上出现的东西，于中国50年代和60年代出身的人可能更容易接近。这样一种人就好像是从历史的隧道中被输送出来的，是从历史的腹腔中被释放出来的，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加入任何一方所以变得与历史的几乎所有方面有牵连而不止是和其中的某一方面。他继承了多重灾难同时也继承了不止一种社会实践所包含的理想主义。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哈维尔的文体在我们有些人眼中显得那么缠绕晦涩，因为他所面对的问题是复杂、缠绕、纠结的。他的哲学的表达方式和他的荒诞派戏剧一样，是他与历史及其任何一方保持足够距离的一种方式，当然也包括与他自身保持足够的距离。历史的黑暗并不在人自身的黑暗之外。
顺便地说，从历史的腹腔中”反刍”出来的东西，它要承担和直接对此负责的是历史和生活本身，而不是满足任何一种学院化的生存机制。它不参加任何一种学术政治的分配。它带着历史和生活的”血迹”，也可能带着它的缺陷和”浅薄”。今天在中国阅读哈维尔的人，看起来也不像是要从他那里获取任何学院政治分配的份额。
二
以下这个问题进一步表明：在目前中国的语境中，按说哈维尔似乎更容易为被称之为”新左派”的朋友们所认同，他的现代性批判的立场，他始终没有放弃的”左派”的精神。但实际上他却更为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朋友们所认同。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耐人寻味的。
从历史上看，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传统深厚悠久的国家。1948年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自由选举，将政权和平地交到共产党手中。处于时代的气氛之中并从中汲取成长所需要的营养，是每个年轻人的必修课，哪怕他本人处于某种被排斥的边缘状态。这种情况和我们当中许多人经历的何其相似：背叛资产阶级父母作为自己的成年礼。”我一直是个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人，而且无疑在我父母最困难的时期（50年代）深深地伤害了他们（好在只是从言词上）。””看起来很奇怪，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不信——我的资产阶级背景在我心中唤醒了（或更确切地说，加强了）一种社会情感和反抗情绪——对于不应得的优越条件、不公平的社会藩篱、由于出身或其他原因造成的高于他人的地位以及任何有辱人类尊严的东西”。5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对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也是难以想象的），即使到了后来，到了历史把哈维尔置于直接面对所处社会极权主义制度的斗争中，与这个极权主义发生正面冲突时，他仍然十分尊重自己从自己的历史传统中继承来的社会主义精神成果。在有关的社会主义的任何一次表达时，他都显示了足够的保留和敬意，就像同时侧着身保护它们一样。更准确地说，在他批判所处后期极权主义社会时，始终是把它放在欧洲资本主义的语境当中，他所站立的那个批判的精神立场，不仅适合于后期极权社会，同样也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他立足于、分享着对于这两者同时批判的共同的底线。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仅仅想要”复辟资本主义！”（那是当时当政的人们用来称呼他的。）
1975年，哈维尔写给胡萨克的那封长信，是继68年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之后第一次公开的和最重要的决裂。在信寄出两个星期后，他在自己乡间的居所回答记者伊希•列戴莱尔采访时，仍然自诩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当然，同时他也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做了清晰的区分，尤其是指出共产主义实践如何令某种理想走了样。他说：”我把自己看作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甚至认为我从共产主义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从来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因此，自然地，我从来没有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我从来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甚至改革的意识形态，这也许是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显得比对共产主义来说复杂和神秘一千倍。关于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个世界的情感——除了他们马上要掌握的——对我来说是陌生、异在的。他们也许正确地认识了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又十分夸大了这种认识。更进一步，他们在实践中令这种认识走了样，因而变成从他们自身异化。”6
