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深厚的生命和思想资源解释了梁漱溟的豁达、自信和乐观。既对生命及其历史际遇充满怜悯，又能对特定的苦难抱有一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淡定态度。这种淡定不是真的淡漠，而是在介乎出世入世之间的梁漱溟看来，生命或灵性并不仅仅只有其在历史政治中展现的那个维度。正是这种对生命和灵性的强调能超越个人的、政治的和历史的际遇从而免于受伤。

生命的厚度

——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和《这个世界会好吗》札记

文/江绪林（华东师范大学）

2011年底中国文化和思想界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家高华教授的英年早逝。我阅读过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和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两本历史著作。我是深深感佩和认同高华教授在后记中的一句表明心迹之语的：“如果说本书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以后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然而，这两部史学著作虽然都有淡淡的启蒙价值作为底色，却基本上将历史还原为围绕权力展开的隐秘而残酷的斗争。在高华的叙事中，毛泽东是一个擅长权谋、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独裁者。高华的叙事本身完全依赖于公开的文献资料，具有相当可靠的历史依据。不过，这种叙事让我读得非常压抑：我不太相信历史的基调完全是权力及其暴力式的展开，更不相信历史叙事应该是对这种低俗权力的记录。

随后在去东南亚的旅程中阅读了梁漱溟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心里就豁然开朗了，直觉得这本书是一本非常伟大的书。飞机上已经读了一半，到马六甲市就已经读完了。可是当时虽然想写札记，却苦于没有电脑，就是找到电脑也没有中文输入。只能拖到现在了。

这本书其实是梁漱溟的研究者、著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的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GuySalvatoreAlitto在1980年来北京对梁漱溟进行的长达十余次访谈的录音记录整理。这一系列访谈涉及梁漱溟的思想和人生经历、对儒佛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与重要历史人物的交往和臧否、对历史、未来和现代性的理解。在1980年那个时间点上，梁漱溟对一个能获得其高度信任的外籍学者进行完全敞开、无所不涉的长谈，不仅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一访谈也因为梁漱溟本人的深邃、独立的判断和悠长岁月的铅华洗尽而极具思想价值。

在梁漱溟的口述中，出现了毛泽东的更为复杂的图景。首先，梁漱溟说，“最伟大的中国人物恐怕还是毛泽东。”【《这个世界会好吗》，126，下同】理由有二：其一、毛泽东没有任何凭借，十五六岁还在韶山乡里种地，光身一人创造了一个新中国，是真正的雄才大略；【66】其二，梁漱溟在四九年在重庆接触过解放军，发现在四野（林彪）、一野（彭德怀）和二野（刘伯承）部队间有冲突和摩擦，特别只有林彪的部队装备精良，而其它部队则很穷，还很担心共产党军队天下未定就开始内部争夺了，但事实上毛泽东却把军队治理得服服帖帖。【87-88】

其次，梁漱溟对后期的毛泽东的过失也是洞若观火，虽轻描淡写却切中肯綮。“什么事儿都揽在他手里头。到了晚年就不行，到了晚年人就糊涂了。这个时候旁人没法救，因为他的威望太高了太大了。那个‘四人帮’实际上还是他引出来的。…毛主席的话就是法制、大家都是在被动，几乎就是他一个人在那儿动。大家跟着走…”【66-67】在另一处地方，梁漱溟还说，在苏联（包括东欧、古巴、柬埔寨和越南）出现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也是一个变态，不是按照社会自然发展出来的，因为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历练。虽然梁漱溟似乎回避了中国，但其清晰的意识和理论却很容易应用于中国的处境。【107-109】

最后，梁漱溟在访谈时对譬如赵紫阳出任总理等政局变动给予了完全积极的评价，认为是朝向民主、法制化的积极进展。【67，281】赵紫阳1980年9月份出任总理，而梁漱溟的访谈是在1980年10月份。

这里梁漱溟对毛泽东的勾勒虽然远远没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那么细致，却是一个更丰满而有厚度得多的形象：在梁漱溟处，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昏聩独裁以及梁漱溟对民主和法律的认同以一种可信而毫不冲突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而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那里，单纯的自由民主的启蒙价值将毛泽东映衬为一个前启蒙的权力暴君，使得宏大历史单纯沦为揭露黑幕。

