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日期：2012-03-16
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帝国转向现代国家，思想出现断层，胡适躬逢其时，汇通中学西学，成为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知识界领袖。他是“有意识地为引导中国转变而作准备的人”，至于他“行”到何种程度，一言以蔽之：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小伙子，就以邮票为例吧，它之所以有用，就在于它能够一心一意粘在一个东西上，一直到它达到目的地为止。”1910年9月，19岁的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新生注册的廊道里读到首任校长Andrew White的欢迎信，校长引美国作家Josh Billings的这句话来勉励六百多名新人，其中包括19名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庚款留美学生。
赴美邮轮上，同届被录取的赵元任记下了胡适当年的样貌：“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讲话时喜欢把辫子用力一甩，生气时就说要把辫子拿掉；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大清国男子的辫子，包含了子民的政治意味和与传统相联的文化意味。胡适的那条辫子，很快在美国剪掉了，寄回老家保存。
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是胡适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此前，他从安徽绩溪上庄到上海求学、谋事6年，做通了古文、接触了新学、浸淫着报纸政论、经历过学潮、代过低班英文课、教过华童公学国文、当过《竞业旬报》编辑，笔下流露旧文人腔调：列位看官、兄弟、在下、一塌刮辣子、坍台……还有过一段靠典当度日、跟留日革命党人厮混的荒唐生活——有人根据他留下的《藏晖室札记》作了统计：59天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喝花洒/打茶围10次。最后一次满身污泥穿了一只皮鞋在巡捕房醒来，过审之后才明白自己醉酒殴打了巡捕。
胡适回家照着镜子，觉得不堪，觉得对不起守寡的母亲，又感“天生我才必有用”，于是痛改前非，闭门读书两个月，赴京赶考庚款留美官费。那是第二届招考，录取70名，胡适名列第55。
如果不是这个机会，胡适终其一生恐怕只是上海滩挣扎谋生一文人。他的部分禀性此时已经成形，比如国家概念初具，凡事必谈爱国；名誉心重，好为人师，兼有修身进德的焦虑；对嗜好沉溺极深；对金钱不太在意——他生来不是个省吃俭用的人，其慷慨和对金钱的流水态度，延续终生。然而，校长寄语中可粘附一生的东西，从登上开往旧金山邮轮的那一刻起，才刚刚向他展开。
在美国究竟学到什么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5年是他一生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奠定了他在文学、哲学、政治学上的基本素养，但也是他一生中最不为人知的阶段。美国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勇振“上穷碧落下黄泉”，查阅了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存档、校报和同期中国留学生的回忆录，亲赴北京、台北手抄那些尚未出版的资料，甚至遍读胡适当年读过的哲学著作，为我们厘清了“胡适在美国究竟学到些什么”——近百年来，多少人质疑胡适的西学根柢，尤其是那张迟到10年的博士文凭。
初进康大时，胡适学农，“想作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他自况并告友人“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但他出国的行囊里，还装有一千三百卷线装古籍。经历了数青蛙头的生物学课、区分三十多种苹果的果树学课，学过洗马、剪树、接种、捉虫，3个学期后，胡适终于认清自己的兴趣，转向哲学、文学，“旁及政治”。
康大5年，胡适一共选修了14门哲学课，转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拜在杜威门下的两年，只修4门，江勇振因此认为，胡适西方哲学的基本训练是在康大完成的。此外，他选修7门政治学课、5门历史课，还涉猎英国文学、心理学、美术史和建筑学。政治课中，“美国的政党制度”得分最高：88分；心理学也学得颇好：92分。
康奈尔时代的胡适，已充分显出社会活动家气质。他1914年结识韦莲司，在给她的信中坦白：“我在康奈尔太有名了，我的名气让我荒废了课业。”他花费大量时间到处演讲，错过哲学教授布置的任务，也没能申请到在哲学研究院第二年的奖学金。
1958年12月，历史学家何炳棣曾在胡适台湾南港新居做客6日，亲睹往来鸿儒白丁。某晚稍闲，何问：“胡先生，据我揣测，您生平醒的时间恐怕2/3都用在会客，对不对?”胡适沉思片刻，说大概与事实相差不远。其实早在求学时代，他就已面临做学问和社会活动在时间上的分配，1915年7月5日的日记里说：当天下午，他本想静心读书，刚翻过20页，吕君来访，Mr.C来访，Mr.T又来访，于是半天过去。地方小，人头熟，无处藏身，胡适开始向往大城市。在致母亲的家书中提到，这也是他转学原因之一。
胡适到66岁还总说不知自己的专业是什么，江勇振根据他求学时代的时间安排和行踪，列出他真正的喜好：文学和政治，哲学倒在其次。回国后的1922年，面对鲁迅相劝“多在文学上努力”，胡适坦白：“对文学没有野心，只有偶尔一发的冲动”。他这一生着力最多的，不言自明。江勇振指出，从康大转到哥大，胡适在学业上最大的成就，不是从此成为一个杜威式的实验主义者，而是汇通了中西考证学，奠定了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石。
