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记者节，《时代信报》推出系列报道，追踪寻访了南方周末走向鼎盛时期的骨干记者和他们在南周的光辉岁月，记录他们的个人变迁，以及他们对时代与新闻的思考……试图以他们这个群落的历史，来述说转型期中国的故事和中国新闻的演进。
这篇报道推出至今已有19年，这期间中国的新闻生态已也发生了翻天地覆的改变，但媒体人心中那对于新闻黄金时代的追忆却并没有停止。
带你重读此文，一起重温那些年的新闻记忆。
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
我们试图为整整一代的“南周”的记者们画一个群像。这批“南周”的元老们曾参与缔造了这份报纸上世纪90年代后至本世纪初的辉煌。
在一纸风行20年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与“自由而又负责”的新闻界理念最为接近的记者群。一位在2003年离去的“南周”人说：“我们本是雅典的公民”。
如果探究处于上升期的“南周”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处，我们能够发现，在每一个“南周”人的心底，事实上都有着一座圣殿，以公理道义为立柱，并用悲天悯人的情怀俯瞰和关照着人世间发生的一切。那是他们的纪念碑，无论离去的，还是健在的。
侠客、扒粪者、揭黑记者、代言人、青天……我们不能用任何一种简单的词汇来概括他们的精神气质。
《南方周末》前著名记者——现任《南风窗》总编陈菊红，写了一篇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离开》。在文中她这样写道：“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正是在这些金子般的日子里，一群追求理想的人，带着一张报纸，走入了中国新闻发展的黄金时代……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
“南周”记忆
1995年，这个年头是南周的第一个分水岭。此前的《南方周末》是一个以刊登文摘稿件以及娱乐八卦新闻为主的报纸。
但是《南方周末》又不同于一般的文摘报，渐渐有了一些大特写和纪实文学一类生猛的稿件。当时，它在严格意义上只有一个真正的记者，名叫朱德付。
朱德付，曾任京华时报总编。自1988年中山大学硕士毕业踏入《南方日报》后，就一直在中国报界赶路；到《南方周末》，是他进入报界最初的一段履历。其后在《南方周末》“官至”编委、新闻部主任的朱德付日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当初进入“南周”纯属偶然。当时的“南周”还是一份娱乐化的文摘周报，报社当时安排几个年轻人进去，无非是想让其做得更娱乐化一些。谁知这些年轻人不安份，他们觉得在那么如火如荼的改革年代里尽编些家长里短的“八卦新闻”，很没劲。
“南周”的内容及作业方式就此转型，从过去一张靠裁裁剪剪拼凑而成的娱乐小报，迈向一份自采自编为主的综合性新闻周报。跨过１９９５年的门槛，从此便开始了这金子般的日子，一群自称为“雅典公民”的新闻理想者，开始在“南周”旗下聚集。
前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报纸发行人的谭军波以其职业经理人的思维，将2001年前的南方周末分为清晰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左方时代，北大毕业的左方是有着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意识的领导。他奠定了《南方周末》的精神基调。
第二阶段，游雁凌时代，即转型期。从一份文化生活报转型为综合性大型新闻周报。发行突破100万，广告收入几千万。在全国形成了真正的影响力。
第三阶段，江艺平时代，即鼎盛期。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产品最成熟，广告过亿。《南方周末》成为南方报业乃至全国报业的“黄埔军校”。
谭军波说，那些年，值得珍记的事件很多，如连载《文革十年史》一文差点令报纸停刊，发行过百万，90年代初扩版成功等等。
孙保罗，前南周主力记者之一，在接受本报的采访时说：“这样的日子，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应该是1995年到2001年吧。在这段不长不短的时间里，那张总令人有点那么牵挂，或爱或恨的报纸，带着一群人改变了命运，也开始走向她的宿命。”