然而，在这里吸引我的却不是哪一种毛泽东的形象更为真实，而是史家或个体看待或投向历史的目光本身。梁漱溟和高华有不同的命运轨迹。梁漱溟（1893-1988）经历了五四运动、军阀混战、抗日、内战、从事乡村建设、成立民盟以推动合作建国、文革中受到批判，在访谈回忆中他对军阀混战的惨状尤为痛切；高华（1954-2011）在文革中因家庭出身受到牵连、抱着揭示历史真实的志趣走上了史学研究的学术道路，以后因其独立的历史见解而遭受当局的钳制。不过虽然其主要著作不被容许在内地出版，高华却仍然享有教学、出国访学的相当学术自由。因此，高华之因患病并英年早逝虽然令人扼腕叹息，却也未必总需要隐喻以“天总会亮的”式的政治悲情。

使得我格外好奇的是：相比于高华，梁漱溟个人或许经历和见证了更多的苦难、动荡和险恶，可是梁漱溟的论述却流露出更多的从容、豁达和乐观；相较之下，高华对启蒙价值的认受虽然诚挚，却显得那么脆弱而令人担忧。为什么会是这样？

在阅读《这个世界会好吗》的过程中，我有了这样的一个初步的印象和解释：梁漱溟的思想是基于其丰厚的个体生命的，而高华则没有机会获取类似的思想资源和生命厚度。而正是丰厚的个体思想和生命使人有力量从容而豁达地承受命运的动荡和历史的冲刷。

梁漱溟有厚度的生命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获得解释。从家族和文化传统上看，梁漱溟本人是官宦书香门第，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并且，梁漱溟很早就获得梁启超、章士钊、章炳麟、蔡元培等人的提携和栽培，更从与李济深、陈独秀、李大钊、蒋介石、毛泽东、熊十力、欧阳竟无等政治、社会、文化名流的交往中获取了历练和洞察。

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梁漱溟从小就从儒家和佛教中汲取了深厚的生命资源。梁漱溟自认为是一个儒者，也是一个佛教徒。他从小素食，非常之认同佛教尤其是玄奘传统的唯识宗。梁漱溟认为自己一生的心理和精神本源在于佛学。【127-130】他是如此地虔心于佛学，以至于毫不留情地指斥熊十力搞的新唯识宗完全与佛学无关，是对佛教的纯理论的构造品；梁漱溟还说他后悔请熊十力去北京大学讲佛学却也没办法辞退之。他说熊十力是一个凡夫，没有做过实际修养的功夫、新唯识宗是胡闹。【57，74】虽然如此，梁漱溟又走在儒家的路上，按他的说法，这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路径。梁漱溟对儒家的认同偏重程颢和王阳明的心学传统，主张明心见性致良知。他甚至让人惊愕地说“我觉得我对孔子的了解，懂得比宋朝的朱子——朱熹，懂得要多一些。”【111】他还在唯识宗的框架内来理解儒家，认为儒家与佛教的区别就是：儒家只破“分别我执”，而不破“俱生我执”，而佛教则是两执都破的。梁漱溟似乎认为自己是爱慕佛教，但因为还是平常人，所以就只做了一个儒家。【130-131】显然，梁漱溟的儒学带有强烈的佛教色彩，他强调儒家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和功夫。正因为这样，梁漱溟说自己的学生冯友兰根本不是儒家，而是玩世不恭的随风转舵之辈。【52-53】梁漱溟对人物的臧否或许不会赢得普遍认同，但其臧否的坚决和掷地有声却揭示了其生命和思想资源的深厚和强大。

正是这种深厚的生命和思想资源解释了梁漱溟的豁达、自信和乐观。既对生命及其历史际遇充满怜悯，又能对特定的苦难抱有一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淡定态度。这种淡定不是真的淡漠，而是在介乎出世入世之间的梁漱溟看来，生命或灵性并不仅仅只有其在历史政治中展现的那个维度。正是这种对生命和灵性的强调能超越个人的、政治的和历史的际遇从而免于受伤。

再回过头来看高华的处境。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高华明确宣称自己的思想和精神资源是自由民主以及正义和人道主义等。正是在这种视野或框架中，凸现出毛泽东大权独揽的暴君形象，而这种形象正是启蒙的政治价值需要予以揭露和摧毁的。自由自然胜过极权，民主也胜过独裁，然而，在自由与独裁的线性历史叙事中，却也隐含着因狭隘化而激化冲突的危险：历史变成了黑暗的权力史、而历史叙事变成了叙事者用个人的心力对抗或照亮黑暗的启蒙过程。这种个人心力对抗黑暗历史的模式对于叙事者而言似乎是不堪重负的。事实上，高华就表现出心力憔悴或紧张的迹象，起码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权力历史叙事中毫无喜悦可言，高华只有凭着良知和对启蒙价值的坚守苦苦支撑下去。

