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骁骥 | 中国经济的拐点在哪？

2012年06月04日 09:25:29

或许是人们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普遍没信心吧，这几年谈论中国“拐点”的经济读物越来越多。所谓拐点，我的理解是，在经历高速增长的阶段过后，中国的经济会因为某些因素而出现停滞，进而诱发一系列变革。我只能勉强进行如此解读，因为那些“拐点论”的作者基本上连自己都说不清楚什么是“拐点”，而经济学理论中也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拐点论”。黑人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字面上是一种“拐点论”，但它主要是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并且需要用数学求证。这和流行于中国民间出版物的“经济拐点论”，扯不上关系。

不过，我还是打算稍微梳理一下中国民间的拐点论。上网一搜，才知道这类书原来非常多，并且从内容到长相都差不多。选了其中一本写作质量稍好的，名叫《大拐点》。这是一个开门见山的书名。在翻阅了本书并浏览作者的博客及网友留言之后，我决定和大家谈谈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对于了解中国的民间人士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现状与前景，其实有不少帮助。

作者在这本书里的论点是，由于“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并且，政府“唯GDP论”的经济政策使得经济的增长、分配模式极不公平，因此贫富差距悬殊、官民对立等等现象伴随着经济增长同时出现。作者对当下中国民众热议的国家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与银行、制造业的危机等等问题都有所提及。可以说，这本书在内容上颇能反映当下民意聚焦之所在。

众所周知，高昂的社会成本使得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作者进而总结说，“如果经济注定要出现增速下降、衰退乃至萧条，那么解决之道就不再是人为地拔高经济增长速度，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及政治问题，而是尽快建立一个经得起衰退冲击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结构……简言之，就是从现在开始，必须立即着手重建一个健康而强大的社会。”

行文至此，我大致同意作者的意见，即使他的文字有点标语口号的意味。不过，这位作者接下来的观点实在让人不敢同意。在提出“改革”这一可能的解决之道时，他说：“无疑，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具有高度风险的进程，但我相信，只要中国的执政者具有开创历史的强烈政治意愿，真诚地，持续不断地点滴推进，就终能汇成历史丰硕的成果。”

换句话说，作者将中国走出未来（其实已经到来）的经济衰退的方法寄望于政府自发的变革，甚至具体到领导人“真诚”的改革。这似乎能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见解。而在我看来，这种一厢情愿的期许或许正是通俗读物与严肃经济学著作的区别。它主要的问题在于缺乏一种论证上的严谨性和逻辑上的自洽。打个比方，一位常年被黑社会打劫收保护费的店主有一天终于下定决心改变不合理的现状，然而，他找到的方法居然是：祈祷。祈祷匪帮们在将来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仅不再收保护费，反而义务为他打扫卫生。

这种祈祷方法无疑是荒谬的，但我打的这个比方却并不荒谬。它的原创者应该是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罗斯巴德。他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名叫《国家解剖学》（Anatomy of the State）。在里面，罗斯巴德将政府的性质解释为“对于领地进行掠夺的系统化组织”。就此而言，他与奥本海默等人的观点如出一辙，认为政府起源于暴力掠夺，和黑帮相去不远。从历史角度看，这个观点既犀利又准确。不过，以“掠夺者”和“食利者”起家的政府，经过漫长时间的发展，有的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眼中的民选权力机构。“掠夺者”的色彩有所减退，“服务者”的色彩浓厚了一些。

民间拐点论者眼中看到的中国经济问题，比如特权经济、对内的GDP挂帅、对外的贸易盈余挂帅等等“掠夺者”色彩浓厚的政府行为，其实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西欧国家很类似。16至18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大都采取了“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政府对外贸实行垄断，资本获得国家力量支持，资本和权力二者紧密结合。反观民间的自由贸易，则是发展孱弱。重商主义在欧洲的衰落伴随着亚当?斯密为首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自由经济理念的传播，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重商主义衰落的过程，也是西欧国家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政府权力的不断削减的过程，无论如何，都不以君主的意志为前提。

因此，作者所说的“只要中国的执政者具有开创历史的强烈政治意愿”就“终能汇成历史丰硕的成果”，其前提是无法成立的。执政者不可能自动具有这样的意愿，除非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将政府视为趋利的“经济人”，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我想，不管是多么面向大众的通俗经济读物，其逻辑都不应该违背这个常识。

还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书里提出了政治“民主化”是经济自由和市场的保证。这种看法或许符合时下流行的意见，但稍作推敲却是一个很不准确的说法。典型的反证例子便是政治民主化之后的拉丁美洲，不少实现了民选领袖的拉美国家经济上依然是被政府绑架，“重商主义”思维依旧左右着经济政策。甚至是几十年前的不少亚洲的“自由”国家，也难逃这一规律。这些国家骨子里缺乏的其实是法制。这当然不是指严刑峻法，而是一个从立法、审议到法律执行都能体现出“程序正义”的良性法律体系。这并非我的妄议，而是经济学家德?索托长期观察拉美经济所得出的结论。其实，我们缺乏的，也是这样一个法律体系。如果说真存在着一个什么所谓拐点，这勉强算一个。——但我们能建立一个健康的法律体系吗？坦白说，我不知道。

贩卖“拐点论”的书籍体现出了人们对现状的忧虑情绪，这可以理解。但其提供的解决之道居然是寄望于“明君”引领改革，拯民于水火，这真是再“中国特色”不过的思维方式。只可惜那位《瀛台泣血记》里的光绪皇帝没能斗过他大姨妈，不然，“拐点论”所提出的忧虑老早就自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