当记者打电话要求采访的时候，南周当年著名的法制记者郭国松正在北京给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演讲，“面对那些满脸青春如我等当年的年轻人，我忍不住给他们读了一段《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祝辞：《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郭国松说：“今天在这里读到这样的语言，我仍然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谭庭浩，1991年夏天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当时的南方日报社，历任《南方周末》“人与法”版记者和编辑、“阅读”版编辑，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谭庭浩告诉信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的‘南周’，更像一个家庭作坊，很有家的温馨。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南周’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毕竟对一个刚大学毕业的人而言，第一份工作就能够遇到一个没有人事纷争、能够畅快淋漓做事情的媒体，确实是种幸运。加之当时的《南方周末》，在中国还是一枝独秀，一篇稿子发出去，洛阳纸贵的时候很有个人成就感。”谭庭浩说。
中国新闻的黄金时代，就在这种氛围下——拉开帷幕。
人才聚集
“南周”转型期，也是“南周”人才大引进的开始。
1996年9月，“南周”扩版，报纸稿源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周末》就通过招聘，欲将全国各地的优秀记者收归旗下。
杨海鹏，1999年被招聘入“南周”记者队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因‘南周’当时积累了一些资本，并要找全国最好的记者，所以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新闻人的大聚集。”
曾任一版编辑的方三文在“南周”成名之后，被他故乡福建武平的一个热爱《南方周末》的大学生称之为“巨大的传奇”。而方三平说，自己最初加入“南周”时，也有一个这样的“巨大的传奇”在诱惑着他，“当时我觉得，《南方周末》就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媒体，也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到现在为止，我都为当时能进《南方周末》感到幸运和自豪。”
孙保罗加入的时间与方三文差不多。临上去广州的飞机，他被父母逼着吹了个头并且穿上了件西装，这身打扮更象“一个县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大家见了，露出忍俊不禁的表情。但是就是这个“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因为“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孙保罗第一次到广州报到，沈灏用摩托车接上他，在五羊新城的小街里飞快穿过，到一家酒店聚餐。便很羡慕沈灏的摩托车，后来知道那是公家的。
孙保罗回忆说：“我还记得2000年新年的一天，开完周会，在报社的走廊上的公告栏里，我看到了一封信，信旁边贴着一个手工做成的扇面。信的大意是：我从你们的文章里知道，你们是一群为民请命，不畏强权，铁肩担道义的好记者。我知道你们经常面对各种引诱、压力、威胁，甚至是凶狠的报复，但是作为一个80高龄的老人，我尽管很想，却无法拿着武器跟在你们后面去保护你们，保护你们就是保护这个社会的良心……我无法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情，只能够在这个自己做的扇面上写下你们的名字来祝愿你们健康幸福。”
“在一排熟悉的名字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站在那里，热泪横流，因为感谢上苍，我这一生终于有了可以值得自豪的最珍贵的奖励。”
比方三文幸运的是，孙保罗坐到了陈菊红的对面。“刚到广州的时候，新闻部办公室共五个人，陈菊红是唯一的女性，而我就坐在她前面。我在外面采访，有事找领导或者编辑，总是她先接电话。而这个人最后成为了我的妻子，现在成为我儿子的母亲。”
余刘文1997年10月份离开《成都商报》，谈及离开的原因，余刘文说，一是“个人感情问题”，其二是自己老想做大稿。他曾经花了42天采访，做了一篇《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引起的官司的深度报道。不过日报的生产流程显然不能经常让它的记者花上40多天去做深度报道。
到周末以前，余刘文实际上只看过两次《南方周末》。决定去是因为看到一个由沈灏、孙保罗、方迎忠等做的一个三峡截流的专题，标题是《美丽的三峡我的家》。“当时全国99%的媒体的三峡报道基本都是一个调子，只有南方周末说‘NO，我还有些其他的感觉和想法’。这种感觉俘获了我。”余刘文说。著名杂文家鄢烈山看过他写的吴宓的报道，给当时的主编江艺平说：“不错不错。”第一次出差回来，江艺平就拿来合同说：“签字吧，小余。”
比方三文、陈菊红等稍晚，李玉霄是1999年正式进入《南方周末》的。当1997年《南方周末》黄金时期开始的时候，李玉霄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而李玉霄对《南方周末》“感兴趣”，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特别是小平逝世那期，我的印象最深。”李玉霄说。
