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描述退学到2008年那段生活，蹦出两个短语：“孤独，深深的孤独。””
“他总在悄悄地、故作轻松地、但拼命地写。他害怕“如果不坚持写，有一天世界就把他忘了”。”
2000年，十几岁的少年韩寒要处理的是与整个成人世界的紧张关系，这个巨大难题逼迫他做出回应，有时候用无所谓的态度，有时候用无礼的语言，有时候干脆拒绝对话。
这是个死结，世界和他彼此都不会退让一步。
一本《三重门》依然没有彻底地证明自己，“差生”韩寒退学了。当他走出学校大门的时候，头上插满了各种标签：“问题少年”、“差生”和“异端”。他和教育制度格格不入，互相轻蔑。
如今身陷舆论中心的韩寒曾经“非常孤独”，曾经“害怕被世界忘记”。他的应对办法是努力地赛车，同时拼命地写。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在后来央视的《对话》栏目里，韩寒和在场的成人们各说各话，差一点直接吵起来。
退学事件连带地羞辱了家庭，父母在同事和朋友的不断询问下十分难堪。这一点对所有背景普通的家庭都可想象。有很长一段时间韩寒和父母关系紧张，他干脆住在乡下爷爷奶奶家里。
在《萌芽》主编赵长天眼里，一直存在着两个韩寒，一个态度激烈粗野无礼口无遮拦，另一个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勤奋好学。只有站到像赵长天这样的温和宽容的老者面前，前一个韩寒才放下防卫，让后一个韩寒站到前面来。
“也许，一直到他在年龄上已成为成年人之前，人们都会对他抱有疑虑甚至戒备之心。”作家曹文轩给《三重门》写的这篇序里的很多话如今看来一语成谶。受挫和反击，质疑和证明，韩寒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要面对这样的考验。
如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光芒万丈”的韩寒，众人拥戴，当他在微博上发出一个“喂”字，马上有七十万人关注他，等待下一次发言。
但是人们没有留意，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少年一直生活在对抗的漩涡里，独立行走在边缘。
当人们因为那个退学的少年而对现在的韩寒大加赞赏或抨击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一个事实，前一个韩寒和后一个韩寒之间存在着十年的跨度。
地下室里的孤独
2000年，从韩寒离开学校那一刻，生活对他的训练就正式开始了。十几年后，韩寒描述那段生活，嘴里一字一顿地蹦出了两个短语：“孤独，深深的孤独。”但在十年前韩寒不会承认这一点。
每天他骑着一辆摩托车在小镇上开过每一条马路，从音像店里租了碟，回家看完第二天又还回去。夜里他四处寻找灯光球场，跟一群成年人们蹭球踢。他依然每天期待周末来临，因为他所有的朋友们都还在学校里面。
2001年临近高考的前几天，韩寒开着一辆小车去松江二中，拉上陆乐、沈宏伟等一帮老同学出去大吃了一顿，回来后他们开着车在校园里面乱转，沈宏伟还记得那天韩寒把车里的音乐放很大声，主题是关于“青春”。
很长一段时间里，韩寒依然徘徊在学校周围，像刚醒的人在回味一个未完结的梦。也是在这期间韩寒完成了第二部小说《像少年啦飞驰》，书里面第一次描述到他不熟悉的生活范围，大学。
就在2000年少年韩寒离校前一天晚上，松江二中文学社指导老师邱剑云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为这个冒犯了所有人的勇敢少年送行。
在后来一篇文章里，人们可以看到这位老者提出的劝告：《三重门》是对前人的模仿，那里面的智慧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的智慧，你还远未成熟。
他动情地叮嘱：“你走出校门，去行‘万里路’，去读‘人间书’，你就得好自为之，不要总像个宠坏了的孩子。”
现实世界慢慢拉开帷幕，舞台暗淡，道具粗糙。
两年后，韩寒拿出出书的所有积蓄，买了一辆富康，一路开到北京。当他短暂地住在复兴门外的一个招待所的地下室，身上的钱只够交每天几十块钱住宿费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起邱剑云说过的这段话。
但长期以来压力、困难，都不是那个倔强的韩寒乐于吐露的一面。住地下室的事情是很多年以后一个朋友才偶然发现，他们曾经住在同一个地方，作为南方人同样不敢去北方那种毫无遮拦的澡堂。
捣蛋分子在偷偷用功
2001年，韩寒来到北京，在望京租房子住下。
他依然没有朋友，而文坛也从未接纳过这个异类——直到今天也没有。比在家里孤独地闲逛的那两年更惨的是，他打开电脑已经写不出一个字了，过去少年生活的积淀已经写尽，新的生活还未铺开。很多时候，他望着茫茫的窗外不知未来去往何处。
