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会把朝鲜最好的展现给中国人看”
《平壤之约》剧照。舞蹈是中朝双方都能满意的一个切口。电影初剪时只用了3分钟“阿里郎”表演，受邀试片的年轻人们嫌短，后来被增加到7分钟。 （《平壤之约》剧组/图）
“由两方共同创作剧本”是《平壤之约》的合拍约定，这看似简单的一条合约，在以后的两年中却耗去了双方大部分精力。最后双方都能接受的故事是“阿里郎”。
“这是朝鲜六十多年来，首部对外合拍影片！”
“这是一部全方位展示今日朝鲜状况的影片！”
在2012年6月16日开幕的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一部名为《平壤之约》的电影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打出这样的宣传语。
“中国也有‘阿里郎’吗？”金基德向南方周末记者发问，提问的原因是，他在韩国听说中国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阿里郎”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息。
2012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有两部关于“阿里郎”的电影，一部是韩国导演金基德的纪录片，另一部是新疆导演拍摄的中朝首度合拍片《平壤之约》。
前者是一个人的“阿里郎”，数年前，金基德患上社交恐惧症，过着隐居生活，他在片中哼唱着“阿里郎”。“理解痛苦，接受痛苦。这就是人生。”金基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后者是一群人的“阿里郎”，也可以说是中国和朝鲜的“阿里郎”。
2009年中朝达成初步合作意向，2010年8月电影报批立项，2011年10月中方摄制组正式赴朝开拍，2012年完成后期面世。这部电影经历三年历程，片名从《血染的照片》到《阿里郎》，再到《平壤之约》，幕后故事一波三折。
李厂长起意
2011年，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接到来自北京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的一个电话。电话内容是：拟邀请该厂导演西尔扎提·牙合甫出任一部中国与朝鲜合拍片的导演。
这个消息传到西尔扎提·牙合甫耳中时，他很惊讶：朝鲜建国六十多年来，从未与国外合拍过电影；而他是新疆导演，此前与朝鲜和朝鲜题材没有任何关系。
西尔扎提飞去北京，除了见中国电影局的领导，也见到这部电影背后的推手、投资方的李水合。李水合曾任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人称“李厂长”。他现在的身份是北京九州中原数字电影院线总经理。
这部合拍片最初以《血染的照片》的片名出现在广电总局网站“立项合拍电影”片单中，其备案单位显示的是：北京九州中原、朝鲜电影委员会对外电影合作社。
西尔扎提也是到了北京才了解到：这部电影完全由中国民间投资与运作，并非官方的“指定动作”，“要求我一定要用商业化的手法来拍”。但是，由于是中朝两国首度合拍电影，中国电影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从剧本把关到主创人员选定，都要过问。也是因此，西尔扎提才被“钦点”。
能够促成中朝跨国合拍，这位李厂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朝鲜人很喜欢中国电影，就像我们当年喜欢朝鲜电影一样。”李水合前后去过朝鲜九次。
2006年，李水合第一次去朝鲜参加平壤国际电影节，当时带去的电影《暖春》夺得电影节组委会奖。
得奖之后，李水合代表山西电影制片厂与朝鲜电影进出口公司签署协议，将《暖春》赠送给当时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
2007年，该片又在平壤人民文化宫举行了盛大的首映礼。此后，山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暖系列”《暖情》、《暖秋》陆续在朝鲜上映。除了电影院，影片还在朝鲜中央电视台播放。
朝鲜人民对部分中国影视剧的熟悉和喜爱几乎和中国同步。
在朝鲜最有名气的中国演员是谁？“刘佳，就是演《任长霞》的演员。”李水合说，朝鲜人近年爱看中国的电视剧《任长霞》、《戈壁母亲》、《暗战》、《潜伏》、《陈赓大将》、《钢铁年代》，以及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2011年他与刘佳去朝鲜，从新义州海关到平壤旅游景点，沿途都有人认出刘佳，“公安局长！”
相比之下，李水合觉得中国人对现在的朝鲜了解太少。“1970年代我们放映过朝鲜的《卖花姑娘》、《永生的战士》、《劳动家庭》、《看不见的战线》等等一系列的电影，但是四十多年来中国观众很少看到朝鲜的电影。”他也认为，《卖花姑娘》那样艺术性颇高的作品仍代表朝鲜电影创作水平的最高峰。
“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个合拍电影呢？”朝鲜电影界“值得信赖”的老朋友李水合开始萌发一个念头。
李水合曾到平壤考察过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和4.25电影制片厂。他介绍，除了这两家重点的故事片厂，再加上儿童电影制片厂、科教电影制片厂等厂，朝鲜每年大致可以生产二十多部胶片电影——朝鲜目前没有应用数字电影技术。所以拍摄电影《平壤之约》，中方制作组带去了数字摄影机、放映机、发电机。通过这次合拍，朝方工作人员也开始接触到数字技术。