1998年毕业，李玉霄来到南方周末实习，1999年正式成为《南方周末》记者队伍的一员。
1988年，杨海鹏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年的老师，之后还做了4年的法官，在法院研究室工作。
由于研究室还有接待记者的任务，所以杨海鹏经常与媒体接触。
“我觉得他们写得还没有我写得好，待遇还比我高，所以我就进了报社。”杨海鹏说。1993年开始，杨海鹏到《上海青年报》做了四、五年记者，之后便参与创办《申江服务导报》。一年之后，加盟南周。“南周为青年的我带来很多欢乐，可以实现年轻人那种游侠梦，也包括我对中国形势的判断，这对以后我的生活有很大帮助。”
一个象征
提起“南周”这一时代，不得不提起的一个人就是江艺平。提起江艺平，老“南周”人总是不吝赞誉之辞。陈菊红在《离开》一文中写道：“江艺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温和，亲切而纯净的，具有桃李不言的诱惑力。”
“江艺平非常有才华，她和丈夫用文言文探讨国学问题，其文采和思想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但是她很低调，无为而治，每一个编辑记者都可以和他当面讨论稿件得失，甚至忙的时候她可以去当编辑的校对。”余刘文回忆说。
人们惯常称江艺平时期的《南方周末》为“江艺平时代”，李玉霄立即否定说：“不应该这样说，我们一般叫她江艺平老师，提起江老师，想到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她那种人格魅力，那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感染力。”
说起江艺平的亲和力，李玉霄举了几个例子，在电梯里，出电梯时，江艺平肯定主动让别人出去；在楼道里与江艺平面对面走过来，距离四、五米的时候，就会发现，她肯定有一个细微的“让”的动作。
至今一个细节让李玉霄清晰记得，在1998年实习的时候，李玉霄与从菜市场回来的江艺平相遇，江艺平拎着菜告诉李玉霄，《南方周末》决定吸收他进记者队伍。
另一个重要的人钱刚，时任南周副主编，现任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亦是“南周”一代人的精神支柱。
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每个人都在自由烂漫的开放。南周人是理想主义者，也都是一些散漫的、晚上不睡觉的家伙。陈菊红在〈〈离开〉〉中写到：摄影记者方迎忠，办公桌以乱著称，基本上是一座小山。你跟他要图片，他就说，我有，但要找。你急，说看你这里这么乱，什么时候找到。他就说，乱不怕，你们千万别动，谁一动，我东西就找不着了。所以当你看到那小山不见了，那猫在小山后面的平头也不见了，叫人半天也愣不过神来。
陈菊红为了编辑内部刊物〈〈马后炮〉〉一直工作到深夜，为的是第二天的周会上大家可以人手一本。
“我的同事方三文和连清川像两个游魂一样突然在12楼晃出来，帮我把它们订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五羊新城的“一品轩”吃了粥。回来的时候，天都有了亮光。”陈菊红写到。
因为一年到头都在出差，“我一年只有一个多月在广州”，方迎忠说。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氛围很好，但是也经常争论。尤其是半年业务讨论会上，经常拍桌子，不过一下来马上就好了。
“后来有人说南方周末派系林立，我不承认，《南方周末》只有阳谋，没有阴谋。”余刘文接受采访时为自己曾经的团队正名。
自由的灵魂
从1995开始，《南方周末》聚集了一群中国最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你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纸上，你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郭国松为了调查列车上的不法行为居然被列车员毒打一顿；李玉霄多次深入突发事件现场，已经成了一个“灾难记者”；杨海鹏，受到温岭黑帮的数次威胁；寿蓓蓓，跑到山西采访艾滋病，被人跟踪，笔记本都被迫扔掉了，凭着记忆把稿子完成；赵世龙，寻找驼峰航线旧飞机差点命丧云南；尹鸿伟在“ 金三角”屡次遇险。
这样的孤胆英雄的故事在“南周”已经有了太多太多。不做歌功颂德的伪劣报道，高度警惕权力和市场——这些理念正是《南方周末》的灵魂。
南周人骨子里的理想主义，是否会造成这些南周人不肯妥协现实的冰冷逻辑？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和这张报纸可能更应当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而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郭国松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写到：每个人都是有理想的，理想可以被视为一种高度、境界，没有理想的人就不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直到现在还很关心这个媒体和当初的那些记者。