对政治的恒久兴趣
胡适回国后的许多重要主张和某些“开风气之先”，都可在这一时期寻到源头。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上溯康大布尔教授开的“容忍史”课；“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改良”，很可能受教于韦莲司父亲（康大古生物学教授）的智性言论；开创了胡适体新诗的《关不住了》，其实是受维多利亚时期英诗及其遗风影响；借用西方“文艺复兴”概念，是1917年6月19日在归国的火车上读薛谢儿女士（Edith Sichel）《再生时代》（Renaissance）产生的“灵感”……而对于中国时局和前途的种种看法，得益于同“世界大熔炉”里的师友尤其是红颜知己韦莲司的思想碰撞。
胡适对政治产生“恒久的兴趣”，也始于这一时期。去国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在课堂上学习美国的政治制度（恰逢美国大选年，观察、比照、寄望是自觉自然的），亲历了两届总统大选（起先是老罗斯福的支持者，佩戴进步党公鹿徽章在校内走动；没有投票权，但主持过一场由53名学生参加的模拟投票），在第五大道上站立3小时看四万多市民为争取妇女参政权游行，还目睹了老师杜威积极参与的身影……耳濡目染及其天性，令他投身其中，认定积极参政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这“责任”，他践行到老。
他希望自己对政治是超然的，早早定下了“在野”的立场。在写给韦莲司的信中，他说：“我在野反而会比从政更有影响力。”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他说：“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
然而，他又做不到真正的超然。蒋介石请他做驻美大使，他推辞了一次就接受。可任命书迟迟不来，他就问政府中人：不是让我做大使吗，怎么任命书还不来？结果人家告诉他，委员长还等着你推辞第二次呢。那是斯文尚未扫地的时代，官场规则是推辞两次才接受任命。这一方面说明他不懂官场文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政治的“心热”——尽管出使前也为当了“过河卒子”而自嘲——学者罗志田说，那个时代的人，假如给机会，可能都愿意干政治。
在他留学时期，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不断传来的消息，比如鲁汶因不降而受屠，布鲁塞尔因求降而独存，令他的政治立场不断衍变：从狭隘的民族主义，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主义，到不抵抗主义、仲裁主义，最后又返回到以爱国为前提的世界大同。他用英文写给外国人看的，几乎全是在替这个古老的国家和不争气的政府挣面子；1954年他与吴国桢在美国打笔仗，甚至写下很可以令自己蒙尘的“台湾是多么自由”，都是他那颗爱国心“内外有别”的表现。
他对西方文明的“体贴”和“适之”在那一辈留学生中是个异数，他的眼光也比同时期大多数留洋者开阔长远。因为看得远，想以教育树人先行，然后再行政治改良，所以回国之初声称“二十年不谈政治”，热心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自然而然汇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队列，最先向旧文学发难。
与同时代多数青年一样，胡适受进化论影响至深（胡适之这名字就来自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带给中国知识人的一大认知症候是：新的比旧的好，西洋的比传统的好，自晚清一路而来的巨变和挫折都被归结为新旧的不能两立。所以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超越前人的反传统程度，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影响，是比辛亥革命斩绝君统更为深刻的社会观念之变。胡适虽是其中与传统决裂得较温和的一位，却无法改变时代的洪流。
所以，当新文化运动经“五四”发酵转而变为政治运动时，他认为是“一种干扰”（唐德刚认为这两个运动有必然的因果）。他的文艺复兴理想，和血脉贲张的“新青年”、和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一味趋“左”的主流，终难匹配。
“问题”和“主义”之争的另一层
“五四”是大规模输入“主义”的时代。胡适所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在当时其实是中道，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兑，一是左翼激进主义，一是左翼保守主义。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展开“问题与主义”的笔战，多少可以看出当时“新词”的滥觞。鲁迅曾说，“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道：“因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的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