也正是在这封长信中，哈维尔描述了后期极权社会中，当权者如何制造和利用恐惧，将人们的注意力导向仅仅是对于消费品的兴趣，生活陷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一方面是人们消费热情的高涨，另一方面是人们屈服于自己道德水平的下降，屈服于精神上的被动压抑和屈服于自己的屈服。这样的批评不能不说是同样适合于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希望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害的程度，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工具。”7其中提到的”消费品社会”、”复杂操纵的顺从工具”正是批判所谓”资本主义”用语。
他1978年写下的重要长文《无权者的权力》中，进一步直接将当时捷克社会所发生的情况，放到屈服于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全球性语境中去，将后期极权社会与现代西方正在发生的情况联系起来和进行类比。其中暗含的一个前提是：在捷克发生的事情是得到捷克之外的世界范围内的、同样也是消费品世界某种潜在的鼓励的，它甚至像是对于西方邻居的”讽刺模仿”，由它所暴露的危机是西方社会同样面临的，因而它的存在也是对西方社会提出的某种警告。”更为概括地说，后极权社会建立在独裁专制和消费社会之间历史性遭遇所提供的基础之上。对于谎言的普遍适应和社会自动总体轻而易举的渗透，难道不是和着眼于消费的人们普遍不愿为了精神和道德的完整而牺牲物质实惠相联系？和他们面临世俗诱惑而放弃更高的价值相联系？和他们易于受大众的冷漠所影响有关？说到底，在后极权制度中，这种灰色空间的生活难道不正是现代生活一幅夸张的讽刺漫画？而我们不正是处于一种警告西方的立场上，揭露着它的一种潜在的趋势（尽管以文明的外在尺度来衡量，我们远在它之后？）”8
将消费犬儒主义的捷克社会和西方社会进行对比对照，表明哈维尔始终保持和来自西方的批判精神进行对话，比较起来，处于中欧那么一个位置，哈维尔他们更容易和西方活生生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左派）面对面地切磋。但明显可以看出，渐渐地，哈维尔对某些纠缠于概念的东西感到不耐烦，感到西方的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包括它们的媒体，总不免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简单地纳入一种现成的范畴。”深陷于自己那套政治上的陈词滥调中的西方媒体，或许会将我们的我们的方法说成是太过拘泥法规、太过冒险、修正主义、反革命、资产阶级、共产主义、或太左太右。然而我们对此不感兴趣。”91985年他写下两个重要的文本《政治与良心》、《对沉默的解剖》，由于考虑到概念的东西太不能说明问题，他准备正式放弃”社会主义”这个称呼，同时放弃的还有它的对立面”资本主义”。”我从来没有说过或写过我向往资本主义或我想在我们国家引进资本主义。”10他不无讽刺地说”在我的一生中，参加过许多政治争论，并已习惯如此，但我承认，当我看见如此众多的西方人沉迷于意识形态，比我们生活于彻底意识形态制度中的人远为甚烈，我就不免倒抽一口凉气。某种观点立场或某个人是极左还是极右，是偏左还是偏右，是左派中的右派还是右派中的左派，好像某种恰当的分类比观点本身还重要。……但是根据我们经验的背景，在意识形态完全驱逐真理的环境中，所有这些没完没了的争论显得无聊、错误百出和远离事实。”11″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他大声叫道：”我得承认这个问题给我一种上个世纪深渊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些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和在语义上含混不清的概念，早已变味了。”12他形容那些问他：”你们这些人需要什么帮助”的某些西方知识分子（天晓得是左派右派），是在参观完了”哥特式和巴洛克式的纪念馆”之后，把”持不同政见者”当作这个”沉闷单调的环境中”唯一一道令人提起胃口的风景。
罗永生先生在《哈维尔的”政治”》一文中写道：”冷战的语言、冷战的思维的确很难把哈维尔定位。”13此言甚当。在他提出他所处的极权社会由不露面的匿名权力所操纵的时候，他同时认为这种”匿名游戏”（非个人化的权力游戏）也发生在西方：就极权主义本身而言，”它是全部现代文明的凸透镜，是需要对这种文明应当如何理解自己的全球性的一声尖锐的、也许是最后的呼唤。”他甚至用了”全球极权主义”这个词(global totalitarianism）14。正是在这个语境中，他说出他的那句名言：一个东方的官僚和一个西方的经理差不多。原话是这样的：”在这场反对非个人化的权力扩张的起码的但却是全球化的严峻斗争中，是面对一个西方的经理还是一个东方的官僚，只是偶然的地点上的区别，这完全是不重要的。”15在他提出”后极权社会”的同时，他又提出一个相应的”‘后民主’制度”（”post-democratic”system)的概念，同样用来说明整个现代文明所缺少的那个维度——来自生活和人道的精神。
事情还没有完。爱好概念是人类难以改变思维的惰性。哈维尔还得一次又一次地解释放弃这些某些概念的原因和即使放弃这个概念也决不放弃的某些实质性的东西。1986年，在同卡雷尔•赫维兹达拉进行的自传性谈话中，他又花了大量篇幅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对他本人所创造的一些新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这段话对理解了解他整个的思想、立场（包括他当总统之后在别人看来也许是重要改变尽管实质上未变）有很大的意义。
