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5日）

一、接力棒

昨晚10时许，宣传官员们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媒体发出通稿，引述安康市政府决定，称“对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孕妇冯建梅被违规大月份引产暴露出的严重问题，安康市政府向当事人及其家属致歉，并决定对相关责任人停职调查，待事件查清后对相关人员严肃追究法律和纪律责任。”

“深深道歉”——这句话显然不能平复那些正在指责基本国策的异议者，伴随着更多骇人听闻的计生故事在互联网论坛上的井喷，一些人开始宣布基层干部粗暴野蛮只是上级考核压力的必然结果，鉴于生命伦理和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需要对中国30年以来的人口政策进行根本性修改。新浪今天将这些呼声移入专题，怒斥“错位政绩观让计生部门‘丧心病狂’”的同时，宣布“计划生育国策正处于十字路口”。

不过，即使没有对这个禁忌话题的安全顾虑，烟台媒体估计也不太会为引产悲剧投入太多，他们最大的任务还是继续与那些指责自己“地方保护主义”的人们论战，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消费者心理斗争。《烟台晚报》今天再出两个整版的调查报告，与烟台市委机关报一同宣布“烟台苹果质量过硬，放心吃”；今晨6点则转载来自环球时报的《“药袋苹果”拷问新闻真实性》，规劝“媒体新锐”多一点社会责任感。

虽然“媒体新锐”已经停止了继续揭发“药袋苹果”，昨天甚至刊登了来自新华社的烟台官员对话实录，但在今晨6点的执行总编辑赵先超看来，他还是恨不得代替家乡父老骂上一句脏话，“媒体人良心最重要，没有良心媒体越大危害越大”，因为在他看来，同样是来自新华社的通稿，新京报与自家的解读完全不同。

在电稿库中，这篇“新华视点.焦点面对面”是《解读苹果“药袋”——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束怀瑞、烟台农业局局长梁传松》。作为《烟台日报》下属的都市报，今晨6点以摘录出的烟台苹果支持者评论助阵，将新华社原题改定为“即便‘药袋’苹果也未检出药残超标”。除了梁局长答疑，《烟台晚报》还加上市农科院果树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姜学玲的称赞，“套袋，是出好苹果的最好选择”、“套袋成就了烟台苹果‘国货’辉煌”：“不使用套袋技术，无法生产无农药残留、表面光洁的苹果，而且烟台的苹果套袋技术在全国也是非常先进的，不需要使用掺杂了其他成分的果袋。”

不过，在那家北京报社的编辑手中，新华社电稿获得了新的小标题，即“生产使用‘药袋’肯定违法”、“2010年开始严打‘药袋’”和“具体数量尚在核查”——在赵总编看来，这些小标题中的文字虽然也确实能在电稿中找到，但无疑是一种“特意而为”的以偏概全，只有自己原样照登才叫做“职业操守”。

当然，《新京报》或许也可以以牙还牙地指责烟台媒体“选择性失明”，因为那篇同样由新华社在前晚发出的《“药袋苹果”背后的安全体系缺失》，同样没能出现在今晨6点和烟台晚报上。在这篇评论中，新华社记者对“生产和使用药物果袋禁而不止”表示遗憾，声称虽然“政府旗帜鲜明地叫停”，“但果农违规并未杜绝，且近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足证政府工作仍存不足，以及农产品安全体系建设的短板。”于是，这家拥有比《新京报》和《烟台日报》都高得多的权威地位的通讯社表示，“要避免‘药袋苹果’之类的恶性事件给一个地区、一个行业造成伤害，需要推行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实行农产品品牌经营，并引导农民科学施用化肥农药，避免无知犯错，更要敢于对片面追求短期利益故意作恶清理门户。”

所以，为了表示不肯驯服，这份北京报纸还干脆把那个“院士：果袋抹药不允许”的标题放在自家网站头条展示。只是，这并不会逃过那些紧盯不放的对手眼睛，一个名叫“栖霞网”的未认证微博账号早已贴出截图，根据前后对比，强调《新京报》网站的编辑们已经对“烟台红富士套药袋长大”进行了修改，变成了“烟台部分红富士套药袋长大”。