实际上，胡适在这场论争中，不仅拒绝了空谈，还表现出他对当时知识界流行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式“根本解决”或“根本改造”的反思与洞见。因此也成为1950年代初大陆清算胡适思想的一条：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论战。
“根本解决”，从此稳定而富强，是大多数国人的梦想。然而，“根本解决”之中暗藏何种破坏性因素，多半为趋新者所不察。从总体上看，当时的共产党人主张采用苏俄的急进式方法来整体解决中国问题，李大钊的思路即是：马列主义为严峻现实提供根本解决之道，其高度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能把大多数人动员和组织起来。所以，当时的星星之火，携着“主义”燎原。
胡适则“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屠杀的根苗……”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几十年间，我们的确目睹了各种“盲动残忍的劣根性”，各种“相屠杀的根苗”，沿着“反右”、“文革”一路延伸。
社会残酷是有前因的。“五四”催生出一代不宽容、心态褊急、好以常识抬扛的“新青年”，而胡适主张的容忍和自由始终没能在中国社会扎下根来。于是之后几代人，收获“报应”。
1990年代初，当“黑猫白猫”论渐为国人接纳，唐德刚忍不住要幽它一默：“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不就是“黑猫白猫”嘛，如若不然，哪来（当时）1400万个体户？这种避开“主义”纠缠而注重实践的清醒，恰与“胡学之正宗”一脉相承。
“肤浅”的自由主义，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有一句饱受学界诟病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980年代初，林毓生先生在评点这一方法论时，说胡适犯了形式主义的谬误、肤浅、含混与庸俗。他说：“任何问题经过胡适肤浅的心灵接触以后，都会变得很肤浅。”自此，若不说“胡适肤浅”，仿佛自己就“肤浅”了。
江勇振就此论出处展开追索：沿着胡适在康奈尔的哲学老师克雷登，一路上溯到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位老师赫歇尔和惠维尔。赫歇尔说建构假设有3个方法，其一是：“先立下一个大胆的假设，把它定成一个特殊的定律，然后通过检视其结果与对比事实来求证。”所以，它实在不是胡适的发明。
而且，它也并非出自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主题先行，再用“发现的事实”（人工选择及处理的事实）来证明它、赋予它意义，这一方法从杜威的哲学看，犯了认识论二分法的谬误，也就是把思考和事实划为二元对立的谬误。打个比方，山上岩石里有铁矿石，这是“粗犷的素材”，但在人类把它们提炼成铁或钢之前，它们的存在和其他岩石一样，对人类不具有任何意义；炼铁炼钢的技术如同人的思考（其中包含选择，而选择就意味着主题先导），在这条脉络之下，被人类赋予的意义才会诞生。
就哲学而言，胡适并不是杜威实验主义在中国的传人，在他头脑中日益深固的是实证主义（但他自己浑然不觉），他一生的口头禅就是：“拿证据来。”
至于胡适就自由主义表现出的“学理含混”的一面，学者邵建分析说，从林毓生——追随哈耶克研究自由主义谱系的学者角度看，胡适当然肤浅；他实在是没拿自由主义当学问来做，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政治上成为一个稳健的自由主义者。
1917年，北大学生傅斯年经顾颉刚介绍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哲学系赶走（北大才子有此传统）。傅斯年听了几次课后评价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余英时对1947-1948年间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尤为看重，因为当时最“时髦”的思潮是无产阶级专政，而胡适坚定地认为“那民主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全世界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30年来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潮流，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这言论在当时是最犯众怒的，但他仍到处宣讲，千言万语，不过是“民主政治，只是政治统治须得人民同意”、“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最基本权利是自由”。
“他什么都没有完成，却开创了一切”
适之说不要过生日 生日偏偏到了
我们一班爱起哄的 又来跟你闹了
今年你有四十岁了都 我们有点要叫你老前辈了都
天天儿听见你提倡这样提倡那样 觉得你真是有点对了都
你是提倡物质文明的咯 所以我们就来吃你的面
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咯 所以我们就都进了研究院
你是提倡白话文学的咯 所以我们就啰啰嗦嗦写上了一大片
这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保存的一片手写白话诗，写诗的是“同学少年”赵元任，代表当时中研院同人顾颉刚、傅斯年、李济、毛子水、陈寅恪等，为1930年的胡适祝寿。
周质平找到1941年12月15日美国《生活》杂志上一篇名为《胡适大使》的文章，作者Ernest Hauser对中华民国的成立提出一个新颖的看法：“孙中山是民主中国的创建者，胡适，在相当程度上，赋予这个新生的中国以学术上和语文上的新意义。”