“我摒弃’社会主义’这个词完全是因为我向来反感那些过分固定的、因而从语义上讲也就失去意义的范畴，反感那些空洞的意识形态术语和咒语。它们把思想僵化在固定概念的封闭结构里，而且越封闭就离生活越远。我在文章中不时地使用我自己的创造的概念，如”后极权主义”、”反政治的政治”等，但这些只是一些偶然的概念，用在某个具体的上下文或特定的气氛中，为了某个具体的表达对象或某篇文章；我从未感到必须要重复使用它们。它们服务于具体情境中的语义目的，并不是固定的概念。简言之，我不再称呼自己为”社会主义者”并不意味着我改变了我的政治观点。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我仍然把自己称为”社会主义者”，我也没有把自己定位在某一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原则、理论或意识形态，或定位在改造世界体制的某些方案上面。对我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更加人道、更加道德和更富有感情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我曾是一个佩劳特卡、切尔尼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也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说到底，历史上有这样一些时期——每一个站在受压迫和受屈辱人们（即不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人）都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者，每一个反对不应得的优先条件和世袭特权、反对榨取无权者的劳动、反对社会不公正以及贬损人、令其服务于他人的人们，都把自己称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也曾经是这样一个’富有感情的’和’符合道德’的社会主义者，今天我依然如故，唯一的区别是我不再使用这个词来表述我的立场。”16
从这段话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哈维尔实际上仍然是个”社会主义者”这个结论？错了！那么是否得出他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结论？也错了！那么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吗？说这话的人肯定是疯了！那么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请问”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什么意思？这么说，他是一个”新左派”？哪来的这个词！在起码的自由民主的平台没有搭建起来之前，在由人人共享的政治平等、经济自主、言论自由的底线没有完全建立之前，”新左派”这个词提供的东西与它所丢失的东西一样多，甚至还要多。因为那样基本的”平台”和”底线”是为人人所分享的，包括任何”左派”、”右派”、”中左”、”中右”、”偏左”、”偏右”、疯子艺术家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磨剪刀的和鏘菜刀的。当然也是需要他们所有人合力共建和共同维护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的提法也不充分。比如一个认同哈维尔的人怎么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只是更表明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罢了。）天哪，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这种完全是单向度的思维！摆脱这种喜欢”归结”而不是将问题进一步向前发展、生发的习惯。如果是以人划线、以个人关系的亲疏做出理论立场的选择，那就更糟糕，还叫什么批判的、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我曾经表达过，在中－东欧这个地区，由于处境的复杂和悖谬，所有能够提出的话题都不能不是脆弱的和易受攻击的，因为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今天我要说，在中国的情况完全也是如此。我们几乎在说任何一句话时，都不能不是腹背受敌的。在刚刚表达完一个思想的第一秒钟之内，就会产生一个念头：需要另外的一篇文章，来表达与刚才相反的意思。也许这种情况普遍出现在”后发展国家”，所有不同时期积累起来的问题堆积到一块，它们互相缠绕、自相缠绕，立足难稳，真伪莫辨。然而尽管这样，还是有一些基本线索可以追寻，有一些基本界限足够可以划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哈维尔处于所有这些”主义”之内，分享它们的某一部分，因为他分享了所有这些主义共同需要的那个底线或平台。比这更进一步，他与这个底线的关系体现在本人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来致力于这个底线的建立，你不做出贡献怎么可以来享用它们？
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哈维尔不忘记把问题限制在自己主要的批判对象上面，决不因为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西方，或发生在全球范围之内，就回避了自己社会的主要问题，或以全球性问题的某个侧面来取代本国的问题——在哈维尔所处后极权社会的消费主义背后，是人们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恐惧，是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是一手遮天、专横任意的胡萨克政权。在批判共产主义面孔下的极权主义时，哈维尔不止一次地用了这样”预支未来”这样的字样，即目前不具备某个条件而提前享用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某些讨论也象是对于尚未到来的起码的自由民主的”预支”：还没有登上自由的列车，或在想象中顺便搭上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这辆列车（套用那个著名的句式即”让少数人先自由起来”，）就可以把问题调换掉，将中国目前最大的障碍变成一个更和全球性相关而不是和这片土地相关，误认他乡做故乡。这就不难理解当维尔刚刚谈到”后民主”这个概念时，还没来得及发挥，他就马上加以限制：”无可置疑，这个概念不可以进一步发展。这种发挥乃是愚蠢之举，因为这样一来，这个概念就慢慢地与自身异化和脱节。”17