职业新闻人
郭国松说他反感一种类型的记者，并且不愿意别人把自己和他们归为一类。
郭国松说：“我不是揭黑记者。我只是一个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或者说是在法律报道领域有所专长、有所思考的记者。”
另一位记者孙保罗则用“职业新闻人”来定义和当年自己并肩战斗的兄弟姐妹们：在我看来，职业新闻人至少具备这些特质：自由的灵魂、独立的智慧、职业的信仰、专业的手段、生存的技能、平和的心态。这些特点可以使他们在媒体进入产业化时代，既保持对资本运作的不排斥的专业态度，还可以坚持新闻人对社会和人类的责任。尽管总是在剧烈的冲突中。所以可以称得上职业化的新闻人，对其综合素质与能力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是将自己定位为时代的单纯的记录者，还是把自己定位为时代的代言人或者是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赵世龙，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有些记者喜欢把自己带进新闻，他们是好记者，但是我要说他们不够职业。我去采访商洛艾滋病人的时候曾经给过钱给那些家庭，但是我后来不这样干了。因为我只是一个记者，我不可能仅仅通过给钱的方式来解救所有的家庭，我的职责是，把这件事情忠实记录下来，让公众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没有钱，这本是国家应尽的职责而不是记者的职责。
当有人问赵世龙，为什么你在当年报道〈〈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时，在一家洗浴城的楼顶蹲点三天三夜，将考生们作弊的事实拍摄下来，而不去及时制止和揭发这件事情？是不是为了出名？
赵世龙举了这样的例子：一些美国国家地理的记者去拍摄非洲的狮群围攻羚羊的场面，这些人其实都是带着枪的，但是他们就是那样很冷静的拍摄着狮子活活的把羚羊咬死的场面，为什么？他们后来说，我们不能破坏这样的场面，因为我们拍摄的是自然的场景，如果开枪，那么我就破坏了这样的生态链，我在湖南拍摄考场作弊案一样的道理。如果我破坏了这个多年来形成的科场生态链，那么就坏了大事了。要揭黑就要揭的彻底，既然当时湖南嘉禾已经是黑透了，从教育局到考生都是一致的，我没地方检举也不可能检举。我去郴州教育局检举的话，就象到爹那里去告儿子也行不通的。
平民精神
“《南方周末》的记者大多是小城镇出身，都是苦孩子，对普通人有深深的同情。”这是杨海鹏对‘南周’大部分记者的描述。
曾为南方周末首席财经记者的外滩画报主编陈涛也曾说，《南方周末》曾经的一批记者往往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出生于农村或者小城镇，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过不幸的童年。
也许，正是这样的出身是成为《南方周末》“为弱势者代言”立场形成的内在原因但显然，这还不能完全概括他们的共性。
余刘文说：我是江西农村人，我的出身使我对底层人有天然的亲近感，但是不幸的童年我不认可，我的童年是金色的。我们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主要还是长大以后受到的教育和熏陶。80年代是一个思想非常解放的时代，这些东西对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影响很大，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对社会的批判立场和新闻创造力，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萌芽。从新闻的渊源来说，受中青报《冰点》的影响很深。我们的成就感来自于采访对象的认可与尊重，也很看重内部的评论，因为大家都是高手。
不过赵世龙认为，自己并不具有“小城镇人”的特点。他说：我出生在小城镇，但是在长沙长大，我们家还是华侨，我伯父在海外，我们家在1947年就曾经花了3000银圆在长沙买了花园洋房。我小的时候上的是长沙最好的小学。父亲被打成中国最早的右派后，我们家也没过过苦日子，伯父常常寄回来侨汇券和港币，拿着这个我们可以在友谊商店买到一般人买不到的东西。
“南周气质”的养成，应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些本身气质比较弱的人进入这张报纸，也可能会在气氛的熏陶下加强这样的气质。这种场的效应实在是太强了。
余刘文回忆起“江艺平时代”的南周：南方周末 的很多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从左方——江艺平——钱钢，都秉承“可以不说话，但是绝对不能说假话”的报训，以及“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平民立场，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定要想到那些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民，而是我们的父母兄弟。
