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放弃敌意，寻求对话
在波兰，雅鲁泽尔斯基、米奇尼克，这两个名字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前者是波兰共产主义政权的头号执政者，是一党独裁专制权力的享有者；后者是异见人士，是反对派，是前者的囚徒。
在做了多年的对手之后，1991年，当民主转型已尘埃落定，他们坐在一起，谈论曾经历的一切，“没有仇恨，没有敌意，以互相尊重的方式，保存我们过去各自的真实。”他们相信，波兰的机遇，正是“建立在人们有能力互相交谈而没有仇恨和敌意”的基础上。
今天凌晨醒来，又一次读他俩的这个对话，从中感受人类所能够拥有的胸怀、理性、智慧以及人生境界的魅力。
他们反问自己，当初“我们为什么没有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
米奇尼克曾坚信，“雅鲁泽尔斯基是我坚决予以反对的一种政治制度的基础”，他说，“那时，没有比雅鲁泽尔斯基让我更加不喜欢和恐惧的人了。”对此，米奇尼克的战友们评论道：“当涉及雅鲁泽尔斯基，你就放弃了分析，光是倾泻敌意与盛怒。”
这是在1989年圆桌会议召开前的情形。
1988年，雅鲁泽尔斯基倡议与反对派一起召开“圆桌会议”（注1）。在圆桌会议上，米奇尼克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位置扎根于1980－1981年和解破裂的记忆之中，那时他和他的朋友们还不懂得需要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通过反思他认识到：如果和解破裂，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他意识到现在需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记住此前是怎么失败的和使新的妥协成为可能。他尝试着理解自己的对手，他发现自己的看法开始改变，“我看见雅鲁泽尔斯基是一个健全正常的人，不存在我多年想象的虚弱迹象。后来，我变得相信，对于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这种人，仅仅通过他的演讲时不能得到一个关于他的正面形象的。”
作为一起经历过那些黑暗、暴戾时期的对头和敌手，1991年，他们以过来人见证人的身份坐在一起，共同回顾过去。米奇尼克清楚地记得，那时的雅鲁泽尔斯基经常借助暴力争端，他正式发表的演讲中，经常伴以“我们不会允许”或者“我们必须批判”这种短语作为佐料。米尼奇克坦承：“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喜欢上作为个人的雅鲁泽尔斯基。”在当时，米奇尼克视雅鲁泽尔斯基一伙为必须清除掉的绊脚石，否则波兰没有任何好转的可能性。然而事实却是，圆桌会议召开了，敌对双方坐到一起，并达成了妥协，原来的对手这时变成了推动民主进程的合作伙伴。人们一直认为绝无可能的事真实地发生了。
在1988、1989分两段召开的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的十届十中全会上，雅鲁泽尔斯基与其他几名政治局委员一起，以辞职相威胁，逼迫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多元化”“工会多元化”的决议，直接导致与反对派的圆桌会议的召开，启动了波兰的民主进程。
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直接导致了1989年6月4日，波兰共产党在议会大选中失败。
同年7月9日，按照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精神，在议会参众两院组成的国民大会上，雅鲁泽尔斯基以超过50%的票数当选为波兰共和国总统。
1990年9月1日，雅鲁泽尔斯基致函议会议长，表示愿意缩短总统任期，以防止社会动乱，并于10月1日签署了议会通过的“缩短总统任期法”。同年12月11日，当瓦文萨在总统竞选中获胜后，雅鲁泽尔斯基在电台和电视台发表离职告别演说。宪政民主制度在波兰实现了软着陆。这场没有流血的以最小代价实现的政治转型，被人们称为“天–鹅–绒革命”。
天–鹅–绒，这是多么柔软温馨、给人以美好想象的事物。
这不是某一方的胜利，也不是来自单方面的努力。它是全体波兰人包括原来敌对双方共同参与的结果，所以是全体波兰人——包括前执政者——共同的胜利和光荣。而这一切的取得，主要得益于敌对双方，运用理性和智慧，共同创造了一种对话协商的语言。
在当下中国，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民间还是政府，希望那些真心诚意地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和生活在这款土地上的人谋取福祉、争取幸福明天的人们，都能从这个故事中受到些教益。
（大概会有人嘲笑我幼稚天真，是在与虎谋皮，“你连那三个字都要用符号隔开才能发出来，还想与其对话，痴心妄想”，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宽容地允许这么期盼）
注1：1989年2——4月的圆桌会议，是波兰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代表们汲取了以前的教训，终于坐在一起，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协议，包括重新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吸收反对派参政及进行非对抗性的议会选举，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确立市场经济等项政策，完成了波兰的“天鹅绒革命”，这也是1989年中东欧地区政治多米诺骨牌现象的第一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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