后来的事情完全在情理之中。在他当总统之后，他的某种”偏左”立场才进一步显示出来。他与克劳斯的争论已是广为人知的事情。写于1991年他的那篇《我相信什么》一文中他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我曾经说过我自以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认同什么特殊的经济理念或概念（尤其是一切都属于国家和由国家来计划这样的概念）；我仅仅是想暗示——如人们所说——我的心长得偏左了点。与其说我在表达任何具体的信念，毋宁说我试图描绘一种性情，一种不落俗套的精神状态，一种反对定势的倾向，以及对于庸俗市侩的反感和对于悲惨蒙羞的人们的关注。”18当然，同时他又不忘了说：”尽管我的心偏左了一些，但我也知道唯一行得通的是市场经济……这是一种于法律的框架之内，使得经济实体完全独立和多样化的制度，它的运转主要是受着市场规律的引导。这是唯一自然的、有意义的、可能导向繁荣的经济，因为只有它体现了生活自身的性质。就其丰富和易变性而言，生活本质上拥有着无限的和神秘的多样性，它不可能被计划和控制。”19
三
兹泽克的文章中写到这回为哈维尔做传的约翰•多恩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哈维尔”，这个人有着一些完全是不可靠的习惯：嗜好法国妆饰、睡得很晚、爱听摇滚乐；而且不止是一个时期，他的”生活作风”不严谨，最后一次出狱后的前几个星期，他是和一个情人度过的。但所有这些”远不会使哈维尔的英雄形象受到玷污，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使他的功绩显得具体可感”，因为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些看似可恶的缺点也许正是他闪光的优点和令人感到可信的原因。不管我们当中不同的人们怎么看待这些事，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哈维尔远非圣徒。他从来也没拿圣徒的标准要求自己（我敢说他根本没有想过这件事！），也没有拿这个口是心非地要求别人。在一次回答”你和奥尔嘉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时，他坦率地承认：上帝宽恕我的罪行肯定不止一种。
撇开这些个人生活的细节不谈，作为一个后来成为一国之首的公众人物，他的面貌如何？他的思想如何？许多情况同样超出了国内不管是赞同还是力图贬低哈维尔的人的想象。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曾经向捷克人问起：”哈维尔给他的前任胡萨克写那封长信时，看上去是一个充满愚蠢的、不着边际的、完全不懂实际生活的知识分子，完全是堂•吉珂德式的。是否有许多人认为他不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便是一个傻瓜？”这种大运是怎么叫他撞上的？而这样的一个人在美国，比一个企图竞选的歌星球星更不可能当选。他说得有道理。包括哈维尔其他的那些文章，按任何一种专业政治学的观点看，都可能是外行的、难以归类的、不着边际和不值得加以认真对待的。他自己也经常声称自己缺少很多东西，包括一些专业的知识（政治学或经济学方面的）。那么他对于我们到底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样的意义？
首先需要拎清的是哈维尔不属于任何一种特殊利益的集团，连知识分子精英团体都不是。他的名为《知识分子的责任》那篇文章是1995年的一次演说词，其中也只是谈到知识分子是一些”有远见的人”。1989年”天鹅绒革命”以前的文章中，他很少用”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个词，他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由这个身份而产生的什么什么。看起来他对这个身份满不在乎。他不以此自居。当然不止是哈维尔，和他一起做事情的朋友们也都持这种态度。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一文中谈到这个城市所具有的悖谬时说：她为自己拥有中欧最古老的大学和相当有数量的文化名人而骄傲，而同时很少有地方像这里的人们这样轻视学问的，在别处他直接将此表达为”厌恶精英”。
这完全不难理解：如果这个城市的某些街道在一个世纪内就被改了好几次名称，她再三处于被蹂躏、被践踏的悲惨状态之中，她所蒙受的耻辱也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任何人所蒙受的，她所遭受伤害也是所有在这个城市的人所遭受的，那么，个人本领再大、学问再深，也没有什么特别可夸耀的，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得他能够高居于他的其他民族同胞之上。怎么可能全民族是蒙羞的而他个人是光荣的？全民族是灾难深重的而唯独他像一颗闪亮的明星一样高挂在天上？那些落在他邻居头上的不幸难道不同样落在他的头上？那些打在老百姓屁股上的板子难道不碰到他的臀部？子弹或坦克不打穿他的头脑和压碎他的身体？