“也有其他人要和朝鲜合拍电影。欧洲的国家有的送剧本，有的给他们钱，一个都没有做成。”
向中国观众揭开今日朝鲜的神秘面纱，也把中国元素拿给朝鲜观众看——他有这种预感：这个片子在市场上一定有卖点。
2009年正值中朝建交60年，李水合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赴朝时，正式提出合拍意愿。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表示支持，朝方答应得也“很痛快”。6月，与朝鲜电影委员会对外电影合作社签订初步协议，“协议谈的是大的原则：两方合拍一部电影，由两方来创作剧本。”李水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电影《平壤之约》中展现的朝鲜团体操“阿里郎”，背景板的字幕上写着“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致以最大的敬意”。 （《平壤之约》剧组/图）
只能写“阿里郎”了
“由两方来创作剧本”这一条，看似简单，但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却耗去了双方大部分的精力。
这大概也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波折的剧本之一：中方从外交部到电影局都要进行审查，朝鲜方面也是如此。一点共同要求是：两国必须都通过——光是中国通过不行，朝方不通过也不能做。
除了官方审查，投资方自己也有市场压力。投资以千万计数，怎么回报？必须着重考虑年轻观众的口味。“很多人认为中朝合拍电影只有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可写。”李水合觉得，要用这个题材打动80后、90后，难！
制作双方各自出动人马，中国编剧写，朝鲜编剧参与讨论。第一稿写成“年代片”，讲东北抗日联军里既有中国人，也有朝鲜人。当时一起抗日，后来一起抗美。
这一稿，双方没有达成共识。
继续改。改成一个中国青年去朝鲜寻找其亲人抗美援朝战友的故事。今天找这人问，明天找那人问，像一个纪录片。最后终于找到那个人，展开一段老一代的回忆——李水合认为，电影就成了两张皮：现实占三分之一，过去占三分之二，何苦跑到今天的朝鲜去拍？
中国制作方当时就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故事最好不要再涉及过去。
朝方则反对：没有传统友谊，就没有新一代继承友谊。
几次讨论过后，中方稍作让步：战争记忆只能靠对白交代，不能画面展示，以免“电影风格不统一”。
不寻战友，就寻小孩。第三稿有了新故事：几个中国游客在朝鲜旅游，他们带的小孩跑出了酒店，迷失平壤。两条线同时并进：一条线是朝鲜好人如何照顾这个迷路的中国小孩，另一条线是朝方配合在社会上寻找这个小孩，“就像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一样。”但朝方不同意。“那个孩子到了朝鲜就跑不丢；跑出去了，半个小时就能给你送回来——不像你们中国，一个孩子被人贩子给贩走了，几年都找不回来。”李水合转述说。
剧本悬而难决。朝鲜电影委员会主管剧本的一位主任专程到了北京参与讨论。
“实在不行，就写你们的‘阿里郎’。”李水合当时灵光一现。
2009年，他第一次在朝鲜观看十万人参加、长达九十多分钟的大型团体操文艺演出“阿里郎”，在现场深受震撼。“通过‘阿里郎’展示今日朝鲜，音乐歌舞、朝鲜风光，都要有。”第二稿里的寻人桥段也重被拾起：一位中国女孩在朝鲜拿着照片寻人，寻人过程中看了“阿里郎”。
2012年4月，朝鲜东平壤大剧院，两名朝鲜官方摄影记者用老式的胶片电影机录制节目。包括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4.25 电影制片厂在内的几个制片厂，每年大致可以生产二十多部胶片电影。 （《穿越》 姜晓明/图）
艰难行进
2010年，朝鲜半岛局势一度紧张。3月，“天安舰事件”发生；6月，中朝边境发生枪击事件。枪击事件发生当天，李水合一行4人组成的中方合拍工作组正在朝鲜访问。一些媒体转载当时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网站的消息称，“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60周年，中朝两国的电影工作者将首次合拍电影”。
有关方面的电话打到电影局，问这部电影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厂长是不是和新闻单位说要拍一个抗美援朝的片子？”李水合当即说明情况：是拍现在的中朝友谊，并非抗美援朝。
2010年8月，这部合拍片终于被报批立项。因为寻人照片上面染了血，片名就叫《血染的照片》（此后朝鲜也曾建议改名为《如果没有爱》）。
在寻人与看“阿里郎”的大思路之下，两方剧本创作人员此时的分歧更多集中到了一些细节的设置上。
朝方认为剧本里写朝鲜女邮递员骑自行车失实，“在朝鲜女人不能骑自行车”，删。
中方认为剧本里写中国活雷锋在朝鲜跳水救人的桥段太过俗套。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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