《人民日报》今天的时评一定会让暗访烟台果园的记者们感到安慰，因为这篇文章正在强调官方本轮治理中“推行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的必要性：“社会力量一直是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参与者。虽然有过‘致癌香蕉’的误以为、‘生蛆柑橘’的夸大化，但从总体上看，媒体、网友、普通消费者的举报作用举足轻重，从三聚氰胺牛奶的曝光，到发现‘地沟油’利益链条，再到最近‘药袋苹果’问题浮出水面，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想来，为苹果撑腰的人们并不会认为自己是“把举报人视为麻烦制造者，揪住举报内容的个别失实细节倒打一耙”。对烟台果农来说，他们一定有些遗憾新华社在那篇《“谣言起农民伤”为何一再出现》并没有明确将自己定义为受害者，而是选择浙江余姚、慈溪等地的杨梅作为“躺着中枪”的事例。不过，想来烟台官员是认同那些道理的：“社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既要‘大胆假设’，更要‘小心求证’。农产品一头连着消费者，一头连着农民，如果凭空造出安全问题，给农民造成的将是致命的打击。‘转发即态度’，网络时代，谣言、传言的威力被放大，需要每个人管好自己的鼠标。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子虚乌有的事情被传播几遍以后，大家就可能信以为真。部分网民怀着‘宁可信其有’的心理转发和评论微博，殊不知这小小的举动，可能导致农民辛苦一年的所得付之东流。”根据这篇新华社快评，“谣言起农民伤”现象的背后，“是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食品不安全幻象’。相关部门的调查、辟谣反而‘越帮越忙’，最终谣言、传言占得上风，造成社会恐慌、产业受损、农民遭殃。”

“治本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那么，对需要把今季红富士卖出去的烟台果农们来说，现在先要治标，又该怎么办？他们能等到“微博造谣者流着泪向公众道歉”吗？所幸，随着公众注意力的转移，烟台宣传官员可以把“辟谣”的接力棒交给内蒙古同行了——经过四年以来的反复锤炼，他们已经很有经验。

二、含汞牛奶

那些曾经痛骂中国乳协理事长“孙子公关”的人们不需要再担心自己是不是过于苛刻了，《南方人物周刊》主笔关军也可以在微博上更加理直气壮地要求伊利副总裁与自己对质“奥运牛奶”真相了——昨天傍晚，内蒙古新闻网贴出那家中国乳业巨头的公告，承认“6月12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发现我公司生产的个别全优2、3、4段乳粉参照健康综合指标，产品汞含量有异常……于6月13日开始将2011年11月-2012年5月内生产的全优2、3、4段乳粉全部召回。”

对愤怒的网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麻烦反而成了如何更新咒骂词汇——刚对“中国奶粉质量历史最好”说过一声“呸”，现在又该如何表达自己对食品安全卫生的失望透顶？

但或许也不全是“审丑疲劳”——根据一些媒体从业者的网络抱怨，来自宣传官员的禁令已经下发。而这也可以从今天的媒体报道方式中得到验证，虽然腾讯今晨仍可以将之置于头条，但仅有的那篇稿件就是来自新华社、来自那份伊利公告，评论员们也没有提供什么声讨檄文。搜狐编辑们唯一可以展现技巧的就是推荐一条《官方称伊利很自觉》，在这篇答问中，内蒙古质监局副局长马达通过新华社赞扬，“这件事应该说是企业自觉负起了主体责任，对其生产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出现异常的情况，尽管国内外尚无乳粉中汞含量限量的标准，企业能够主动召回并查验原因，应该给予肯定和支持……我们认为，通过伊利集团这种负责任的行为会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同和信赖，对我区乳制品产业发展也会有积极的影响。”

像《云南信息报》、《都市时报》那样在头版用头条大标题展示“伊利召回汞异常奶粉”的是少数，除了公告内容外，记者们还向民众汇报本地商场下架进展。《京华时报》多写了一段，即由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国际专家组核心成员丁宗一否认“国内外尚无乳粉中汞含量限量的标准”的说法，强调“像汞这样的毒素是本来就不允许存在于婴幼儿奶粉中的，根本没有必要规定限量”。

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南方系全体使用了新华社通稿，倒是第一财经日报决定从公司产业角度切入，提供多篇组合报道，例如《伊利“明星类”产品惹麻烦，国产奶粉再遇信任危机》、《奶粉中含汞可能是生产中污染》等。根据其一财网提供的标题，伊利这次拥有一根“救命稻草”，即奶粉汞含量国标在1998年9月1日实施的新规章中被取消，从0.02mg/Kg变成了无标准。