南方周末的这种价值观非常强大，每一个人都高度认同，内部也经常有争论，但是不是观念之争，不是意气之争，只有方法论的争论。采访中见过的黑暗太多。不过见过的黑暗再多，也不能改变个人的价值观。
南方周末的记者都有一种大爱在支撑自己——我们为什么愤怒，我们为什么担忧，是因为我们对人，对百姓有一种爱。正是这种爱，让我们对很多事情保持批判态度。
入世情怀
对于《南方周末》的这段辉煌，朱德付说：他和他的同伴们根本没有预想过。
他说，他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尽自己的努力做一个真正记者，把自己置于普通百姓的视角，通过记录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来记录时代的变迁，更多地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法治。没想到会得到那么多读者的喜爱，以至于后来有人称《南方周末》为“良心的象征”。
谭庭浩说：“《南方周末》是一张有使命感的报纸。90年代，我们并没有类似于现在‘深入成就深度’之类很明确的口号型理念，当时社会对南周的定位就是正义的代言人、一份敢说话的报纸。其实一份报纸，不是要张扬地戴着标榜正义的帽子四处行走，而是记者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有一个自身关于道德的判断。无论南方周末如何转变，已经成为一种团体文化的理念，是很难改变的。”
90年代的《南方周末》，象征的是一个侠客形象，但伴随着社会发展，读者要求的提高、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现代理念的多元《南方周末》需要顾及的报道题材，不能再如同以前那样仅仅基于自身对道德的判断。
谭庭浩认为，任何媒体都得在框框里做事情，但空间终是在扩大的，即使偶尔的约束或者倒退，也只是暂时的。
“那时候，每到交样（样报）的时候，我也会很紧张，怕毙稿呀，被毙了就得重新找稿组版，但通过的比枪毙的多这是自然。”他同时意味深长地説，有些时候，为了报纸或者稿子的生存，必须舍弃或者退让一些东西，这是所处环境所驱，也是对“敢说话”与“会说话”的考验。
“会说话”非常传神的概括了《南方周末》记者们的“业务功底”。
郭国松说：南方周末的记者们经常要面对的，准确地说并不是所谓“社会黑暗势力”，而是一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或者因素。所以认为《南方周末》和我们那一批记者都梁山好汉，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如果南方周末和记者们仅仅是‘社会问题狗仔队’，这个媒体以及那些振聋发聩的报道，又是如何能够引起交响乐般的共鸣呢？这些共鸣者既有草根阶层，也有知识分子、治国阶层——其中大部分属于‘先富起来’的群体。”
余刘文准确的概括了南周所赢得的读者群：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受过高教育的群体是我们的中坚读者，他们认同我们对价值观的描述。
郭国松说：如果认为我们过去的报道手法“妨碍了我们在建设性方面的努力”，那么，什么样的报道是“建设性”的，什么样的报道是“破坏性”的？是不是所有暴露问题的报道都是“破坏性”的？所有表扬的报道都是“建设性”的？
撇开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可以作出一个这样的判断——在任何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上述观点都具有“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意义。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媒体总是盯着政府和官员，以及他们身上所发生的问题。
他进一步阐释道：我想借用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问题，中国的法治社会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这是因为权利和责任分别是基督教和孔教的遗产，结果产生了个人奋斗和集体合作的强烈对照，这一矛盾是3000年历史的遗产，不会轻易被消除。这当然又是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一直以来的做法，就是通过那些典型的个案，解读制度层面的问题，并且提出解决这种问题的对策，使得我们能在制度设计上，尽最大的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理想主义者的后南周时代
有聚就有散。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因为种种原因，原《南方周末》的一批主力记者逐渐选择了离开。到2002年，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在这份报纸上已经看不到几个了。