程映虹文章《自由的不能承受之轻》20中提到的那部年轻的电影学院学生拍摄的短片中的情况所言正是：一对夫妇正在做爱，忽然来了一个陌生人，赶也赶不走，于是敲开邻居的门求救，发现所有的人家都来了这样讨厌的、赶不走的陌生人。这部”影射”苏军入侵的影片当时遭到禁演，这是自然的。人们感到伤害自己邻居的东西也正在伤害着他本人，于其中无人能够逃脱，这也是自然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何来这个”著名”、那个”知名”地迎送往来！何来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特殊风貌及其使命！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有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的确做出了杰出的成就，更不否认专业领域中工作的重要性，这里仅仅是说，这样的”积分”并不带到这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去，他在那里所从事的工作和身份仅仅同所有人一样，对剧作家哈维尔来说是重要的或难以忍受的事情对一个看大门的普通人同样地重要或难以忍受。顺便地说，事情会不会是这样：在自己的专业上越踏实、越沉得住气的人，在进入公共事务活动时，也越踏实和沉得住气。因为他在自己专业领域的活动中，在面对和处理专业工作的全部细节时，建立起了基本的工作伦理和做人的伦理。有评论家说，即使哈维尔没有做后来的那些事，作为一个剧作家他也仍然完全成立和享誉世界。而当哈维尔跳出自己剧作家的专业范围来谈问题和做事情时，他便把自己放回到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中去，取的是和所有其他人、包括各行各业的人都能普遍分享的立场。哈维尔本人在文章中也爱用那位年轻捷克人电影镜头中所取的一个小词：”邻居”（neighbours),这指的是和自己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之下的活生生的人们。
“生活在真实中”当然不可从字面上来理解，尤其不可把它放到私人生活中当作一个僵硬的尺度。哈维尔绝无那种意思。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关于托马斯不给儿子和编辑带来的情愿书上签名那一段，是对于消极自由的捍卫因而是有着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的；但当他用萨宾娜的嘴说出：”保守着那么多恋爱的秘密但一点也不感到难受的原因，相反，这样做才使得她生活在真实之中时，”，即使是黑色幽默，也显得轻佻了一些。他当然知道自己留在国内坚持抗争的同胞哈维尔说的什么意思。这句话实际上指向人们普遍的一种生存状态：与后极权制度之间的”心照不宣”的共谋关系。这种制度到后来完全丧失了它早先具有的任何理想色彩，它之所以得到维持，除了依靠赤裸裸的专横、蛮横，靠的是表面上一层薄薄的面纱，即那些意识形态的口号及种种仪式。谁也不去主动揭穿它们，甚至谁也不去认真对待（政权也决不希望人们认真对待），人们在各种公开场合嘴巴上讲的是一套，实际上做的是另外一套。
每个成年人的生活都在这都在两个层面同时开展：一方面口是心非地做着那种意识形态的游戏，另一方面接受来自政权的公开的贿赂（完全是有条件的）——种种实惠或各种既得利益。每个人自己那么去做，他实际上也在要求大家都这么做，都来配合这种虚假的游戏，共同造就那种”普遍的常规”。不同阶层的人只是卷入了不同的层次。从表面上看，这样的生活还可以捱下去，人们专注于自己的小日子，但他们同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人人都得忍受他道德上、精神上的被阉割，忍受自己的种种虚伪、伪善像个活生生的小丑和小人，忍受自己的忍受和接受实际上是如履薄冰的脆弱的生存处境。由此个人被编织进一个哈维尔称之为”自动的社会总体”，成为它的工具，每个人即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它的支持者。而如果事情反过来：水果商不再悬挂那种莫名其妙的标语，人们不再参与那些虚假的仪式（如选举之类），幕后的真相就暴露了出来，他们个人所面临的威胁暴露了这个政权缺乏合法性这样一个非常脆弱的根基。
因此，”生活在真实中”在后极权社会里，它同时提供了这样几个方面的维度：一、存在论方面的维度，使人返回到他自己的内在真实之中（existential demension——returning humanity to its inherent natuer ）；二、认识的维度，如其所是地揭示现实（noetic dimension ——revealing reality as it is ）；三、道德的维度，给他人树起一个榜样（moral dimension——setting an exampele for other ）四、政治的维度（political dimension）。哈维尔尤其强调最后一点的重要性，”生活在真实中”这个命题完全具有潜在的政治含义，这种现象可能是后极权社会特有的：道德的也是政治的。”假如这个社会的主要支柱是生活在谎言之中，那么生活在真实之中是对它的根本威胁。”21
稍微考察哈维尔这个思想的来源，不难看出其中有着存在论的深深痕迹，也可以看作他本人艺术家背景的一个结果。也许有人不赞同这样看问题的视角，认为将这些东西用在社会、政治领域中，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从他的出发点开始，后来却完全通向实际生活、通向对于社会现实和个人现实整体的、富有穿透力的描述，对此我们不能说他的思想仅仅是”外行”和”浅薄”的。任何人从任何理论出发，只要是达到了对于所处社会富有洞见因而是富有原创性的揭示，都是极为可贵和值得欢迎的。怕就怕那些声称是在揭示社会本质的某个方面，但却在这种”揭示”中，更深地将人们所处现实掩埋（用存在论的话说即”遮蔽”）起来的高论，马克思将此表述为”不结果实的花朵”。出于学术上的抱负是另外一回事，但如果要谈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就不能停留在仅仅是”二手”的理论上，完全忽视自己周围有名有姓”邻居”们的存在和他们对于生活的实际感受。