书的销量也一直在下降，《三重门》卖了100万，《像少年啦飞驰》只卖了30万本，2002年出了一本作品精选集《毒》只剩下10万本。
曾经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高中生，韩寒吹牛皮要写进华文圈前三，后来一本《三重门》为他引来无数关注。最后在无尽的口水中，差生韩寒又一次回到默默无闻。这次他已经决定放弃写作，他吹牛皮要拿个赛车冠军。
北京的四年无所事事。
每天韩寒睡到下午2点多醒过来，看看报纸，和黄旭明等车友约到另一个朋友苏阳的改装店里见面，一整个下午只聊车。有时候他们开车到郊区，找一个小树林练车。
练车十分耗钱，最小的改装动辄几万，一些常规损耗也很厉害，零件需要维修，基本上练一次车要换一条轮胎，费用就接近2000块钱。有一阵子实际上韩寒穷到连轮胎都买不起。
一群人练完车就从机场高速开到三环，一起吃饭，从6点一直吃到8点钟，接着聊车，有时候就一起去中央电视塔下的卡丁车馆开卡丁车。
在折腾了几年之后，终于有赛车比赛可以参加。黄旭明还能回忆起那时候的兴奋，在外地的宾馆里第二天要比赛了经常半夜也不睡，几个人在宾馆的各个房间不断串门聊天，赛前几小时才躺下睡会儿。
无名车手韩寒又一次展现出了超强的学习力，“同样一本汽车杂志，他看了就能明白技术要领，人也谦虚好学，四处跟人讨教，只要他觉得别人开得比他好，他就会找机会坐到那人的车上，看他怎么开。”
韩寒的精力过人，后来他向车友们拿出新书《就这么漂来漂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吓了一跳。黄旭明翻开那本书，每个片段都是他们亲身经历，韩寒写的时候却毫无风声，刨开每天呆在一起的时间，黄旭明推算：韩寒只能是在每天半夜的时候悄悄码字。
蔡崇达是韩寒十几年的好朋友，有时候韩寒妻子金丽华说有本书已经快把韩寒逼疯了，转头去问韩寒，他总是故作轻松，轻描淡写地说“正在写”。“很长时间里他就是个玩性大发的孩子，一个捣蛋分子，偷偷用功，然后吓你一跳。”这像场恶作剧，少年韩寒也因此心满意足，乐在其中。
黄旭明现在已经不再练车了，他在鼓楼旁边开了一间小酒吧，名字叫“疆进酒”，很多文艺青年常去聚集。
曾经在黄旭明和韩寒面前出现过很多弯道，黄旭明在犹豫和胆怯中踩下了刹车，却看到旁边那个80后少年毫无畏惧迎面而上。1974年出生的黄旭明，现在每天在自家酒吧里头安心坐着，他承认自己年纪已经大了。
世界快把他忘了
在北京漂泊的四年几乎已经是韩寒成长历程中的最低谷，有一阵子他几乎已经从公众视野里消失。
有一次蔡崇达去见到韩寒，电话里韩寒要他带去一个汉堡，见面后韩寒一直在一边吃汉堡一边写博客。“我问他能不能先吃再写，他还是轻轻松松地说俏皮 话：‘读者嗷嗷待哺，都在等待我的乳汁’。”“他如果不坚持写，有一天世界就彻底把他忘了，但是实际上那天他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在那本诞生于无所事事的北漂生涯的《就这么漂来漂去》的序里，韩寒罕见地聊到了这段生活的一角：
“前两年是微微微微有点困难的，但是我觉得一切的困难的真相都必须要在事后才能看清楚。我现在还没有到事后，我还在事中。我希望在自己的书里，这些困难都不困难。我宁可幽默的困难着，也不愿如同现在的年轻人般假装忧郁的顺利着。”
2005年，韩寒开着车回到了上海，加入了333车队。当年那些同学已经大学毕业，走在不同的人生轨迹上，各有悲欢。后来车手韩寒开始发力，往老家的宅子里搬了一座又一座奖杯作装饰。人们又一次为这个神奇少年欢呼。
曾经在少年韩寒即将退学的时候，赵长天和他谈了一次：“人是需要妥协的。你现在不妥协，将来也要妥协。”多年后，当韩寒开着赛车奔行在全国各地，为了帮车队拉赞助，不得不去和官员、老板们同桌应酬。
他甚至需要专门出场给老板们的女儿签名，那个时候，那个激烈的韩寒终于稍稍让位，露出那个“顾大局识大体”的礼貌韩寒。
2008年，韩寒在赛车圈内最好的朋友徐浪在俄罗斯因意外死亡，葬礼在杭州举行，全国上千名车手去道别。葬礼上，黄旭明意外地看到，那个永远嬉嬉哈哈、举重若轻的韩寒，那个在北京漂来漂去，勇敢地驶向每一个弯道的韩寒当场嚎啕大哭。从那之后，韩寒说要开始关心身边的人。
也是从那一年起，韩寒不再在博客上跟谁论战，他开始写文章讨论地震重建、三聚氰胺、公路换牌，把锋利的态度对准那些让人们活得不那么幸福的社会现实，开始为那些十年前批评他的人说话。
在曹文轩给《三重门》写的序里，还有另外一段话：“一个少年，就是一个少年，他在人生经验方面，是无法设计的。你年龄没有到那个份上，有些经验你就无法获得。经验是造物主按预先的计划一点一点给予的。”
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少年终于走向青年。那个恃才傲物、无礼冒犯的韩寒，和那个一路漂泊、勇敢向前的韩寒终于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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