《南方周末》依然是《南方周末》，一批新人在为它注入新的血液与活力。但是一个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们已经谢幕。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当聚光灯亮起，他们的身影闪烁其中。
他们此前的记者生涯虽然也常常直面残酷现实，但是这份报纸却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做梦的舞台，在文人和侠客的想象中超越现实快意人生。
离开了《南方周末》，在比新闻更加坚硬的现实中，他们能做些什么？
从记者到总编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依然在做媒体。凭借在“南周”积累的才干与名气，他们获得的操作空间显然更大了。其中一些人显然已经功成名就，成为报业中举足轻重的诸侯。
朱德付1988年离开《南方周末》后，参与创办了《南方都市报》并任副主编。后来与昔日的工作伙伴、好朋友谭军波一起进京，参加创办了人民日报属下的《京华时报》，如今的《京华时报》俨然成了北京报业市场的主流力量。朱德付毫不掩饰“南周岁月”对自己现在的影响，他说，由于在广东学习和工作了多年，岭南文化那种求真务实、不尚空谈、勤勉刻苦，以及纯粹的商业精神让他受益良多；还有南方报业集团鼓励创新、崇尚正气、激赏才华的集体氛围也是在北京办报时的精神财富。
沈灏，这个看起来比较腼腆的北大才子，则已经成为著名的《南方日报》集团“21世纪报系”的发行人，笑傲江湖。
谭庭浩于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徐列，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将这份刊物在不长时间内操持得有声有色。
才女陈菊红,去哈佛留学,去年回到广州,接手国内著名政经杂志《南方窗》，任总编。
坚守新闻一线
2002年7月22日，李玉霄从《南方周末》辞职，在21世纪经济报道工作半年，2002年底，与余刘文、杨海鹏等合作创办《外滩画报》，半年后，李玉霄再次离开，到《东方早报》，又辗转到《瞭望东方周刊》，2003年4月，在原南周上级徐列的邀请下，参与《南方人物周刊》的创办，现任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上海办报的一些折腾，一度让人觉得李玉宵雄心不再。不过在南方人物周刊，李玉宵的文字再次焕发出光彩。
在那里，还有他的一个“师妹”刘天时，她擅长用西方小说的叙事方式写她的人物。
著名法制记者郭国松离开“南周”之后，曾经北上参与创办《法制早报》，然而，没过多久，便劳燕分飞。参与过该报创刊的一个记者介绍说：“从他做出来的那个试刊可以看出，报纸的定位确实很有品位，他也很内行，一幅雄心勃勃的样子，同样，大家的情绪也被他点燃起来了，没有想到，事前一点征兆也没有，他就突然打电话通知我们，说他的方案被否定了，他也不愿意妥协，于是决定离开。”
而在折腾了一番之后，郭国松又回到了南方报业集团，不过不是《南方周末》，而是《21世纪经济报道》，做高级记者。他说，我现在主要负责本报的评论专栏，一周一篇稿子，主题大多是公法领域的问题。感兴趣的时候，我也会做一点涉及法律制度变革的报道，基本不做常规性的报道。除此外，就是偶尔到一些大学做个讲座，谈谈法律或者新闻。这也符合他长期以来的追求：做一个学者型记者。
赵世龙，离开《南方周末后》到《广州日报》，继续“揭黑”，因为广州戒毒所的事情受到生命威胁，甚至不得不在网络上留下“绝笔”。不管怎样，此事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名气，也因此成为中央电视台评选的年度风云记者。2004年10月，湖北知音集团请他到武汉，组阁《新周报》。赵世龙个人认为“这是我们这一班老‘南周’人重建那样一份媒体的尝试”。《新周报》创刊初期猛料迭出。但是，仅仅持续了两个多月后赵便黯然去职。
目前赋闲在广州的赵世龙接受信报采访时介绍他的现状：“我前段时间在昆明，帮助做一份报纸，对方聘我做为主编，月薪2万五，但是我干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呆不下去了。主要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很好的发挥的空间，假如仅仅为了钱，我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前两天刚刚从北京回来。也是有一家媒体刚刚诞生，请我过去。这件事情正在谈。”
著名摄影记者方迎忠,离开周末后先后在广州日报和成都商报主持摄影部,在伊战和泰国海啸等重大事件中,深入险境发回现场图片,再显南周时代的风采.目前还在成都的他透露说,他可能还会回到广州.大概他想念沿江路上的酒吧了。
坚持一种信念也是一种痛，对于杨海鹏来说，有真切体会。从《南方周末》辞职后，进入另一家媒体工作，在一次采访中被当地公安机关扣押，当他向总部求助时，老总的第一句话竟是不信任的一问：“你们是不是有把柄落在人家手里？”杨海鹏旋即辞职。
再次辞职后，杨海鹏与李玉霄等人参与创办《外滩画报》，任副主编；2004年又参与创办《新周报》，后随着《新周报》的解体而离职。