虽然《人民日报》也在内版发了一条简讯，内蒙古新闻网也在首页贴出两份通稿，但区委机关报还是更需要向本地负责，替代召回公告出现在版面上的是《六部门增兵食品安全保卫战》，北方新报则鼓励自治区监管官员再接再厉，“两年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不值得‘惊喜’”。

三、人还在，钱没了

“单挑”全国媒体，不仅是那些需要维护地方利益的宣传官员们必须要做，对《北京日报》这样的“左派”媒体来说，也是打击西方意识形态及其中国追随者的重要工作。在“七日谈”按例出版的这个星期五，这份首都市委机关报再度高举《中国有信心走自己的人权发展之路》和《中国的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的旗帜，并且，说上一句“理直气壮发现‘最美’歌颂‘最美’”。

“有人担心过头了，别让‘最美’变了味。然而，无论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敬佩与赞美，还是各级部门的表彰与奖励，冲的都不仅是周冲这个人，更是他的行为所体现出的高尚品德。就社会而言，褒奖与弘扬善行美德，营造崇尚厚德、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形成好人好报的社会风尚，下多大气力也不为过”——这句话，应该是说给团中央机关报听的。不过，评论员曹林也没顾上这个，他今天的任务则是与党中央机关报昨日之论商榷，《批判“极端主义”，也要反思现实土壤》：“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触及体制核心的关键改革，来消除滋生极端主义思潮的土壤。”

北京市委机关报——团中央机关报——中共中央机关报，这些看上去都拥有浓重官办色彩的党报，却能够环环相扣公开论争。其实，在互联网媒体“鲶鱼作用”的刺激下，新闻管制者和具体从业者的倾向如今均已多元化，力量对冲使得中国媒体能够为更多意见冲突各自提供麦克风——当然，要排除那些超级禁忌的领域。

只不过，网络论战使得很多人还是更习惯于“贴标签”，所以，他们要惊叹于《北京日报》所辖《北京晚报》前天那个大标题，《人还在，钱没了。延迟退休，你是愿意呢，还是愿意呢？》

于是，这组直指“社会公平”的报道，在今天得到了致敬与效仿。《扬子晚报》引用“明年养老金缺口达18.3万亿”的预测，自问一句“人还在，钱没了，我们会这样吗”；《广州日报》发表作者评论，叹息“最大的悲剧是‘人还在钱没了’”。

事实上，对中国政府意欲延迟退休年龄的民间抗争，在过去一周里从未在舆论场中退散。比起“国进民退”或者“宽松货币政策”这样的财经话题，还是“能不能拿到养老金”更贴近那些“草根屌丝”的民生，愿意站在“平民百姓”立场的市场化媒体向研究者提供大量版面，批评政府此举有违政治伦理、对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底层民众不公，更斥公务员群体从中不当得利。

昨日即有大河报发表《养老金缺口不是劳动者的错》，质问“机关公务员及很多事业单位员工，退休前不用缴纳一分钱的养老金，退休后拿到的反而比企业退休人员高得多。如果他们也必须缴费，如果他们也只拿和企业退休职工一样多的退休金，养老金的亏空还会那么大吗？”而后更宣布，“一群自己根本不用缴费的人，反过来决定那些缴费的人要延迟几年才能拿到养老金，只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无异于慷民众之慨，这是说不过去的。”

至于那些很容易就能观察到网络不满声的门户网站，就更加鲜明地表达立场了。早在上周五刚刚获悉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试探后，搜狐就已设计出养老金亏空图解，结语强调的是“一年的三公消费大概是9000亿，如果用这笔钱来填社保个人账户空账，只需要2年”；网易更制作专题解释“我们为什么对延迟退休说不”：“与‘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不同，还没富裕起来的中国已快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辛苦半辈子的工薪族对养老金需求更为迫切，也对公平问题更加敏感。在与之相关的社保、劳动关系尚未理顺前，冒然延迟退休很可能是压倒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新华每日电讯》正在劝诫“摸清养老金‘家底’，别让数字乱飞”，但《成都商报》今天已允许作者推测那个18.3万亿的养老金缺口数据是专家学者们在为延迟退休年龄的官方政策提供“证明”：“以这种数据来反证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只会激起民众更大的反对”；《新京报》干脆提出“查账”，根据今天这篇见报社评的观点，“养老金政策调整当然可以，但对民众来说，不管政策如何调整，有利还是无利，养老金的账本首先应该让人看明白”；《重庆晨报》则是警告公权力“应该给公众一个说法，别动不动打延迟退休、延迟领取养老金的主意”，文章强调，“如果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只是借新钱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不能保障劳动者养老，那么就应该进行及时修改完善。”