周质平以为这一论断颇有见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但在胡适出现之前，这“民国”并无多少新内容——1912年，在中国住了近三十年的英国人布兰德在美巡回演说，到处宣扬这个所谓的“民国”不过是 “新瓶装旧酒”而已。
“试想将白话文、批判旧传统、整理国故、小说考证、问题与主义及科玄之争，乃至丧礼改革、妇女解放等等以胡适为中心的改革运动从民国抽离，至少文化上的民国只是一个空壳子。换句话说，辛亥革命如果不能继之以新文化运动，民国将少了许多新意和光彩。孙中山和胡适，一主政治，一主文化，前后呼应，相辅相成。”
1922年8月15日，《努力》周报的一位读者致信胡适：“一般青年对于先生，倒好像上海人无论买什么东西，都先要到先施、永安去问一问，这实在是先生的荣誉，亦是先生的责任。”“整理国故”变成“风潮”之际，陈西滢也曾挖苦“结果是线装书的价钱，十年以来，涨了二三倍”。可见胡适在当时的影响。
回国十多年里，胡适忙于“开山”，在问学上表现出哲学家伯林所谓的“狐狸”式的东张西望。他涉猎的领域包括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和红学，多有“抛砖引玉”之作，还有36个博士头衔。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颇受赞誉，因他率先引入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先秦哲学。但终其一生，他也没能写出下卷，被讥为“善著上卷书”或“胡一半”。
胡适一生发过好几次宏愿要把他的哲学史/思想史写完，但他一时对整理《诗经》产生兴趣，一时因替王国维作跋而有意重写《两汉博士制度考》，半年后转为《水经注》吸引，旋即又动念作《东原年谱》……排除兴趣太多、分心太多，江勇振发现，如果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非“下死功夫”而不得，那么，他的一半之憾实在是“予不得已也！”。
然而，学术上的心有旁骛并不影响他在知识上的诚实。何炳棣记下一次二人交往中“最重要的谈话”——1960年8月18日，趁着“太太出去打麻将二十个钟头以上还没回家”，趁着谈兴正浓，胡适严肃地坦白：“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等等……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这番话使我肃然起敬，使我深深感觉到胡先生这人物要比我平素所想象的还要‘大’；惟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会讲出如此坦诚的话。这番话他生平可能只讲过一次。”何炳棣亦坦白：“我对胡先生的景仰之处决不是他的史学，而是他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地位。”
学术上的不能登峰造极并未削弱、可能反而成全了他的影响力。余英时在谈及这一点时说： “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他的开风气之功隐藏在‘五四’遗产之中，至今对知识人产生着影响。”“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
20世纪初，中国从封建帝国转向现代国家，思想出现断层，胡适躬逢其时，汇通中学西学，成为影响力最大最长久的知识界领袖。他在留学之初就立志日后成为国人的导师，罗志田因此说，胡适是“有意识地为引导中国转变而作准备的人”。
至于他“行”到何种程度，邵建一言蔽之：他什么都没有完成，但却开创了一切。
曾对国民党寄予厚望
从晚清到民国，从辛亥到“五四”，胡适关切、思索的政题太多，须打量的政治人物也太多：从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黄兴，到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他与他们，是由远及近，由观望、仰慕、臧否，到结识、交往、言浅言深的关系。
对于清王朝覆灭后的中国，他向往的是一个政治清明、上轨道的现代政府，最好，是美国式的。但那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弄不清民主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1906年4月10日的日记里，胡适记下了国人以为选举就是“我想选谁就选谁”而无须候选人的。况且，近代中国从西方汲取的公民理念偏重于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却忽视了公德心、热心公共事务的面向。而1920年代胡适在创办《努力》时期推崇的“好政府”、“好人政治”，说到底，是英美式的精英政治，是远离一般民众的“书生政治”。所以罗志田说：“胡适总想把美国‘治世’的方法用到处于‘乱世’的近代中国来，药虽灵但不对症，当然也就治不了中国的‘病’。”
胡适自始至终反对袁世凯，对孙中山则有褒有贬。北伐革命时，他对国民党寄予厚望，此后从批评孙中山（“上帝尚可批评，何况孙中山”）一路批评到蒋介石（“生平不曾梦见共和体制是什么样子”），当然他自有分寸和言说技巧。但如学者邵建所言：从打拼的革命党到坐庄的执政党，一直到蒋介石退出历史舞台，国民党都没有很好地完成从江湖会社到现代政党的转型。他一生对这个政党/政权的寄情实在是“剪不断，理还乱”。