回顾多年的记者生涯，杨海鹏感慨：“现在的记者，不要再像黄继光一样拿着炸药包冲刺，而应该像狙击手一样，既打击敌人，又保护自己。”
目前，杨还未确定自己下一步的走向，但是，对于继续做记者，他似乎已经失去了热情。
转型媒体经理人的道路
孙保罗离开南周后，便迅速向媒体经理人方向转型。他出任发行人的《华夏WATCH》前后出版了十期，看过的人都对其酷似南周的新闻品格和装帧风格印象深刻。但后来因为投资商“诚成文化”涉嫌经济诈骗，失去资金支持而夭折。此后孙保罗还在〈家庭〉杂志集团做过出品人，现在也已经离职。目前在寻找新的项目，同时在中山大学教授深度报道。
因为《华夏》的定位是“职业新闻人的视野”，因此网上评论将华夏停刊事件称为“职业新闻人的溃败”。孙保罗自己认为，《华夏WATCH》的失败，可以理解为“职业新闻人努力的一个项目的失败”可能更加贴切。一次尝试，一单合作，一个项目，一次冒险的失败，不能代表职业新闻人溃败了，因为溃败更多是指理想幻灭，对现实投降，放弃自己的追求和努力，感觉是精神层面的倒塌。
“而我自己虽然对自己艰苦努力的结果付之东流而痛心不已，但我的精神并没有溃败。反而这些坎坷中的熬炼，使我和合作伙伴们走向成熟。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更多的资源，特别是经济的资源，而依附别人的资本来发展，受到“母体”的连带影响在所难免。”
不过，这件事情让孙保罗明白了，“绝对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
信心十足的表示，要办好的媒体，优质的资本是重要的基础。而媒体产业化的必然到来，随之而来的就是“职业新闻人”的春天。
2002年8月，《南方周末》头版编辑方三文正式离开。他先是在〈21世纪经济报道〉挂单，然后北上参与创办东方早报，后来又回到《南方都市报》任编委。期间的波折，是理念的冲突还是客观因素的不可抗？方三文说：“主要是合作中的一些元素发生了变化，使我对自己命运的把握感下降了。”
在《南方都市报》的方三文，主抓深度调查，“孙志刚案”等巨作问世与他有直接关联。
几个月前，方已经正式加盟网易，担任网站副总编辑。至于为什么离开纸媒去网络，方表示自己对网络的传播效果和市场前景，都非常看好。“在网易几个月的工作经历，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加强了我的信心。”
被其好友余刘文形容为对传统媒体“过度焦虑”的方三文，表示自己不会再回到纸媒体了：“在网络媒体干过的人，都不会再回去了。”
余刘文现在在南方都市报任行政总监助理。主要工作方向是报社增值的服务和产业。比如网站、图书出版和报社品牌推广活动。
余刘文告诉信报记者，他在离开《南方周末》之后也曾有一番独立创业的打算。他曾经到过重庆，与朋友合作开了一家商业咨询公司，可是完全没法适应，无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商人，老是在一些事情上较真。觉得自己还是只能做媒体。
后来余刘文与几个原《南方周末》的同事一起去上海参与创办外滩画报。但这一批以做硬新闻见长的人，在上海滩的风情中总觉得格格不入，气质上难以融合。后来程益中力邀余回《南方都市报》，于是回到广州。
但是这个已经在开始转向媒体经理人的记者仍然没有忘情于自己的记者角色。他对中青报的卢跃刚、李大同这样终生不搁笔的新闻人抱以敬意。他说，中国的国情，现在很难产生象西方国家那种职业新闻人，四五十岁还在做最牛的记者。不过这种状况一定会有突破。“至少我个人，随时有可能再拿起笔来做个记者。”
谭军波于1996年10月从《南方周末》编委调至《南方都市报》任副总编辑。他痛感发行对产品的负面影响，毛遂自荐抓发行。此后他又先后北上西进，在《京华时》和《重庆商报》做发行人。他自认为做产品的人干发行，比许多不懂采编的发行人有优势。“我可以站在比较高的视点看待发行问题，并实现采编与发行的整合。当然，我觉得我骨子里依然是文人，当总编也不会差。”
谭认为，中国的媒体发展一般会走秧歌步：进两步、退一步。作为60年代出生的人，我们尝试着作职业报人或传媒经理人在传媒江湖上行走，会遇到许多挫折，吃过不少亏。所谓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但能走出这一步，足以说明中国传媒的进步。
在谭看来，国内报业不缺理念，缺执行，缺具有职业理想的操盘手。
南方周末人骨子里的理想主义导致一些梦想功败垂成的例子比比皆是。谭军波认为，作为职业新闻人首先要学会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团队，陌生的文化，然后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实现理想。
在重庆一年多，谭最大的感受是重庆的码头文化。码头文化的弊端在于不认真理，只认“兄弟伙”；不认外来人，只认自己人。当然，重庆人直爽，斗争表面化，还是挺痛快的。
重庆去年底至今年，是中国报业的亮点，因为这里竞争最惨烈，遗憾的是年尾步入“深圳现象”。作为个人来说，谭最大的遗憾是自己服务的纸媒还没有达到理想中的强大。
现在谭已经从重庆商报离职赴《上海证券报》任副总编，主管发行、广告和专刊，“乐在其中”。
（来源：2005年11月记者节，作者《时代信报》 记者 田间 吴鹏 黄大赛 杨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