这样，被称之为”社会对抗”的就不是像通常所表述的那样，在代表不同的经济力量或政治利益的人们之间展开，而是在谎言/真实之间、权力/良心之间、人的尊严/忍受屈辱之间、生活的多元、多样化目标/压制力量的专横意志之间进行。反抗的力量就不是传统政治中的以夺取权力为目标，而是来自于”生活”本身的多元、多样化的要求，和实现这些要求的基本权利。”从最初，这种冲突就不是于实际权力工具的组织化层面上开始，而是产生于人的意识和人的良知，人的存在的层面。……因此，它的力量不在于某个特定的社会政治团体，而是遍布于整个社会，包括官方权力结构的潜在力量。因此这种力量并不依靠自己的一兵一卒，反而是靠敌人供养的百万雄师——所有那些生活在谎言中的人，终于在某一刻（至少在理论上有这样的可能）出于真实的力量而揭竿而起”。22并非出于政治目的和发生在政治层面，哈维尔又起用了一个”暂时的”概念：”政治之前”（pre-political）的领域。
在这个意义上，凡是对于生活有真诚愿望的人，哪怕是对自己的工作有着真正的热情和积极性的人，都有可能和这个体制发生冲突。哈维尔谈到的一个例子是当他失去了剧作家的工作在一个啤酒厂打工，他的顶头上司S君是个酿啤酒的高手，一心一意想把啤酒酿好，而对啤酒一窍不通的该厂领导却不想这么干，结果这个人因为自己的工作热情得罪了某些人的”自尊心”，最终他也成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被推向体制的反面。
针对主要是由西方媒体上体现出来的误解，哈维尔指出，”反对派”(opposition）包括”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这样的概念都是来自西方，并不能说明当时捷克社会中那些试图说出自己真话和周围环境真相的人。”反对派”起码得要有一个自己的纲领吧，但比如聚集在”77宪章”旗帜下的人，他们根本的目标仅仅想维护宪法，让已有的宪法得到落实。（因此而他们的行为也被说成是”低调的”、”临时的”和”负面的”。）”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是个怎样的情况呢？这个词”通常被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就像其他正常的职业那样，也存在这么一种特别的怨天尤人的职业。实际上，”持不同政见者”仅仅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工人，一个诗人，他们是一些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的个人，结果发现自己处于与政权的公开冲突之中。这个冲突不是他们自己有意引起的，而是他们思想、行为或工作的内在逻辑导致的（这种冲突或多或少是在他们的控制之外发生的）。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刻意去做一个职业性的不满分子，他们不过想做一个裁缝或铁匠罢了。”23
这些人甚至在做了很久”持不同政见者”之后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成了别人眼中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决心成为这样的人。甚至”哪怕他们为之献出一天二十四小时去做这样的事情，这也不是当作一种职业。”因而哈维尔的另一个表达是：”反政治的政治”（anti-political politics），即不以政治权力为目标的而仅仅是寻求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政治不再是权力的伎俩和操纵，不再是高出于人们的控制和互相利用的艺术，而是一个人寻找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途径，是保护和服务于人们的途径。我赞同政治作为对人类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关怀。”24这是超越任何一种传统政治框架的思路。你可以说它完全不切实际，或者简直是一些”胡言乱语”，真的不值得认真对待，但其背后隐藏的前提，它所揭示的人们对于生活、人的尊严及对于政治的要求，却是十分中肯的。这个可以目之为”书呆子”的人（你要跟他理论，意味着跟一个”呆子”理论，）不过是大声说出邻居们头脑中盘旋的想法罢了。换个立场来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理想主义是被逼出来：如果你看不出一点可以突破的缝隙，看不出一点现实的可能性，反而会仅仅从纯粹的理想出发，无所顾忌地说出实情。哈维尔对于他们这些人的处境说过一句话值得深思：只有先沉到井底，然后才能看见星星。他的这些理想主义的”胡话”可以看作是一个陷入井底的人被迫说出来的。
努力尝试将一种人性的尺度、将人类精神和道德的维度带到生活中去，继而带到政治中去，无论如何，哈维尔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新的地平线——它不仅为更多的政治家所分享，而是为更多的普通人所分享。直到他当总统之后，他仍然一以贯之地说出这样的疯话，信不信由你：”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个名称、也是我愿意致力于的唯一的政治——就是你周围的人们服务：为具体的共同体服务，为我们身后的人们服务。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因为它是一种责任，对全体人民和为了全体人民通过行动来体现的责任，这是一个可称之为’更高的’的责任的东西,它拥有一个形而上的出发点：产生于意识或无意识之中的一个信念，即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别的某处被永远地记录了下来，永远地给予评价，这是’高于我们’（above us ）的某处，我将称之为”神的记忆”——这是宇宙、自然和生命的神秘秩序中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信徒们将之成为上帝，一切事情都要接受其裁判。说到底，真正的良心和责任感，只有被解释为一种沉默的假设，假设上面（from above）有人在观看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不会遗漏，没有东西被遗忘，因此尘世岁月并不能抹去人间失败招致的尖锐痛苦：我们的灵魂意识到并非只有自己才知道到这些失败。”25