学者钱永祥说，在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尤其在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当权者往往有较高的善意期待。所以，与其说胡适寄情国民党，不如说他寄情于民主、法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1930年代，当胡适的自由主义友人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发生动摇，在《独立评论》上主张“专制”是建国的有效方法、建国成功后再建立民主不迟时，胡适早已走出莫斯科之行前后对“专制”思想的摇摆，一步也不肯退让，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造就一个真正稳定的现代国家。而且，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
蒋介石日记中的“诤友”或“狂人”
胡适一生中的数张剪影再度定格——
18岁在上海“学作新民”的胡适，有着宽大的额头和窄小的下巴，长衫领子撑起细瘦的颈，目光清润腼腆。
1930-1940年代的胡适博士，中小型身材，流利的英文中略带一点下江音，脸上常带“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1940年代中后期，张爱玲在报纸上看到战后回国的胡适大使，“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
1950年代初寓居纽约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之父”，端正，鬓白，谈笑风生。
1960年代初在台湾的胡院长，清癯，疲惫，但还在笑。
余英时交叉对比3份史料发现：1950年6月23日美国国务院次长Dean Rusk曾约谈胡适，想说服他出面领导反共亲美人士，以取代蒋介石的政权，这也是中情局的意图。但胡适对此毫无兴趣。
1950年代初的美国政府对胡适背后那个“自由中国”的态度远比抗战时期冷淡。胡适时常遭遇政治冷脸，又无意在学界立足（也很难立足，有跟美国教授“抢饭吃”的嫌隙），日常生活陷入困窘。杨金荣研究胡适在美这段将近九年的生活发现：1950年7月至1952年6月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年薪5200美元，是他这一时期“惟一比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此后，年老体弱的胡适基本上靠有限的储蓄和养老金维持生计。他在1952年4月曾详细计算过每月开支，细分到房租、夫人、工人、洗衣、电气煤气、电话、报纸文具、圆桌俱乐部、食料、零用各项，共550美元。以此推算，每年约需6600美元。另外胡适常犯心脏病，医疗费也是很大的负担。杨金荣认为，经济困窘是胡适决定1958年返台定居的主要原因。
陈红民检索台北“蒋中正档案”函电发现，这一时期蒋介石曾雪中送炭：1951年至1955年，蒋介石共通过在美国的官员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直到这位官员回台中止。但整个1950年代，也是蒋介石与自由主义分子越走越远，直至深恶痛绝的时期。表现在日记中，是对胡适由“诤友”、“金石之言”、“甚感动”到痛斥其人“狂妄荒谬”、“无耻”、“自私”的转变。
胡适是《自由中国》名义上的发行人，虽与实际操作者雷震、殷海光等人政治目的不同，但其主张和言论越来越多地触到蒋介石孜孜建立的威权政府的痛处。他主张以宪政民主治国，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而代之以民选，他建议国民党内部自行分化出两三个党而实现所谓“多党制”——这“毁党救国”之议在蒋介石看来简直跟共产党的心思如出一辙。
原是国民党高官的雷震直接付诸行动。他接连在《自由中国》上“七论反对党”，到决意组建“中国民主党”时，降临的是10年牢狱之灾，且未经司法程序，直接交付军法。这件事对胡适的刺激非常大，是他晚年与蒋介石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它已触及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底线。然而彼时的胡适，除了一谏再谏，要求统治者“施恩开仁”外，实在无可奈何。他自己，也在舆论抨击和内疚不安中，度过了生命中最痛苦的尾声。
早在1920年，胡适就知道自己“心脏的活门不大灵活，出血不止可能就会送命”，但他乐于“一径向前”，人生态度写满“积极”二字。晚年有人问他到处演讲、上午下午都要讲，是否辛苦，他说，把这些讲话当作好玩的事，就不辛苦了。
1962年2月24日晚，胡适在中研院迎接新院士的酒会上讲完话，送客时跌倒，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瞻仰胡适遗容的第二天，蒋在日记中写下“盖棺”之论：“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这与蒋介石那副著名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可相参照。
（附记：胡适留下两百多万字日记，《胡适全集》有44卷2000万字，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内仅胡适影像档案须用5-6个5000G硬盘才能下载完，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内所藏日记、信件、藏书等亦非皓首不能穷尽。资料浩瀚，若非一代又一代学者的用功，我们无法得到今天这般清晰的胡适生平及思想。在此鸣谢本文参考的唐德刚、周质平、余英时、林毓生、耿云志、江勇振、罗志田、邵建、陈仪深、陈红民等学者的著述，尤其是江勇振6大卷胡适最新传记《舍我其谁：胡适》已出版的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感谢黄克武、程巢父先生对本刊采访提供的指点和帮助。也感谢台湾商界人士陈宏正对胡适研究的慷慨资助，许多受访学者都提到，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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