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快就占据了谈话的中心。

屋里的空气窒息,灯光昏暗,空调咯吱作响,铺着塑料布的小桌上摆满啤酒、咖啡与花生米,六七个青年人围坐在旁,他们大多二十五、六岁,都是入行没几年的记者。

比起他瘦小的身材、无精打采的眉眼,他的声音充满扩张性,它尖锐、有点沙哑,带着少年人刻意的世故与痞气,仿佛他早已见到识广、饱经世事。

他宣称大学里没正经上过课,在南昌那座二流学院里,他是不折不扣的异类。这所学校里到处是红砖楼,据说之前的一位校长前往英国考察归来,最重要的收获是,英国的这些老牌名校尽是红砖砌成的。不过,南昌可以复制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却不能复制学术与思想的空气。

被过滤广告

为了逃离致命的平庸,他混迹于网络世界,尤其是那些带有“反动色彩”的论坛。年轻人总寻找不同的方式确认自己,学业、工作、名牌衣服、游戏、女朋友,而他则要为自己贴上“民主”、“自由”的标签。

他热衷于网络上的“左右之争”,翻墙去阅读被官方禁止的内容,搜寻关于六四、刘晓波的信息,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表自己大胆的看法。互联网给予这代人新的力量与手段。

他的毕业论文——《电影与文学中的极权象征》——不仅让同学,也让评审老师大吃一惊、甚至不无迷惑。“极权”不仅是个禁忌词汇,也是个陌生的词汇。人们生活在无所不在控制中,却很少有机会、也更没有能力使用这个概念。在论文里,他不仅引述了奥威尔的《1984》,也有最近的电影《浪潮》——在一个小小课堂上,一位偏执狂的老师,是可以在七天时间,锻造出一个法西斯式的集体。论文中充满了影射,他用各种案例来影射中国的现实,它核心的论点是——人民不该恐惧政府,而是政府应该害怕人民。

尽管没人评审这篇论文,他还是幸运的毕业了。其中一位富有好奇心的老师还问他,到哪里搞到这些书籍与电影?

记者的工作没能释放他的能量,太多的审查与禁令了。他仍沉浸于网络,参加各种论战,四处结交朋友。微博的出现,陡然增加了他活动的频率与朋友的范围。他们随即交换看法、相互声援与讨伐。中国社会的无穷冲突、悲剧与荒诞,则为他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与弹药。互联网已经创造了中国第二社会、第二文化,他在其中游刃有余,也发展出一种亢奋与忙乱的表达方式,它首要寻求的是快感,它注重传播的效果而不是内容,它需要不断的肯定与自我肯定。

我还记得当晚的谈话,全是围绕网络流行的社会新闻,从洛阳性奴事件到抚州的钱明奇爆炸案,他不断地重复这个观点——中国已进入魔幻现实主义国度,再怎么伟大的作家都无法跟上的荒谬脚步。

他的谈话让我既兴奋又厌倦。比起大多数沉溺于物质与娱乐的同龄人,他不仅关心社会现实,而且试图寻找答案。比起上一代人,他受益于互联网带来的开放信息,他努力进行自我启蒙,并寻找不同的朋友,来克服思考的孤立感。他是互联网上兴起的新一代人中的一小部分,他们数量不多,却享有特别的话语权。在很多城市,尤其是南昌、长沙、宁波这样的二线城市,都有这样的青年人。他们没有直接享用到北京、上海的文化资源,却又雄心勃勃。他们像是这个时代的“外省青年”,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从边缘到中心。

这足以让人欣赏。但同时,我也感到了某种不安。他真相信自己所说的吗?这只是一个青年的口舌之快吗?小小的异端身份,自我戏剧化,不过为赢得别人的关注?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所有谈话中,他没有提及任何文学、诗歌、历史,他着迷于各种符号化的概念和荒诞的社会新闻。而且在全部的谈话里,他竟从未向别人提出任何问题,也就是说他对别人的想法,一点也不好奇。有时,我会觉得,他像一个没有内心的人,他所有的思考、渴望都挂在身体外,没一点暧昧的、捉摸不定的内心空间。他总是谈论丑陋、荒唐,却没兴趣理解美与人生的意义,他有着政治立场的觉醒,却没有人生意义的启蒙。

这样的年轻人能创造一个新时代吗?还是说,他们一直都有着内心生活,只是未向我这个陌生人表露?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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