四
继续谈论哈维尔就像谱写一首像巴赫或亨德尔那样古典的曲子，因为他自己就是以这种方式思考和写作：某些主题不断地重复出现，绕来绕去，在经过了一系列察觉不出的变化之后重又返回，”水磨式地前进”。当然每次再出现时，会加进一点新的东西，那是由不同时期的实践的要求带来的。总的来说，哈维尔的思想、精神倾向是一致的。比如人们为他1990年2月在美国国会的讲话感到吃惊，他并没有因为站在那么一个地方，为自己多年的事业得到至少是舆论上的某种支持而感谢西方，相反，他说出了另外一番话：”民主”是一个远为达致的目标。”你们美国也只是站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我们从中所来（指极权主义）的经验和知识也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什么。”26
类似的意思他在写于1985年的那批文章中就已经表达过：站在后极权社会的这个角度，可以将现今人类社会的危机看得更加清楚；这不是谁帮助谁的问题——像西方人通常问的：我们能给你们什么帮助——而是从这种处境中找出那些共同面临的更为普遍的问题，同时对西方人也有意义：”我不认为我们这些在自己的环境中寻求和表明真理的人，只能处于呼吁和接受帮助的不平衡的位置上，而不能向来自援助的方向上送去帮助。””难道事情不是和我们所有的人都相关？难道我们的黯淡前景，我的希望，反过来说不也是他们的黯淡前景和希望？……关键是持不同政见者徒劳的努力和他的命运告诉了人们什么，关于环境、命运、机遇和这个世界的问题，他们的行动证实了什么？他们拥有哪些方面或者也可能成为其他人思想养料的东西？他们怎样解释自己的命运并且使之成为与人们共享的命运？并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他们成为前来访问的人们的一个警告、挑战、危险和教训？”27
从中顺便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哈维尔这样对待西方人的态度也许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他不乞求于他们，也不把他们妖魔化，当然更不会以西方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们的”热点”为”热点”。在解释为什么布拉格人为什么不在来自西方的反对北约潘兴导弹的情愿书上签名时，哈维尔说出了他们那个地区的人对于”和平”的理解：首先听到这个词人们就要打瞌睡，这是因为政府已经把这个词用滥了；再比如说在英格兰人们做这样的事情，最大的危险是坐上十四天牢，并且可以有来访者和包裹；而在捷克试试瞧，那要在捷克的新新监狱(Valdice）服上差不多十四年徒刑；于是他最可能的做法是把这个前来要求签名的外国人带到一个秘密警察那里，当着他的面把这名给签了算是对这桩事情的最好了结和最终摆脱干系；再有就是天生倾向于怀疑的人们头脑中在想：”当我还不知道我的上司明天将提出什么新的倒霉的诡计（来制我），当然也是以更好的世界的名义，我为什么要为拯救世界的某些尝试而头脑发热？就好像我没事似的！为什么我要以欧洲其他自由民族的和平、裁军、民主的白日梦来制造麻烦？这种东西一下子便能把我下半生搞垮——而戈尔巴乔夫仍然在打他的高尔夫球？”28
哈维尔正面的思考包括这样一个结论：””没有内部的和平，即公民之间、公民和他们的国家之间的和平，便没有外部和平的保证。一个政府忽视其本国公民的意愿和权利，便不可能保证和尊重其他人民、民族和政府的意愿和权利。一个政府拒绝其公民监督公共权力的运用，这将变成为对其邻国的一个威胁：内部的独裁统治将反映到专横的外部关系中来。对公共意见的压制，对权力的公共竞争和公共行使的完全取消，导致了政府对其军队的任意支配。一个被操纵的大众可能被滥用于任何军事冒险。在某些领域中事出有因的恐惧造成了对每一件事情的恐惧。”29这里，对于国际事务的分析最终提供的是对自己所处境地进一步深化的认识。这样做容易造成的结果是：西方人对你们的这一套听腻歪了，不再理睬你们说什么，对此哈维尔有自己清醒的认识：”我们每次将人的权利引进关于和平的讨论，指出情况的复杂性和表明不一致的态度，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那些人根本不想听声援之外的话。”30即使这样，也没什么!所付出的代价已经足够地多和足够地昂贵，还在乎这点老外的看法？
由此联想到我们当中某些人一厢情愿的做法。说句地道的话，难道我们自身的苦难还不足以教育我们、担保我们，让我们明白到底要什么和忠直地说出它们？难道要让我们这些爬过十八道坎越过十九道沟的人，跟着一天也没有受过这种罪的外国人亦步亦趋、看他们的脸色行事？难道那些”老外”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真正关心和有这个能力判断中国的问题，就像我们当中真的有一个人去关心和有能力判断尼加拉瓜的问题？他们真的比我们自己更加知道我们的结症所在或者对此知道得更加清楚？这怎么可能和说得过去？
最为重要的是哈维尔不是用来思辨和谈论的对象。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所思考的和写下来的东西，始终与直接的现实相关联和关照，与这种也许要用牙来咬的铁一般的现实相匹配；阅读他的东西，感到那是从他自身和民族的血肉中生长起来的，是从灰暗和阴影的大地中走出来的；不仅是思考和写作，他以他的坚强的意志和行动承担了这个黯淡、晦涩的现实，承担了这个谁都不想要但实际上都无一例外处于其中的”肮脏”的东西。他在私人领域中的放任行为一点也没有影响他在公共领域中全部的忠诚和忠直，他和他的小圈子亲密无间的关系与他在公共领域中凛然正义的态度区分得清清楚楚。