一些民间人士试图在这个僵持时刻给出具体修改方案。《21世纪经济报道》社评昨向国企待遇宣战，指控延迟退休建议“有遮蔽真命题和舍本逐末之嫌”，强调“延迟退休是经济粗放发展模式在社保体系的写真，不会根本上缓解社保支出性贫困压力”，“与期当前与其在延迟退休上大做文章，不如下决心补足国企对社保的历史欠库，并有效推动市场化制度变革，为私人部门提供低交易成本之环境，同时矫枉失范的社保体系，政府基于城镇居民社保和农保等构建公共型的社会保障计划，以满足全民的基本生活诉求。”

今日《南方都市报》上，编辑们除了转摘这篇《与其延迟养老，不如补足国企历史欠库》，更允许唐钧苦口婆心，劝告中国决策者“没必要为了200亿得罪2亿人”，“这笔账怎么算也是亏本生意———影响安定团结啊！”根据这位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的分析，参保农民工的“转移接续”问题更加紧迫，如果这2亿多人退休时因为缴费年限不够，领不到养老金，“又会发生什么呢！”

该报另一位专栏作者傅蔚冈，亦曾在昨天形容“绝大多数中国人在退休8年后就去世”的可能性“太过残忍”、“步伐也太大了，超出了民众的普遍预期和承受能力”，这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提出的办法是，“减少统筹比例，提高个人账户所占的比例——至少应该和统筹账户对半。在统筹部分的投资效率乏善可陈时，过高的统筹规模是对当下人的剥削。同时，个人账户的投资应当更加透明，同时，要允许个人参与对其账户的管理。”

比起个人比例，那个托名“胡释之”的凤凰网答问系列，就更进一步了。虽然也将推迟退休年龄比作政府“单方面毁约”、“一种赖账的考虑”，但他更劝告各位，“个人养老才是最公平的”：“寄托于国家养老，更多就是觉得政府会有个转移收入的过程，因为它带有强制性，它可能会有劫富济贫的效果。通过国家强制养老，我可能能从别人的收入里攫取到一些。会有这样一种“邪恶”的考虑。虽然这其实是一种妄想。”

对人社部官员来说，可能还是《环球时报》更加能够体贴现实困境。这份报纸在周二发表《延迟退休，一个捂不住的现实难题》，承认“最近几天针对这一设想的网络投票结果都是否定性的”，“反对者据分析主要是两大人群，一种是希望早些拿到退休金、自行安排以后生活的普通劳动者。二是担心晚退休者挤占优质工作岗位、从而影响自己前途的年轻人。应当说，他们的愿望和担心都有道理。”

不过，根据胡锡进总编的分析，“这个现实问题是中国上下必须直面的，人保部现在就把它提出来，供全社会充分讨论，承受各种愤怒情绪，我们认为，这样做比捂着问题，用寅吃卯粮、透支子孙的竞争力来讨好公众，是一种更负责任的表现。”文章就此寄语中国人，不要以“欧美最好的福利标准”作为自身参照坐标，“一定要扎根经济发展的现实”：“希望中国弹性延迟退休的计划能够设计得更缜密，也能最终推行得更顺利些，而不像欧洲国家那样伴随大量非理性抗争。中国的体制应有助于公众对国家实际情况的了解，扩大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共识。对一旦推行这一制度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国家也应更有能力予以化解。”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今日头条，人社部再次强调“延迟退休暂无时间表，最快下半年启动调研”。除了引述学者们“尽早决策，小步渐进，逐步到位”的谋略外，记者亦提及那份已有176万参与者的人民网调查，针对“94.5%的人对延迟退休政策表示反对”的数据，官员们的态度是：“网络调查具有一定片面性，上网的人多数比较年轻，某种意义上老人占位子，年轻人压力会很大，网上很难展现出全景的结果，需要对不同行业、单位、层级的人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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