撇开自由与独裁的线性历史叙事模式是否恰当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看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的历史叙事本身的脆弱。高华所认受的自由和平等是现代社会中最主流的政治价值。然而，自由和平等虽然从启蒙以来就居于显赫的位置，却并非独立的或无根的价值，而是常常有其丰厚的文化和思想根源。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科学探究和政治实践、罗马共和传统和罗马法、基督教信仰中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灵性传统、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启蒙运动中的人道主义、康德哲学、资本主义、近代科学和技术等等。借用罗尔斯（JohnRawls）交叠共识的理念，在现代民主社会，自由和平等是各种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共识焦点；这里的关键是，有生命力的自由和平等价值总是与更宽广的传统或精神价值结合在一起的，而自由和平等更多的时候是这些更深厚宽广的价值体系中最绚丽的花朵或其政治表现。就算是在一个世俗化的观念体系中，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也能获得其它社会观念的支撑或同构或至少是容忍。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历史叙事的脆弱就表现在他认信的自由和平等的价值是非常单薄的，他似乎撷取了自由和平等的启蒙之花，却未曾拥有或获致相应的基督教的灵性传统或世俗的理性传统等启蒙之花赖以盛开的深厚的土壤，另一方面高华也无曾从传统的儒家或佛教传统中汲取思想或生命资源。于是在其历史叙事中，高华只是用自由和平等的启蒙之花去拂拭或照耀那沉溺在权力之域中的现代国史。我们常常被告诫说：应该欢乐地、充满希望地追求自由和民主，但是如果我们像那样只透过自由和平等的政治之眼，四顾之处则只有极权、独裁、迫害和肆虐的强权，正如《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呈现的处境。是以高华的心灵似乎是沉重而不胜重荷的，他没有办法真诚地欢乐起来；自由平等之花也显得摇曳不定，因为自身并没有扎根于丰厚的精神土壤且四顾尽是敌人。

以上对比了梁漱溟和高华两人的历史视野并礼赞了梁漱溟式生命的厚度。然而，事实上，当代成长起来的学人的处境更多的与高华类似而不是与梁漱溟类似。经历了中共建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重构之后，家族式的文化传承几乎丧失殆尽。总体上，像高华的处境那样，我们常常难以获得深厚的文化思想资源及其滋养，就是有所认信也常常很单薄；经历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造之后，从草根或普通家庭成长出来的个体，在就精神追求做艰难抉择的同时，却还不得不为个体和家庭基本生存的琐屑而真实的重担所苦。这一切，使得我们常常决定性地与梁漱溟区分开来而属于高华的处境。这是一个困难而脆弱的处境。

然而，无论我们的脆弱处境如何艰难，我们都有必要像梁漱溟那样拥有思想和生命的厚度，才能够豁达地委身于政治理解或事业而不至于为其所伤。只有从丰厚的思想和生命中汲取能量，才能豁达而充满希望地以人性之光透射历史和政治的幽暗之处。并且，脆弱的处境并不绝望。单以高华为例，本文虽似苛责《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的历史叙事仅限于自由平等的政治价值维度，然而高华却以自己的生命和良知奉献于历史求真，在贫瘠和艰难的时代启蒙了整整一代的学人和无数的读者。我们今日较为宽松的学术土壤也受益于高华等诸多学者前辈在艰难中的开垦和耕作。因此，承续前辈的努力，当代学人是更有可能在追求和实践启蒙的政治价值的同时，获致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生命厚度的。况且，从普世的视角看来，这种努力也不孤单。就是在当代西方世俗的分析传统中，也不乏这种追求整全生命的努力。譬如新近因发表《论真正重要之事》而震撼伦理学界的帕菲特（Deret Parift）就大胆地确认对道德真理的直观，并勇于承认自身作为一个独断的理性主义者（dogmatic rationalist）；更何况各种伟大的宗教和传统价值向来都一直对我们敞开大门——无论作为信念还是作为思想文化资源。

江绪林 2012年1月26日星期四

（采编：楼杭丹；责编：应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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