当他从战后艺术家那里学到了与自身及自身的恶保持距离时，他也牢记着来自外部的极权制度对人可能造成的种种伤害和带来的自身黑暗，把它们限制在不失掉自己尊严、不让自己变得走形的范围之内。它们往往是看不见的，比如永远地处于一种意志瘫痪状态、难以描述的自卑和自大、不知从何而来的怨恨、仇恨、逼仄、心理不平衡，以及同样地任性、蛮横、为所欲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忍受这些东西，也是在忍受极权制度对自己的伤害，甚至是接受这种伤害，把它转而再去伤害别人。当然，所面临的某种现实的确可能使人失掉了信心，周围种种自相矛盾的、分裂的做法也会引起人自身头脑和精神的分裂，但这仍然不是一个人最终垮掉的原因。
哈维尔在狱中给妻子写道：”使得一个人看到处于道德衰败并不是如此普遍的道德衰败本身，而毋宁说是一个人失去了自身确定性和生活的意义。就像我自己说过的：世界的迷失仅仅在我自身迷失的范围之内。”31他和昆德拉的争论并不是发生在签名与否的问题上（那只是事后他们分别谈到这件事），而是对1968年苏军入侵的看法。哈维尔反对昆德拉将入侵的行为看做是捷克民族古老的命运使然，如果是这样，那么因而从中得出唯一的结论是听任命运的摆布；哈维尔把这看做是自己幻想破灭的”极力外推”。昆德拉则认为哈维尔的立场和行为是”愚蠢”、”冒险”和”自杀性”性的。
当然，从人们一直的习惯来自”从上面”眼光来看问题，即从权力斗争胜负的格局来看，有不少人会站在昆德拉一边，正如哈维尔指出的，习惯于”从上面”看问题的人往往是没有耐心的。但哈维尔的不同寻常在于：既然不是”上面”（统治阶级）的一员，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头脑置换成”上面”的头脑，只能从”上面”的眼光来得出自己的结论。与处于权力斗争的格局中周旋并利用其中的”不平衡”不一样的是，哈维尔和他周围的人们这次只是站在自己受削弱的立场上，感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不能再像这样忍受着自己道德上精神上的被阉割，不能让事情就这样继续、无穷地滑坡滑下去，现在需要的是从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做点什么。尽管这样做看上去前途遥遥无期，甚至某种荒诞这回不是发生在舞台上，而是直接产生在自己的行为中，但只有那么去做，才能逐步地乃至全部地赢回自己，挺直腰杆，恢复自己做人的尊严。最初他们只是从声援一个摇滚乐手这样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开始，剥夺了这些人歌唱的自由也是对其他人自由和存在的共同威胁。虽然这由少部分人发起，但声援了被压迫者，会加速社会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消除人们之间因恐惧等造成的种种隔阂，促成一种广泛团结的气氛。它是从一个有关单数的人、并且是保护性质的活动开始，这也许比一般的”批判”更能够触动当局，于是引发了后来一系列的事件，《77宪章》的诞生和一个叫做”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VONS）的产生。
对哈维尔来说，投身于这样的活动则是几度”牢狱之灾”，这当然需要经受非同一般的意志的考验，在这个意义上，说他选择了”受难”亦无妨。他不止一次地引用他们当中另一个灵魂人物扬•帕托切克的话：”为某些事情做牺牲是值得的。”但说到底，这个人不是圣人，他更像一个普通人，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或可以去做的事情，并且实际上只要有人这样去做，就会带动了周围的其他的人们。他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坚定的、而且是绝对和平的行动主义者。秦晖先生在私下交谈时说过一句话，对理解哈维尔于我们的意义非常贴切：哈维尔的故事比他的思想更值得关注。是的，哈维尔以他实实在在的举动、业绩成为这个世界”善”的财富而不止是思想的财富，成为被称之为在后现代情境下”理想主义”和”反抗”的榜样。说到底，没有整个行为做支柱的言词会失去它们应有的份量。最重要的底线是行为的底线。
【注释】：
一、第1、3见Vaclav Havel《Letters to Olga》，Henry Holt Company and York,1989年,第145页、第119页。
二、第2、5、16见Vaclav Havel《Distuerbing the Peace 》,Faber and Faber，1990年,第53页、第7页、第9——10页。
三、第6、7、8、9、11、12、14、15、17、21、22、23、24、27、28、29、30、31、32见Vaclav Havel《Open Letter>》，Faber and Faber,1991年,第97页、第59页、第145页、第163页、第305——306页、第263页、第264页，第263页、第211——212页、第148页、第149页、第169页、第269页、第262——263页、第304——305页、第314——315页、第316页、第233页、第322页。其中第22注译文参见罗永生译《无权势者的力量》，《哈维尔选集》，基进出版社，1992年。
四、第4见Vaclav Havel《Living in Truth》，Faber and Faber，1986年，第199页。
五、第10及18、19、25见Vaclav Havel《Summer Meditations》，Vintage Books,1993年，第61页、第62页、第6页。
六、《哈维尔选集》，基进出版社，第20页。
七、第26见Vaclav Havel《Toward a Civil Society》，lidove Noviny Publishing House,1994年，第41页。
八、第20见《思想的境界》网站，2000年10月10日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